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摘要]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关键词]经济思想；中日比较；实学；石门心学；颜李学派；经济伦理
*此课题获得The Sumitomo Foundation“亚洲各国日本关联研究助成”，特致谢忱。
四、“四民平等”观与“工商皆本”论
本文以上就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和学理分析，尤其对商品经济是经济形态演进和社会历史转型的关键进行了六个方面的阐述，以论证开展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意义；进而阐述了石门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与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以及清初实学的时代特征与经济思想传承。下面就日本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商品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论点作一具体的比较研究。
从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及其经济伦理的传承发展中，不难看出作为“道德性实践之实学”的石门心学，的确是江户时代中期“町人之哲学”的典型代表，其经济思想反映了从武士社会的实物经济向商业社会的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特征。当时，社会的突出矛盾是武士的经济基础虽然动摇，但其社会地位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担负商品货币经济重要角色的町人，却依旧处于社会下层；那时的经济思想和伦理观念中，“町人无用论”或“重本抑末说”都还有其位置。如何认识商品货币经济及其发展，怎样看待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尤其是对以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町人”的社会职能持何种态度，成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商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集中体现为“四民平等”与“工商皆本”等论点的提出。
我们知道，研究中国或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学者，都很重视当时的思想家如何看待各行业的社会分工，特别是到了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的认识，成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以往的经济史学研究，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瓦解“封建经济”和步入近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但对于肯定“末业”、强调“四业皆本”、力倡“四民平等”等论点为什么会如此重要，似乎未能作出进一步的学理阐释，这也是笔者多年的困惑。通过本研究，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解说。
如前所述，从江户时代代表町人利益与要求的思想文献中，可以看到较为突出的是肯定町人自身的社会价值、否定身份等级尊卑和要求各行业从业者人格及地位平等的内容。如伊藤仁斋、井原西鹤、西川如见等代表町人对身份等级尊卑发起挑战，这些正是在石田梅岩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诠释。梅岩力主肯定町人的社会存在和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职分”平等，力求为町人争得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要肯定“四民平等”，首先要证明町人的职业价值、社会功能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予其赢利以“经济合理主义”的阐释。除了社会职业以外，还要从道德层面肯定町人并不低贱，也不是像主张“抑末”者所说的那样奢侈或败坏社会风气。肯定町人的社会职能，阐发“四民平等”观，在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中是很典型的，并上升到一定的哲理性、系统性层面，比较突出的论点集中于梅岩的《都鄙问答》和《齐家论》中，这也是心学经济思想的根基性文献，并为石门后学所遵循阐扬①。
在《都鄙问答》卷之一中，石田梅岩首先肯定商业的社会功能，从而论证商人应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他提出“若云商人之其始，自古以其有余易彼不足，以互通有无为本也”。所谓“以其有余易彼不足”，正是肯定商业社会功能的简洁概述；但要注意的是，梅岩强调这种“互通有无”的职业在社会分工中是“本”，而不是“末”。这就既肯定了商业的作用，又强调了其重要地位。进而，在该书卷之二中，作者论述了“若无买卖，则买方无着卖方难售。苟如此，则商人无以渡世则改业而为农或工；若商人皆为农、为工，天下无流通财宝者，则万民陷入难境”。亦即商业与农业、工业同样重要，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业。论证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之后，从业之人的社会地位就应顺理成章地得到肯定。于是，梅岩继续阐述：“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商工，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存立?”这有些孟子“恒产恒心论”的味道。
