引言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汉、唐帝国曾经如日中天，光照世界。不要说倭国对之顶礼膜拜，就连被西方学者称作“旧大陆心脏”的地中海沿岸又何尝不魂牵梦绕。可是，明清以降，中国却有了近百年的屈辱史，时至今日，西方列强仍想对中国指手划脚。盛衰荣辱，留给后人的不应该只是感慨；继往开来，我们须明白乐极生悲的原因。诚如导师所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吸取。笔者试图回顾中国钢铁业的历史，当然不是卖弄渊博，而是因为中国钢铁业的盛衰与国运的盛衰同步，何为因？何为果？其中关键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钢铁与金银，犹如五谷杂粮与燕窝鱼翅，既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堪同时而比。可是，正象人可以一辈子不吃燕窝鱼翅，五谷杂粮却一日不可或缺一样，人类社会没有金银可能只是少些辉煌，没有钢铁，跨掉的却将是文明的脊梁。即使在钢铁业被称作“夕阳产业”的今天，试问又有哪个大国敢于轻视钢铁工业的基础地位？
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世界冶铁业起源地之一，早在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齐国的铁冶业就已经和制盐业并驾齐驱，成为国家政权赖以巩固的基础。此后，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钢铁业始终执世界之牛耳。可是，自此以后，中国的钢铁业却始终裹足不前，毫无建树。当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我们的铁匠铺里仍在大量打造大刀长矛。落后必然挨打，真是血的教训。为了再振中华雄风，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开始追寻各种各样的强国梦。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钢产量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无疑也是肇始于这种强烈的强国梦。毕竟，贫穷落后的中国急需钢铁的支撑。尽管这场冒进的运动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但是，这场运动也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它在全国播下了钢铁业的种子，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则让这批种子生了根、发了芽、开了花，并最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圆了中国人钢产量赶英超美的旧梦，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也由于钢铁工业的勃兴而更加有力而坚定。
环顾全球，中国无疑已是钢铁大国，不远的将来，也必将成为钢铁强国。在中国钢铁业卧薪尝胆、奋起直追世界先进水平的今天，回顾一下辉煌的过去，总结一番历史的教训，对于增强信心，开启思路，应该是有益而无害吧。
天外来客揭开最初面纱
最早进入人类视野的铁矿物无疑是铁陨石（或简称陨铁），这种不折不扣的天外来客，为人类提供了有关铁的最初知识。
铁陨石主要由铁镍合金组成，一般含镍4～10％，极少数陨铁中的镍含量可以高达60％。陨铁的绝大部分都是可锻的。
有证据表明，石器时代的人们已能够利用陨铁。居住在西格陵兰约克角地区的石器时代的人们，一直用含镍8％左右的陨铁制造工具。在北格陵兰曾发现过一把爱斯基摩人的小刀，由一些装在海象牙上的陨铁片组成。在中国，古代陨铁制品也正在不断被发现。1972年冬，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520±160年），发现了一件铁刃铜钺。全钺残长111mm，阑宽85mm。铁刃宽60mm，在铜外部分已经断失，铜身夹住的部分厚2mm，深10mm。对这件古兵器进行的科学考查表明，“铁刃中没有人工冶铁所含的大量夹杂物，原材料镍含量在6％以上，钴含量在4％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经过锻造和长期风化，铁刃中仍保留有高低镍、钴层状分布”，研究者据此断定，这件铜钺的铁刃系由陨铁制成，而整个铜钺的制作过程是：先将陨铁锻造成薄刃，然后再浇铸青铜柄部。
在我国历代文献中，有关陨铁的记载也可谓不绝如缕。最早记录陨铁堕落现象的是《史记》：“秦献公十七年（公元前368年），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所谓“雨金”是指许多铁陨石同时堕落，也即现代人所谓的“陨石雨”，而栎阳是秦献公的都城，其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其后，唐代樊绰《蛮书》中记载云南南诏王备有“天降铎鞘”。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南番有毒槊……言从天而下，入地丈余”。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某日，沈括在常州宜兴县曾亲见陨铁堕落并作了详细记载：“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此后，在《元史•五行志》中也有一段清楚的记载：“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十一月冬至夜，陕西耀州有星堕于西原，光耀烛地，声如雷鸣者三，化为石，形如斧。一面如铁，一面如锡，削之有屑，击之有声。”
建国以后，许多陨铁实物也已被陆续发现。如1958年在广西南丹发现了早期降落的铁陨石雨，经现场勘查，已发现的十九块南丹铁陨石中，最小者为1.3kg，最重者为1.9吨，含镍量在7％左右。而不知何时落在我国新疆准葛尔地区的一块重约二十吨的铁陨石，则是目前世界上收集到的第三大铁陨石。
以上事实说明，原始民族在早期就已经能够利用天然陨铁。而至迟在商代中期，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水平的锻铁技术，熟悉铁的加工性能，认识铁与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别。显然，中国人对铁的最初认识只能更早。
前贤纵论古代冶铁起源
中国古代冶铁术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
从考古发现看，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西周晚期的虢国墓中，曾发现一把玉首铁短剑，经检验系用块炼铁锻打制成。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按照学术界的习惯，中国冶铁术起源的下限就是西周晚期。那么，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说，中国冶铁术就是起源于西周晚期呢？当然不能，套用郭沫若的话说，这样未免“太保守了”。问题是，中国冶铁术起源的上限又该如何追踪呢？文物不足征，只好借助于文献。
