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让老百姓不满，那么政府满意吗？其实，老百姓看到的主要只是表面的腐败和社会不公，许多一般群众并不十分清楚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正摆在政府的面前。让政府头疼着。
金融危机
一九九三年以来中国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就一直低于百分之三，远远超过了银行自有资本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的国际标准（因为低于百分之八就等于银行已经破产）。也就是说，中国银行在技术上早已经破产了。它之所以没有破产，是因为整个中国政府拿国家的信用在那里支撑。另外，中国的银行的坏账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中国十二大银行，均被国际银行信用评估机构--标准普尔定为风险最高的的高度投机级！以前中国的金融系统相对来说是自我封闭的，因而在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加入WTO后，金融系统开始对外开放，金融的开放意味着以前不可能出现的危机现在都有可能出现了！今年9月20日，世界银行一个国际金融发展调查小组发布一份最新全球金融腐败报告。报告中公布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金融腐败指数，其中，中国以0.62成为世界第一金融腐败大国。！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金融出现危机结果可想而知！
资金外逃与外资依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中国资金外逃现象日益严重。2001年外逃资本百分之一百三十，那一年外资进入中国只有三百六十亿，逃出去的是四百八十亿；如今资本外逃的趋势丝毫未见扭转。根据香港《开放》与《争鸣》杂志报导，我国是继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后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资金外流国家。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很大一部份都是靠外资支撑起来的（2003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贸利润的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经济将不堪设想（当然，外逃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是贪官向国外转移的资产，但这同样对国家经济是巨大的损害）。
能源危机
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曾指出，中国能源需求量2000年至2004年间的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40%。上面已经说过：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将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将依赖进口。那时候中国就会和发达国家发生能源争夺战。所以现在国内的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在2008年前后这个阶段还可以稳定，至于2010年以后会怎样大家都没信心。
失业问题
现在，城市有4000万失业人员，农村有一半劳动力闲置，中国城乡的失业率总计高达21.6%（有的学者估计为28%）。另外，大中专学生的就业率近几年国家一直说要争取达到70%，但实际结果是：有学者说甚至不足50%。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由于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逼近或者已经到了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判断的标准是基尼系数达到0.6），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在这样的高失业率情况下，中国的社会矛盾很可能一触即发。
老百姓不满，政府头疼，改革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地步呢？
网上有一篇介绍上届辽宁人大代表的文章，112人的名单中，政府高级官员占37%，企业董事长占36%，知识界的行政官员占13%，其余主要为民主党派及少数明星。只有4个来自基层的代表，其中三人为基层党总支或党委书记，另外一位是一位工段长，作为公民主体的普通工人、农民，在名单中竟然找不到一个！
一个“工农政权”，为它立法的、决定它命运的代表却基本上全是与工农相对的国家干部、企业老总，以及远离工农的各个领域的明星。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啊！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都成了一小部分强势者的专利，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为了中国崛起的改革最终转变成了为个人谋私利的改革，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现在，老百姓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社会姓社姓资的问题，因为既成的现实是几乎不可能改变了，人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成为一个制度比较合理，社会比较和谐，较少腐败，较少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较小，而且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国家。
然而，现实是让人们失望的。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其实正掩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以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扶强弃弱的政策暂时得到抑制，新的改革路线尚不明朗，有人要退回去，有人要沿着现在的路继续往前走。在一些百姓极为关心也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上，人们正等着政府作出抉择。
首先：腐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政治民主化是遏止腐败的根本出路，那么，未来几年里，中国将继续只在经济体制上改来改去呢，还是与此同时，也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由于决策的非民主化，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明显强势群体化，许多牺牲下层、利益上层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显得非常随意，而且总能顺利通过，另外，官员们执行起来也非常积极。相反，惩治腐败和有利下层的改革措施总是很难出台，即使出台了，也难以执行下去；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即使执行了，也常常是扭曲的，使好事变成坏事。这样，腐败越来越严重、改革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公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所以，政治民主化是惩治腐败的根本之路，也是使改革不走向邪路的有力保证。但是，如果不是迫于强大的来自下层的压力，主动放权的统治者是少之又少的。最近，胡温都公开强调进行政治民主化的决心。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不敢期望过高，但逐步的民主化则是必然的。需要提醒的是，其实，在当前历史转折关头，一定程度的集权也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政策的顺利、快速实施的。不过，这里有个条件，那就是领导人必须是英明的，而且要相对无私；否则，集权绝对有害无益！其实，集权和民主并不总是矛盾的，实施政策时的集权和和对政策执行者的民主监督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常常能相辅相成。可以猜想，在未来几年里，如果经济上不出现大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还会继续，基层的民主化程度有可能加强，但进展将是缓慢的，而且效果将可能不十分理想：脚的冷暖疼痛会影响腿和上半身，但只要脚的问题不十分严重，这影响必定有限，而本质上它是要受它上面的身体部位控制的。