石田梅岩认为社会各行业都有自己的“职分”以及相应的“产业”，这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士农工商都是“君”之“臣”，也都该得到其应得的收益，特别提出“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这样一来，尊贵的武士与被视为低贱的商人就成为“相同”的了。梅岩进一步指出：“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其无道，厌恶商人而拒绝与之交哉!何以专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理直气壮地争取商人的生存地位，并搬出圣人之言作为其论点依据，说：“孟子亦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梅岩为建构“商业有用论”和“四民平等”观，援用孟子的许民置产和“道，一也”之论，阐明商人谋利的正当性和四民业异而道同的平等观。
在《齐家论》下里，石田梅岩再次引经据典重申他的论点，说：“《大学》所谓白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同为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这就不仅仅是说四民“职分”平等，而且上升到道德修养层面，提出工商业者与其他人没有高低之别。“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然会通于一理。故士之道通于农工商，农工商之道亦通于士，焉能按照四民之别各说其俭约之理?……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很清楚，既然万民都是“天之子”，都是平等的，各行各业虽然职分不同，但遵从的道理却不能因职业差异而有别。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平等的不同职业呢?石田梅岩屡屡强调，“士农工商，各得尽心于己业”，职业的分工是“天命”，“不知己分”就有可能“难逃天罚”。《都鄙问答》卷之一有“合天命乃得福”之说；《石田先生语录·补遗》记述其主张“安天命”，说“为商人者，乃天命之所为”。在他看来，世上有四民之分很自然，就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石田先生语录》卷九记述他曾说：“形色乃天性也，有形就有则。如同松绿、花红一样，侍者为侍者，农人则农人，商卖即买卖人，若不安职分则有违天命。”士农工商就是天命的职分，如狗看门、鸡打鸣一样，连禽兽都能知己职，何况人?“不知职分，禽兽不如”，这是梅岩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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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田梅岩的《都鄙问答》和《齐家论》收入泷本诚一编《日本经济大典》第13卷，明治文献1967年出版，本文引用以上文献均出于此。有关石门心学的文献，主要还有《日本思想大系》42《石门心学》，岩波书店1971年版；《石田梅岩全集》(上、下卷)，清文堂1956年初版、1972年改订再版。《石田先生语录》、《石田先生事迹》均收入全集，不另注。
由此，很容易联想起马克斯。韦伯在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反复强调的“天职观念”。他提出，欧洲建立在新教“天职观念”基础上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且加尔文教徒的天职观念还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劳动精神。新教伦理使物质(资本主义的制度性)与精神(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故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①。梅岩的“天命职分”说蕴涵韦伯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意义。
笔者注意到当时町人肯定自身的社会价值，对于町人的正当生存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有益；而否定身份等级尊卑要求平等的思想，推动了近代化的平等性“国民意识”的逐步形成。需要注意的是，石田梅岩倡导的“四民平等”观，是立足于“町人”的立场，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与社会地位进行的阐释。其不仅希望社会对町人及其职分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求商人必须了解自己的“天职”，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分。这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确认町人自身的主体性，肯定商业利益的正当化，唤起商人意识的自觉性，阐释町人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意识——这样的“商人精神”对于步人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中国清初实学的情形如何呢?
前述清初实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在南方是“三大启蒙思想家”，北方则是“颜李学派”。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很受重视，也往往被视为当时商品经济思想最典型的论点，有必要重点研究。
黄宗羲是被阉党诬陷致死的东林党人黄尊素之子。其学承晚明大家刘宗周，远宗心学大师王阳明，成就清代浙东学派。其曾坚持抗清数载，败后遂专意讲学潜心著述。曾开讲“甬上证人书院”，讲究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很有影响。据全祖望所撰神道碑文说：“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在其家乡余姚被称为“四先贤”之一②。他治学广博著述弘富达一百二十余种，涉及史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文字学诸领域，主要著作《明儒学案》、《明文海》、《南雷文案》、《南雷文定》、《留书》、《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分析历史弊端，提出治国建议。此书有“经世大政”之称，顾炎武感叹此“三代之治可复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也较多地集中于此。一般说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他的“工商皆本”论，甚至他在此书“田制三”中总结出的历代赋税征收不断增加的规律性概述即所谓“黄宗羲定律”③，还得到抓“三农问题”的温家宝总理的重视，决心减轻农民负担，走出此定律之“怪圈”。