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字眼，那时候，在媒体上，“改革”这个词总是和“春风”这个词连在一起，“改革的春风”在当时听来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自然；那时候，初尝改革成果的老百姓总是希望改革能够进行得快一点，好早一些多多享受春风一样的改革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然而，就在改革似乎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老百姓充满热望并且热切推动的改革却开始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担忧起来，而且这担忧没过多久就转化成了恐惧。正是因为这恐惧，正在进行的重要改革几乎都遭到了越来越广泛而且强烈的非议和抵制，习惯于强制性推行政策的政府也不得不将“改革”的步子急剧放缓下来！蓦然间我们也发现：“改革的春风”这个曾经频繁使用的词组现在竟然在即使习惯唱赞歌的官方媒体中也看不见了！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即使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最近七、八年里，中国经济也一直以平均超过8%的增长率高速发展着！那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为什么人们反而会感到不满呢？
首先，让我们来品味一下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尚占世界总额的5%；经过26年平均每年9.4%、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高速增长之后，到2003年，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量的比例反倒跌至3.9%。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六，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反倒变成了第七（虽然用汇率法比较国与国之间GDP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它能被广泛采用，无论如何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回过头再想一下，9.4%的增长率可信吗？
2003年的国家统计局审查显示：全国85个城市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达98%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帐册应付检查。连朱镕基自己都说，他拿到GDP数字，都得打个八折。
即便如此，中国经济在这些年的增长还是有目共睹、不可抹杀的。但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仅仅单纯的GDP增长就能说明一切吗？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不到4％，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
一位清华退休的老教授发表文章说，中国这30年来资源消耗率，是过去300年的11倍！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大量的伐木挖煤，可能已经透支中国未来200年的资源，并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5年初向媒体披露了一组数据：我国的化学耗氧量（主要是水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我国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我国每1万美元产值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我国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7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即丧失水功能，不可农业用、不可工业用，更不可作饮用水源。专业术语称为“劣五类”）占41%，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1/4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32%，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在5月的《财富》论坛上，潘岳又指出：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将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将依赖进口。另外，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人均可耕地面积由1980年的2亩降到了2003年的1.4亩。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报告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
瑞士达弗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世界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倒数12，居第133位。
根据中科院测算，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很显然，如果算上生态成本，15%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损失减去9.4%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每年的GDP增长实为负值，用那位清华教授的话说，就叫亏本生意。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耗费有限的资源，追求眼前利益而取得的。
另外，中国这些年特别是近些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下了高得惊人的内债和外债。到2002年底时，各种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等加起来，以最低数字计，高达162,826亿人民币。而所有这些都是要将来和后代来承担的，也就是说，中国不但是早早地用本属于子孙的资源，而且是早早地用本属于将来的资金来发展现在的经济的！
这样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呢？如果一个人有良心、有责任感的话，那么，他就不该为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而骄傲，反而应当为如此无所顾忌地吃子孙饭而良心不安！——而且，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强大的根本也并不在于GDP的增长，要知道，三十年代以前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都比现在要大得多！
这些怵目惊心的数字所揭示的中国近些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正是不少有识之士对改革不满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实，这些数字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对改革的不满、抵制绝大多数也不是为此而发；而且，即使人们对这些都了解了，更多的人也不会去关心这些，更不用说为此去忧心了：因为资源、环境毕竟是大家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毕竟还没有到来，而一个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连现在的负担都难以承受、连眼前的困境都难以摆脱的人，还顾得上整体、顾得上将来么？