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郭沫若，在冶铁术起源方面也见解不凡。
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一文中，郭沫若写下过这样一段话：“《诗经•秦风》有《驷驖孔阜》一诗，是秦襄公时候的诗。那是在周平王初年，即东、西周之交。据说是马色如铁故名驖，古本也有径作‘鐡’的。这可能是铁字见于可靠文献的开始。”
在《班簋的再发现》一文中，郭沫若对西周早期成王时代（公元前1115－前1078年）的铜器班簋（又名毛伯彝）的铭文进行了研究。这件铜器的腹内有铭文一百九十余字，记载了毛公东征的事迹。其中有如下内容：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望：秉、繁、蜀、巢；……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 人伐东国。”郭沫若认为，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八月初，成王在镐京。甲戌这天，成王命令他的叔父毛伯替代虢城公的职务。成王走出王宫，登高四望，环顾秉（在今江苏北部）、繁（在今河北境内）、蜀（在今四川省）、巢（在今安徽南部）四国。……成王命令毛公率领友邦首领、战车和冶铁工人，征伐东夷。”
郭沫若强调说，“ 人”疑是冶铁工人。“如果可信，可见周初已有铁矿的冶炼和铁器的使用了。这是一项重要的史料，但不敢轻易肯定，留待更多的证据出现。”
《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一文写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其中还有一段话也不容忽视：“四、五年前我在京曾见有带铁的铜兵残件一二件，相传出自殷墟；其物不知何时流入日本，梅原末治据以研究，断论殷代已有铁。（去年底访问日本时，梅原氏向我当面提及，文章尚未见。）但非经科学发掘，是不足凭信的。”
东、西周之交存在铁器已是不争的事实，郭沫若“马色如铁故名驖”无疑已是确论。我们不妨来一下合理引申：既然在东、西周之交的人们已用铁的颜色来喻马，可见铁在当时已不是什么过于稀罕的物品，普通人应该能够见到。由于天然陨铁存世很少，无法设想它会使普通人对铁具有普遍概念，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人工冶铁在当时已有发展。换句话说，冶铁术的起源当然远在东、西周之交之前。因此，郭沫若关于“ 人”的解释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必须认真对待的《禹贡》篇
如果郭沫若“ 人”一说成立，周初已有冶铁便成了定论。问题在于，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学术界无人敢下断语。而在足以为证的《尚书•禹贡》篇面前，学术界（包括郭沫若在内）又始终疑神疑鬼，缺乏足够的魄力，遂致中国冶铁术起源的时间始终在春秋时代徘徊。
《尚书•禹贡》篇中有如下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黄金之美者谓之鏐（鏐同璆）。镂，刚铁，可以刻镂也。”宋朝蔡沈注曰：“铁，柔铁也；镂，刚铁，可以刻镂者也。”很明显，如果《禹贡》篇可信，中国冶铁术起源的时间将划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因为，所谓“柔铁”，非“块炼铁”莫属，所谓“刚铁”，极有可能是“白口铸铁”，正是冶铁术诞生之初的两种主要产品（后文将详加论述）。而贡品中铁在银先，恰好说明在冶铁术刚刚出现时，铁较银少，因而更加珍贵。《禹贡》篇的记述符合逻辑。
学术界为什么不敢相信《禹贡》篇记载的这条史料呢？原因只有一个：据考证，《禹贡》篇成书于战国时代，而在假定为夏代的文化遗址中至今未发现铁器。
这显然不是理由，以此而怀疑《禹贡》篇的可信性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
众所周知，夏代已创出历法《夏小正》，并且传留下来，春秋时期的孔子对之曾极为赞许，应该不是假货。以常识而论，夏代应该已经发明了文字，否则，《夏小正》很难流传。而只要有文字，就会有记载，只不过随着文字的逐渐成熟，语言的不断丰富，历史记载须不断变换文辞而已。就像我们今天需要把古代典籍翻译成现代汉语一样，商朝人、周朝人难道就不能把夏代的文字译成当时的文辞？《禹贡》篇虽成书于战国，记载的必定仍是夏代的史实，尽管可能有些变形。
研究古籍，判定真伪，西汉人肯定比今天的我们权威。而公认为无伪的《史记》的作者，史德与史识都堪称楷模的司马迁，早就认定《禹贡》篇是信史，其《夏本纪》的主要依据就是《禹贡》篇。在《夏本纪》中，司马迁清清楚楚写下的夏朝世系，决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潮中，不要说夏朝，连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商朝都成了问题。直到殷墟甲骨文出土，经王国维研究，发现甲骨卜辞中所见的殷王室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差别只在商初是兄终弟及而非父子相继），《殷本纪》作为历史文献的可靠性才得到了公认。既然《殷本纪》是可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夏本纪》不可靠呢？太史公早就告诉过我们，“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情况还是蛮清楚的。无端怀疑，只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
古梁州位于秦岭以南，包括今陕西、甘肃南部和整个四川省，其南部边界，可能已到达今云南省的滇池。在这个广大地区内，见于古代文献记载的铁矿甚多，古梁州有铁可贡，用不着怀疑。秦汉之际蜀之卓氏、程氏，以铁冶富拟封君，更是极为有力的证据。
还有一点似乎也应提及。现代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北起辽宁，南到湖南，东起山东半岛，西到四川、陕西，解放以后都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这其中就包括楚国的长沙和常德，吴国的江苏六合等处。楚属荆州，吴属扬州，而《禹贡》仅记梁州贡铁，不及荆扬，显然是因为当时只有梁州产铁，他州无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禹贡》篇基本可信，中国冶铁术的起源地应是夏代的梁州。至于至今没有挖到夏代的铁器只是由于当代考古学家运气不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