但是，黄宗羲与石田梅岩一样强调“职分”，却不多为人所注意。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他强调的不是百姓而是君主的“职分”，这与石田梅岩不一样，也正是中国士大夫同日本町人思想家的差别所在。前者建议、指陈、劝诫的对象或目标往往是执政者，而后者重在町人自身的自觉自律。黄宗羲把君主的职分看得很重，认为君主失职天下就会争乱，“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颠倒了“为君之职分”天下就会不得安宁。在他看来，君之“职分”应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为天下”，反之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能够为害天下，这是由君的职分决定的。指出“君为害天下”历来被认为是启蒙思想家杰出的思想。此外，他还主张臣的职分也不应该只“为君”，而应“为万民”，这就是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中所说的“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与臣虽各有其职分，但两者集中到“为天下”、“为万民”的基点上则又是一样的。君臣尚且如此，社会各行业就更应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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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参见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王荣芬译《儒教与道教》(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此据J．C．B．Mohr(Paul Siebeck)Tǔbingen1920年版译；另外，中译本还有洪天富依据上述出版社1978年版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若要深入理解韦伯论点，可参考其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尽管此书的译文有些微辞。笔者对韦伯进行过一些相关研究，并重点考察其社会经济学与中国问题，请参考拙作《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即出)。
②即汉代高士严光、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中日文化交流先驱朱舜水和黄宗羲。
③黄宗羲总结出历代赋税征收有三害：“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而且税制改革，改一次加重一次，积重难返。对此，先后有王家范、谢天佑、秦晖等学者进行过研究论述，并列出该定律的公式bn＝a+nx，其中bn：指新税额，a：指原始税额，n：指改制次数，x：指杂派。
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黄宗羲提出了他的“工商皆本”论。他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历来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工商皆本”论。实际上，黄宗羲依据日用品与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划分本末的思想也非独创，东汉的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就提出“致用”之工和“通货”之商都是工商业中的“本业”，即各行业各有本末之说，但这还没有根本否定“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赵靖认为黄宗羲与王符的“各行业各有本末之说”有不同，王符只是说“工商有本”，而黄宗羲却是说“工商皆本”，“前者只是个偏称，后者却基本是个全称或一般性命题。”[1](p209)
据笔者研究，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宋代，明清时代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自宋代肇端的[2]。前述宋代浙东学派的叶适及其弟子陈耆卿不仅从概念上批判“重本抑末”，而且明确提出“四业皆本”，早于黄宗羲近六百年。另外，宋人思想到明代也有继承发展，如明代姚舜牧在《药言》中说：“人须各务一职业，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为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于祸患。”东林名士赵南星则旗帜鲜明地把工商业视为本业，他在《寿仰西雷翁七十序》中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他在《贺李汝立应科举序》中指出，“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其本业然也”。赵南星的上述文献收入《赵忠毅公文集》。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撰《节庵方公墓表》(《阳明全书》卷二十五)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国之所及者而业焉。……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与此似曾相识的是石田梅岩援用孟子“道，一也”之论阐明的“四民业异而道同”。
再来看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顾炎武在清初学术发展过程中是开一代风气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一生着意探讨国家治乱兴衰之道，认为民众也应关注天下兴亡，倡言“匹夫有责”。他不仅致力经世致用之实学，而且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就是“有得即录”抄撮而成的，其《日知录》也是重要典籍。另据章太炎《文录外编·顾亭林轶事》以及徐珂的《清稗类钞》等，都说顾炎武曾参与制定山西票号的制度规定。