这里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悖论：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的负担反倒越来越重、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呢？
“房改是要把你口袋掏空；教改是要将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给你提前送终”这首广为流传的民谣以夸张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近些年来几项非常重要的改革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严重影响。让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些数据：
教育：1988年以前大学教育是免费的，1989年开始收费，学费是200元，相对于人均年收入，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已经算很高。十二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到１万元不等，涨幅为25倍到50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按2004年的学费和年平均纯收入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９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４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３５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实际上，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据报道，相对于国民人均收入，中国的大学收费是世界最高的三倍！
1988年前，小学到初中的学费一般是2元到8元，而十几年后，在不停地喊着义务教育的同时，即使在农村，小学收费一年500以上，初中1000以上却已相当普遍！有人以2000年为例做过详细计算，仅仅学生缴的杂费、城乡居民缴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附加费，以及捐集资经费，就比国家各级政府预算内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多出635亿，也就是说，总体上，国家不但在义务教育上（至少在农村）一分钱没花，反倒赚了一大笔（当然都让官员们拿去了。这还不包括义务教育经费被挪用，挤用，占用部分，以及城市捐集资经费、择校费等）！
另外，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
医疗：20年来，工资上扬了10-20倍，而医药费用的上涨幅度则在100-200倍！据调查，中国“贫困农民”中有40%以上是由于生病、又遭遇高昂的医疗费而“返贫”的。调查发现：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达29.6%。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位
据了解，中国在公共卫生支出方面属于世界最低一档，非洲最穷的国家都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高出一倍。
现在，曾经在中国被消灭的许多传染性疾病如血吸虫病等，在不少地方又死灰复燃。
住房：目前中国90%的城市居民都买不起房或者需要高负债买房。月收入两千，在全国应当算不错了吧？但是如果买100平方商品房，在大中城市不吃不喝也需要20多年！到2004年时，全国为普通工薪阶层所建的“经济适用房”在商品住宅的投资中竟然只占5-7%，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房基本上就是为少数富人们所建的！房地产商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就是国家或者全民，自己则从高价房中牟取暴利。而且，在地产开发中，官商勾结，强行拆迁、强占土地的事情屡见不鲜。房地产业是如今中国第一大暴利产业，仅仅在北京，平均两天就会产生一个房地产界亿万富翁！
原本刚刚起步、却也相当健全的福利保障制度经过改革之后，现在已经基本解体，而新近改革的贡献就是带来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除此之外，国企改革，通过改制将企业以特低价卖给个人，使少数人一夜暴富，却让5000万无辜的工人遭遇被强行下岗、然后许多人又迅速沦为依靠微薄的最低生活保障生活的失业者的命运（许多失业人员还根本就领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税制改革，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税负最重的国家，而且，沉重的税负主要落在了工薪阶层的头上，这样，在其他国家本来用来“劫富济贫”的税收，在中国却成了“劫贫济富”的手段！股市改革，变成了背后操纵股市的银行、国企以及各级权贵圈钱的一种手段：中国股市市值从01年的1.7万亿元缩成05年的7000亿元，1万亿元的市值人间蒸发。据国内财经网站的股民调查显示，2001-2005年4年以来，在沪深股市开户的7000万股民中，有超过94%的人亏损一半以上。再看看电力改革的结果：仅仅三年时间，电荒出现了、电价上升了、五大电力集团已经有两家亏损了，电力改革中资产流失了。于是又有了“电改是要让百姓重新去点煤油灯”的说法。
不能说进行这些改革的初衷不好，但总体上，这些改革实质上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性质：尽可能多地从老百姓身上取得更多的钱，以此来维持经济的表面繁荣。看病、念书、买房没钱吗？那就去借；借还不够咋办？那就到银行去贷。总之，不但要让你把现在的钱尽可能多地掏出来，还要迫使你连将来的钱都拿出来！——似乎很诱人的GDP的增长，就这样不但是建立在牺牲国家将来利益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牺牲个人将来利益的基础上的！
老百姓支持改革，是希望改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然而，当改革给他们带来的是种种难以承受的负担、是今不如昔的生存处境时候，他们还会支持、拥护改革吗？老实说，近十年来，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降低了；有数千万的人实际上变得更加贫困了；大多数人的收入虽然有一点点提高，但各种负担却成倍成倍地增加了；昔日的安全感没有了；上亿的农民外出打工，备受歧视，备尝艰辛，备历讨薪的伤心，而且家人长年不能团聚，夫妻分居，老人得不到孝敬，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爱、照看和教育；另外，还有无数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做一些下贱的工作服侍那些富人，没有人格和尊严，本质上与奴隶无异！更可怕的是，每年有上万民工死于各种矿难，在其他行业更有无数的民工在打工中受伤、致残甚至死亡。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实质上不能不说是降低了！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披露：中国2003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据《纽约时报》报导，2004年中国共发生6万起抗议示威。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