其次，如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使社会矛盾面临激化的危险，那么，政府会着力于减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公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还会继续下去吗？
在中国，“民主”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一些私营企业主的追求，一般下层百姓更关心的是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其实，以现在国家的经济总量，如果政府在发展规划和收入分配上能够保持相对的公正，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大幅度提高。
在刚刚结束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缩小贫富差距成了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全会公报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其实，政府的提法通常总是正确的，但结果主要还要看具体的措施和执行情况。抛开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公、至少还有四大障碍：
其一、农村现在由于人均土地太少，靠种庄稼基本上是挣不了什么钱的，免除农业税和提高粮食价格对农民收入几乎没有多少影响。要想真正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只有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取消户口限制，并根据有无土地制定有差别的全民社会保障；二是提高较偏僻地区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并给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民相当数量的经济补偿，使他们能够在城里买房，鼓励他们进入城市，加快城市化步伐；三是增加农民工工资（同时也提高城里工人的工资）、使农民工享受和城里工人同样的待遇。但是，假如城乡二元体制被取消，农民就能享受跟城里人同等的国民待遇，那么，相对地，城里人的利益就要有所损失，国家从农民那里索取的就会减少，付出的就会加多，这是处于强势的城里人所不愿意的，也是把表面的经济指标作为追求目标的政府难以乐意去做的。所以，虽然城乡壁垒的去除是必然趋势，但短期内却恐怕难以真正实现。而且，由于中国现在外贸的依存度非常大（2004年达到70%），而吸引外资主要靠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如果较大幅度地提高工人待遇和土地价格，就可能影响外资进入，甚至使许多外资撤离，并使中国商品在国外失去竞争力，从而严重影响国内经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力加强自主经济，同时，农民工待遇的提高也会扩大内需。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来，自然又会影响领导们短期的政绩。
其二、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绝大多数最强烈希望的就是摆脱压在他们头上的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但是，中国近些年能够一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是与这新三座大山不无联系的。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去掉了，政府头上虚幻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就可能失去。在自己的面子和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之间，要想让领导们轻松地选择后者恐怕并不那么容易！
其三、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特别重视以GDP的高速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而能使经济短期内较快增长的方法就是“傍大款”，就是依靠发达地区，依靠城市，依靠大量吸引外部现成资本。而为了吸引和维护资本，在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城市和农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各级政府必然偏向前者，必然保护强者（富者）压制弱者（贫者）。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以及现行的干部任命制不改，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和地区）、创造公平社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其四、现在中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已经基本定型，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和富人掌握着绝大部分话语权，决定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即使有比较开明的有利下层的政策出台，要想真正付诸实施恐怕难之又难！
综上所述，虽然下层百姓不太关心政治，但自己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要想依靠上层的仁慈和正直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绝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是幻想。不过，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过于严重必然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动摇政权的稳定，从而危及上层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几年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也有可能得到遏制。现在，政府已经承认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并准备在未来五年内使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这是在减少社会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不过，这个步子还是让人感觉迈得太小了！
再有，对资源和生态的过度破坏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结果，已经严重威胁到以后的发展。那么，经济建设中惊人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会得到控制吗？
由于惊人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已经危及以后的发展，不顾及资源和环境，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观受到广泛指责，最近几年，很多人开始倡导“绿色GDP”。所谓绿色GDP，就是把资源和环境损失因素引入国民核算体系。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福利。显然，这个主张是很好的，但是，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如果绿色GDP核算体系真正建立，国家和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变成负数，那么各级的官员们能答应吗？而且这也必然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影响人心。另外，以绿色ＧＤ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必然会对招商引资以至经济增长产生某种程度的抑制，而今，在持续的GDP高速增长的外表下正掩藏着日益突出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减慢甚至出现停滞，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就可能凸现出来，甚至爆发危机。因此，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上，“绿色GDP”这个词没有出现；不过，“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一再得到强调，说明政府对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将会比以前更加重视，只是不会让这种重视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已。