然而，顾炎武的商品经济思想谈不上有太多新见，如在其《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他虽然没有对工商业有特殊的肯定，却对“游士”很不以为然。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八中，顾炎武就官府施行的课盐政策发表意见指出，“两淮岁课百余万，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出，出于灶也。……商收其余盐，得银易粟以糊其口，若商不得利，则徙业海上……且商人皇皇求利，今令破家析产，备受窘困，富者以贫，贫者以死。”这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客观认识，同时反对商业干涉政策，认为商人受损失会使社会贫困化。
对于士农工商如何看的问题，北方的颜李学派虽然不同于身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南方思想家，却也有一些独特的思想观点。该学派以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首倡于颜元，大成于李塨，王源也很有贡献。颜元绝意仕进，以教学终老乡里，一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力倡实学、实习、实用，以学习、躬行、经济，为“吾儒本业也”，强调“习行经济”之学，为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述有《存治》、《存性》、《存学》、《存人》，史称《四存编》；另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与门人所辑《习斋记馀》等。颜元去世后，其弟子李墘光大其事业。李添自二十一岁起以父命从学于颜元，认为“不传其学，是自弃天矣”，以昌明此学为己任。他曾中举并游学江南，又任知府幕僚和通州学政，旋即辞官归乡。主要著作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瘳忘编》等。有关社会行业问题，颜元《存人编》卷一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劳”的论述；《存学编》卷四谈到“士农工商罔敢愆于职中、逸于职外者，惟吾上是神是严也”。这是主张应当严格履行四业之职分，但他这方面的意见并不很多，而最值得重视的是王源。
王源少年时“喜任侠谈兵”，曾从学于魏禧受到实学影响，曾中举，后为徐乾学幕僚，与名士万斯同、阎若璩、刘献廷等游，结识李塨之后，服膺颜元之学，五十六岁拜师颜元门下。他晚年受聘淮安知府幕，卒于此。其著作《兵法要略》、《平书》等均佚，传世有《居业堂文集》。王源在五十岁前后写出《平书》十篇，即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备、财用、河淮、刑罚、礼乐。后送李塨商订，李塨将意见附于各篇之后，此即《平书订》。王源在《居业堂文集》卷十二《平书序》中阐明：“平书者，平天下之书也。”其著书目的是“要使民生遂……国日富。”在卷八《与毛河右先生书》中，他自称“源以燕市狂徒……程朱陆王门户之学不讲，独从事于经济文章，期有用于世”。
《平书》卷首为“分民”，即划分社会行业。王源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新分为“士、农、军、商、工”五种，“士食于官，农、军授之田，商、工食其力，工半食于官”。当时兵农分离，“军”为独立职业；“商”的作用较“工”更重要，从而排在其之前，这都是商品经济时代发展的结果，流通开始比生产更受重视。但李塨与之有不同，他在《平书订》)卷一中说：“古称四民，《公羊传》曰‘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通财货曰商。’军即在农内，无所谓五民也。……古四民，工居三，商末之。盖士赞相天地之全者也；农助天地以生衣食者也；工虽不及农所生之大，而天下货物非工无以发之、成之，是亦助天地也；若商，则无能为天地生财，但转移耳，其功固不上于工矣。况工为人役，易流卑贱；商牟厚利，易长骄亢，先王抑之处末，甚有见也。今分民而列商于工上，不可。”可见两人看法不同，李添尽管也认识到各业的社会价值，但不同意提高“商”的地位，也还坚持兵农合一，他还说：“《平书》大端皆与谬见合，独此一端少参差。”
王源还主张设立管理商业的“大司均”，居六卿之位。在《平书订》卷十一中他提出，“置大司均以备六卿。货财者，与食并重者也，乌可置之六卿之外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为此后清廷设立商部作准备。管理并非干预，王源在提出加强商业管理同时，积极反对官府干预，他说：“今之所恃征商者，榷关耳，官吏如虎狼，搜及丝忽之物而无所遗，商旅之困惫已极。”榷关相当于杀人越货，极大地影响了商业的正常经营，王源要求“宜尽撤之，以苏天下而通其往来”。王源还设计一套新税制保护商人利益，按照商人资本额估算的盈利额征收商税，“仅足本者则免其税”，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促进商业发展。具体做法是：“分商为九等，本不足百贯者为散商，弛其税；行商不足五十贯者，亦弛其税。”以所得税制代替榷关制是近代所得税制的思想先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源著名的“本宜重，末亦不可轻”之说，也在《平书订》卷十一中，他指出：“重本抑末之说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这种“本末并重”之说与其“货财与食并重”是一致的。王源并不是像浙东学派那样在“重本抑末”概念上下工夫，而是在不触动本末论的前提下，增添其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商业与商人地位的实质内容，这与他所处的区域经济状况和地域文化特征分不开。王源还坚持商人与士大夫没有身份之高低，并发展了允许商人入仕途的思想。他说：“夫商贾之不齿于士大夫，所从来远矣。使其可附于缙绅也。人资为郎且求之不得，又肯故漏其税而不得出身以为荣哉!”他主张提高商人地位，按照资产分为九等，建议将纳税二千四百贯以上者分别给予九品至五品冠带，以此鼓励纳税。李塨对此并不赞成，认为这是“为财货起见”，他提出“商贾实不可重”，认为历朝历代“贵布帛，贱淫技，重农民，抑商贾，以隆教养，先王之良法远虑，不可不考行也”。这反映了颜李学派内部的思想分歧。胡寄窗指出：“仅就王源的这一些经济思想来说，明末清初的诸启蒙思想家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拟。”[3](p551)的确，与大体同时代的日本相比，王源的思想也是先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