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李约瑟问题的一种新解释

所谓李约瑟问题，就是指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广泛研究，在探讨过程中他们给出了许多种解释。本文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在中国历史开始起步的时候，由于制度安排的偏差，就已埋下了中西文明注定要分岔的种子，这个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国土地继承制度（这里指广义制度）中的诸子均分制，这项独特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从而锁定了中国历史的大致趋势。下面谈谈作者的理由。

一

土地继承中的诸子均分制是在我国历史的初期形成的一种传统，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法律强化，其含义主要是指“地产继承实行诸子均分而非由长子独自继承。一般情况下，无论是贵族或平民，嫡长子在土地财产的继承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权。”[1]并且地产也具有运动的、非垄断的性质，土地可自由买卖。与此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地产继承是长子继承制，即土地作为遗产只能由长子继承，不是由诸子均分。并且地产具有非运动的，即“安定的垄断”[2]的性质，也即土地在法律规定上是不可以买卖的。诸子均分的土地继承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1、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继承制度安排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关键变量。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都有自己的核心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会成为核心要素，知识的性质将会决定未来知识社会的性质。而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始终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任何一项关于土地的制度安排都将事关全局，对社会影响巨大。所以寻找中国历史变革的因素，就不能离开对土地制度变革的研究；否则只能是舍本求末。而土地的继承制度又是一项具有遗传和放大效应的土地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诸子均分制应是找出李约瑟问题正确答案的一个切入点。

2、土地继承的诸子均分制是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持续影响的一项制度安排。据考证，早在战国时，就已有这种制度。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制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3]到了汉代，兄弟分财异居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汉代一般平民的家庭结构，以父母妻子三代人和夫妻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为主要形式，这与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原则有密切联系。这种诸子均分的土地继承制度可以说是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贯穿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断得到强化和贯彻。如唐代法律就明文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宋刑统》照抄并详解了这则令文。到了明代又进一步规定：“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所生，止以子数均分”，《大清律例》的条文也与之相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进行了人民公社化改造，但这只是一个时间很短的插曲；目前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其土地继承的原则仍是体现了诸子均分制精神的，即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对于家庭财产的分配都有同等的权利。所以，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制度安排，但没有任何一项制度安排能从古至今以一贯之的方式坚持下来，唯诸子均分制例外。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在寻找影响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原因时就不能不涉及诸子均分制。

3、诸子均分制的土地继承制度是引致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结构的直接制度根源。诸子均分的直接结果是土地越来越细碎化。晁错说：“今农户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4]这是汉初典型的个体小家庭。这种家庭的诸子成年以后，如果分家，则每家的地产就必然要少于百亩。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提供了一份景帝时期局部地区农民占有土地状况的珍贵资料。[5]廪簿所记25户，能田者69人，人口105上下。土地共617亩，户均土地24.68亩。土地最多的一户才有田54亩，最小的则只有田8亩。多数的户，占有土地约20亩或30亩。从郑里廪簿的记录看来，农户的土地比晁错所说的一家百亩要少得多。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土地面积通过垦殖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地产的不断均分，使得土地经营规模的总趋势是越来越细小化。到了清代，中国人均土地不足2亩；而目前，我国人均土地才1亩左右。这种土地不断细小的结果，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从而也使中国农业不可能走上西方农牧混合经营的路子。有些学者认为西欧的农牧混合结构与东方尤其中国的单一农业结构的不同，是造成中西发展道路不同的根本原因。如自然科学工作者陈平教授认为，在工业革命前的游牧业、农业和农牧业三种经济结构中，只有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具有适当的稳定性和进化度，给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具有这样经济结构的西欧出现、生长，最终打破封建社会的壁垒。中国早在西周后就形成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具有其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自然生态破坏，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阻碍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稳定结构。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因此，虽然政治极不稳定，但经济结构却超常稳定，这是长期阻碍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6]这种观点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其实，如果仅从小农经济这个层面上看，问题的答案应当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社会本质是小农社会，中国社会的种种特性无不打上小农的印记。但问题的实质是，是什么原因是中国演变为一个小农社会，而不是西欧的农牧结合模式？从历史的起点来看，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偏差。从继承制度看，中世纪西欧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使西欧庄园不能变小，从而有利于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采取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牧场、庄园很大。拿破仑法典规定遗产均分，法国小农经济遗留至今。这里也许有的同志会问，照此理由，为什么法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里是其他因素的作用起了主导力量；再者，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与法国不同，所以不能把法国和中国放在一块来比。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起到主导作用。不管怎样，法国的遗产平分制对法国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诸子均分制的制度安排应是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结构的直接制度根源。