然而事实上，对改革的不满不仅仅表现在作为近些年改革代价的主要承担者的社会的底层，而且也广泛存在于大体上可以称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中上阶层。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中国过去的改革基本上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在经济改革中富裕起来的人们并不满足于物质的富足，他们还希望有更自由的言论、更多、更大的政治权利，因此，他们对当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很不满意；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上的不合理以及与之有关的极严重的腐败现象，或者由于近些年在改革决策中的不少重大失误，以及由之引起的种种不公和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有社会责任感、富于良知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们强烈希望消除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纠正甚至停止正在进行的许多错误的、将可能遗患无穷的不公正的改革措施。
腐败：2003年，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的报告指出，最保守地估计，腐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三到五，最多可能达到GDP的百分之十五。另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基层政府中有90％的官员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腐败活动。社科院李志宁研究发现，2002年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比全国工资总额还要多出将近一倍半。显然，其中的一大部分便是腐败的非法所得。
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6705件，结案16659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08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66人、厅（局）级干部431人、省（部）级干部16人。
那么，实际查处的权力腐败有多少呢？
国土资源部披露：2004年全国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比例是千分之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是万分之五点六，百分九十九以上的人逃脱了党纪政纪处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的人逃脱了刑事责任，基本上达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了！——由一斑可窥全豹，其他就不必说了！
腐败是许多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也是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表现！
教育不公：1、以2002年为例，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居住）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2、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艺术学校，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因为学费或者其他种种因素大多无缘其中。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在大学里由原来的60%-70%降到了现在的30%左右。3、农民工子弟在城市读书要交高昂的借读费。4、东部和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20%的人享受80%的教育资源，严重忽视西部贫穷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3、重视大学教育、重点教育，轻视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7、高考录取分数线北京地区比其他有些地区低100多分。8、教育腐败严重，权、钱、关系大行其道，使弱势者遭遇更直接的不公。
医疗卫生不公：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80%的卫生事业费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新增卫生经费农村仅占14%，其中专项事业费又只占1.3%。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享受医疗保障的人只占15%，而85%的人得不到医疗保障。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医疗保障。另外，干部的公费医疗和普通百姓的高价自费医疗形成鲜明对照。高昂的医疗、医药费用使一般百姓望而却步，医疗显然已经成了富人的俱乐部！
收入分配不公：中国民工以强度比一般工人大得多的劳动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如果能算是奇迹的话，从根本上说也主要是民工创造的，即使是那些所谓精英也承认这一点。），而其工资待遇和生活保障却比一般城市工人差很多很多；与之相对，在知识分子扎堆的领域，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政府服务等，养尊处优者居多，付出的很少，得到的过多，享受了现行政策太多的偏爱。
城市有各种社会保障，如公费或部分公费医疗、中小学教育补贴、养老金、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而所有这些，在农村都基本上没有！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里的占有比例不超过4%。而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却是每年GDP的至少60%（有文章说仅仅民工就创造了中国GDP的70%）！
再看看工人的工资。美国从1930年到2002年，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平均65％－70％的水平，而我国呢，1978年城乡工资合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其后一直慢慢滑落，到2001年城乡工资合计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仅为19％，另外81％完全成了资本所得。据李志宁计算，2002年和2003年，工资总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世界上最低的。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同行的1/20，日本同行的1/24。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日本，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对工人的剥夺、对资本的偏向竟到了如此地步！
但就在工资占GNP或GDP比重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2004年，作为调节居民收入的税收，65%来自工薪阶层），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曾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而与此同时，“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全世界是最轻的”（《环球时报》2005年8月5日）。
还有，银行也是劫贫济富的。它总是把穷人的钱收集起来借给富人，让富人占有更多的致富资源。