另外，中国工人工资待遇低下、资源耗费惊人都与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几年内就成了世界工厂。而这世界工厂是建立在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恶劣劳动待遇和对环境生态的牺牲上的。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急功近利的，而且现在也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一方面，它导致工农生活水平低下和资源过度耗费，另一方面它使中国企业长期处在产业结构的下端，很不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且，由于经济上对国外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政治外交上这些年也变得越来越软弱，长此下去，就有从经济到政治都成为别人附庸的可能。
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说：“十一五”时期，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对自主创新的强调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变化，它意味着二十多年来经济上一直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压低本国人民的福利和消费，在贸易保持顺差的情况下，从国外挣得更多的钱），将会被慢慢放弃，建立在独立自主原则上的富民政策将会逐步出台。确实，对外开放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到了该强调对内搞活的时候了。在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会由出口导向型逐步向进口替代型转变，中国将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产业，扩大内需，富民自立。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成为政府内在的一种需要，贫富分化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才有可能建立，生态环境的破坏才有望真正得到改变；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二十多年来一直死气沉沉的科技领域才可能获得复苏，民族工业才有望得到提升；也只有这个转变成功了，崇洋媚外的思潮才可能得到扼制，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才会真正得到加强。
不过，根据“自主创新”这个将“自主”偏重于科技的表述以及我们的现状，这种转变将是非常谨慎的，甚至是试探性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个思想贯彻得好，这个转变将是具有革命性的。
最后，由于近些年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市场化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对市场化、私有化产生了警惕甚至抵制情绪。那么，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还会进行下去吗？
现在，教育、医疗市场化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国企私有化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停止私有化和市场化步伐，这只能说明，政府在私有化和市场化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深刻了，现在的修正和暂时的犹豫不过是在考虑哪些领域应该或者不该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怎样私有化或者市场化才更加合理、更加公正。其实，加入WTO后，市场化已经成了必然的、不能不为的事情。新华社于2005年2月24日播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它表明这届政府对于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道路是肯定和支持的，政府的经济思想仍然是以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主导的。不过，由于前些年极端的市场化政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以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步子显然会迈得更加谨慎。在国企私有化阻力重重的情况下，如今很多人又在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是关系七、八亿农民命运的大事，土地一旦私有化，土地兼并将成为必然。在不能保证大量失地农民充分就业的状况下（这种状况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相信政府是不会贸然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再一次强调“以人为本”，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政府不可能再采取类似下岗失业、教育产业化那样的政策，为了经济增长而去牺牲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为了私有化以及市场化这样一种并不一定就管用的经济理念去牺牲几亿人的生存利益的。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很可能会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即使给农民产权，也会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如今在民间，新左派的力量已经明显占据优势，恰与在上层居于优势地位而今已渐渐失势的主流经济学家形成对立之势。伴随民主化趋势的加强，新左派的影响将可能越来越大。不过，已成趋势的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恐怕是难以扭转的，新左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政府在未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更多地保持公正，更多地重视下层的利益，同时也更多地重视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使改革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本人同意愚蠢小猪的观点：彻底市场化将是中国的灾难（参看《刷盘子与读书》）！
反思中国现状，体会胡温新政，深幸中国已经从前些年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思路中走了出来，并且迈上了一条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利国利民的道路。然而，展望未来，前景并不容乐观：资源耗费和环境破坏已经触目惊心，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可能会使隐藏着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解决资源生态破坏和贫富差距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关键在于转变过去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更偏重自主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机制。但这个转变是蕴藏着极大风险的，而且是要依赖老百姓严重不信任的官员们来执行的。好经还需有心的和尚来念，那么，对“和尚”的监督和裁判也许是现在最敏感，也是国家将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知道，“全面”不“全面”，“协调”不“协调”，能不能“持续”，领导们从简单的GDP数字所显示的政绩中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无数的老百姓的眼睛却能看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