如今在中国，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与之相对，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博士生透露，不久前曾有几位专家做过相关调查，这项未公开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数）可能超过0.6（国家公布的数字是0.465，但这里没有计算城市居民比全国工资高出一倍多的灰色收入）。大家知道0.4是国际警戒线。这表明中国现在已经属于明显贫富悬殊的国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是0.2。
立法不公：1、第八、第九、第十届人代会代表组成：总体上官员占70%，工人占10%，解放军占9%，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民仅占8%，而且这些工人、农民代表也基本上是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工人、农民。
最近一些年，还出现了不少充满歧视的法律，譬如农民工劳动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按《劳动法》来办，而是制定有关于农民工的特殊法律；再譬如更加露骨的交通法中在赔偿金问题上对于城市人和农村人相差悬殊的区别对待；再有暂住证方面的法规；等等等等。
另外，我国在日益市场化的过程中，土地、劳动力的非市场化，使一大批国内外资本家和有关权力部门发了大财，却使处在社会底层的数亿农民、农民工利益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侵犯和盘剥。
司法、执法不公：上面所举国土资源部查处的案件中，一年查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只有万分之五点六例被追究刑事责任。至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在农民工待遇和付酬方面，要找出一个不违法的恐怕都难之又难。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保守的估计在1500亿人民币以上。同时，农民工因为追讨欠薪被打伤、打残的事频见报端，最后却总不见关于行凶者被绳之以法的任何报道！强势者（包括执法者）违法的事件多得已经让人感觉正常得几乎不算违法了，而违法者（当违法者是强势者时）受到司法惩处之少都让人为这种惩处感到惊讶了！律师制度的实行、司法的不公使法律已经越来越成了为权贵和富人服务的工具。现在，打手吃香，黑社会猖獗，一方面是富人和强势者无视法律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正是法律不可依赖，个人只好自行其法的明证！
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公：“东部象欧洲，西部象非洲；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这句揭示中国地区发展不公的话大家应当已经耳熟能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90年代以后，东西部差距整体上逐年拉大，城乡差距也逐年拉大（85年以前例外）。人均GDP最高的省（不包括直辖市）和人均GDP最低的省之间的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3.52∶1扩大为2002年的5.43∶1；1985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85∶1，到2003年时达到3.23∶1，如果算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来自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
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而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就是大部分增值税要被产品制造地的政府所征收；而在产品销售地的政府，则只能收到少量零售环节的增值税。这显然是一个使富裕地区更加富裕，使贫穷地区更加贫穷的税收制度。
最近十几年来，农村的发展是一直让位于城市的发展的，政策上受到种种限制，农用物资价格不断上涨，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城市的豪华建设、奢侈消费让人惊叹，而许多地方的农村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校舍，许多地方的人温饱还得不到解决！
目前，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以牺牲落后地区的环境为代价的。
国企改革和农村政策中出现的不公：从砸‘三铁’”、搞承包，到厂长负责制，再到厂长私人支配制，以至于最后搞转制再将大批企业贱价卖给私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企业主人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权益不断丧失，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相关实权人物却不断从中获益，大量的国有资产进入了私人腰包。类似地，在面临征地时，作为土地主人的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了任何决定权，征地成了相关官员们牺牲农民利益为自己发财致富的捷径。
国有财产是属于全民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极其有限。
在国有资产（主要是国企）的私有化中，与东欧很多国家将国有资产平分给每一个公民相比，中国的做法也是很不公平的。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
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公。所有这些不公，综合起来，大体上可以概括为：重富轻贫，扶强弃弱。当然，有人要说了：政府一直致力于扶贫工作，一直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正是不公平的政策和法规，造成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不减倒增的现象（去年贫困人口又增加了80万），造成了在法律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却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假如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和城市一样的财力和政策支持，假如农村教育投入能跟城市大体持平，假如没有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哪里还需要什么“扶贫工程”、“希望工程”呢？剥夺了本该享受的根本好处，从另一渠道给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反倒成了恩惠么？当然，国家发展应当有个偏重，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当这种“偏”发展到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国民贫富差距世界罕见的时候，这种“偏”还合理么？还有价值么？
由于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混乱，道德沦丧，人情冷漠。近十几年来，科技成果少得可怜，思想文化领域一片废墟，娼妓盛行、毒品泛滥，假冒伪劣（包括人）大行其道。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１０％。去年审结的爆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就有228174件。另据《中国日报》报道，在中国每分钟就有4个人自杀。世界上42%的自杀发生在中国。——所有这些改革的副产品也是人们对近阶段改革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