至于环境方面也应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不应成根本的因素。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的侵害也较亚洲为小。对此，他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亚洲国家是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这种观点无疑带有偏执的因素。诚然，中西地理环境是不同的，但地理环境的不同能否决定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有许多国家地理环境不同，但这些国家却走上了大致相同的资本主义道路。如日本的地理环境就不同于西欧，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应是肯定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经济结构的选择应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中国，地理环境方面的作用也是形成小农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相对于制度安排来讲，环境方面的影响是被动的，而制度安排更显示了人类的主动性。所以，诸子均分制的制度安排更显示了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巨大影响。

4、有的文章指出，西欧相对分散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市民阶级参与的等级君主制、实行重商主义的专制君主制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东方型”、中国式的专制君主制及其抑制、打击商品经济的政策则是导致封建制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里笔者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要求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和相应的职能构成。与小农经济结构相伴的，必然是集权制的官僚体制，除非其它方面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为什么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比西欧早得多而延续的时间又长的多呢？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小农经济的需要，由此产生的官僚政治体制及其性质也就只能是为小农经济服务，并进而以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中国历史上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工商业的发展会促进小农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是不利于封建官僚统治的，所以商人也就有了“奸商”的称谓。所以，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上来看，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本质上是为维护小农经济服务的，对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使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轨道。所以，这里如果仅从国家政权体制方面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有本末倒置之嫌。结果成了原因的原因，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封建集权官僚体制是小农经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虽然封建官僚体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反作用，但不应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根本原因。

5．诸子均分制对中国人观念上的直接影响是平均主义的根深蒂固。我们说，任何观念的产生都有其现实的基础。平均的思想作为人类理念的一种理想形式，也有其存在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从合理性上看，机会的平均应高于结果的平均。但在中国，重视结果的平均大大高于重视机会的平均，从而使中国的平均体现为平均主义，并且这种平均主义的观念是深入人心。这里因为诸子均分制本身就是体现了一种结果的公平，不同儿子虽然贡献不同，但最终结果是平均的。这种观念代代相传，并泛化到一切行为关系中，进而使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有着比西方更为强烈的色彩。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无不体现了一种平均主义的观念。而西欧则不同。如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当时农民提出的《十二条款》是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这里，农民斗争的目标体现了一种宗教性质。再如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另外，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在德国的“鞋会”运动提出了改革社会道德的要求。据编年史家的论述，这场运动的特点是运用了神法的观念来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不直接把经济性的要求当做斗争的目标，而直接把建设一个基督教道德社会当作斗争的宗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方农民起义的目标更偏重于追求机会的平均，而中国农民起义的目标其实质体现的是结果的平均。如中国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奋斗目标就最直接地表现了平均主义的思想。

另外，从中国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运作过程来看，平均主义观念也无不渗透其中。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均田”、“限田”，就是这种平均观念的具体反映。这种不断地平均，不断地“均田”与“限田”的行为，在观念上和行动上的直接后果是淡化了人们的财产所有权意识，并进而妨碍了中国社会对私人财产权的严格保护。而我们知道，承认并保护私人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一项起码的必备条件。

6、诸子均分制的土地继承制度直接导致了中国特有的人口变动规律。马克思说：“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7]诸子均分制对中国人口变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增强了内生的人口扩张机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农业经营越来越向精耕细作的集约化方向发展。而集约化农业的发展又要求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如兴修和维护水利灌溉工程、人工制肥和施肥、园艺化的田间管理（尤其江南一年多熟的水稻种植）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这种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办法使中国古代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达到了世界前工业时代罕见的水平，甚至达到乃至超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现代农业的单产水平。据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现代化农业最发达的英国，平均粮食亩产水平多不超过300市斤，在1890年代以前，大都不超过250市斤。根据吴慧对中国粮食的估算，19世纪的英国还达不到中国唐代的水平。或者退一步按宁可先生的估算数字，19世纪的英国也不过在中国明清时期的水平上。美国学者伊懋可也曾作过估算，认为1920年代中国传统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高于欧洲国家工业革命前夜的水平，这时中国的小麦产量约在每英亩14蒲式耳左右，法国1850年小麦产量仅13蒲式耳，英国高些，19世纪上半叶达到30蒲式耳，但1920年代中国稻米产量已达56蒲式耳。实际上，伊懋可对中国粮食产量的估计过于偏低。按伊懋可的估计，1920年代中国小麦亩产仅为0.84石，稻米亩产仅为1.36石。按中国学者余也非的研究，北方小麦亩产在元代已超过这一水平，达到0.96石，南方水稻亩产在宋代已超过这一水平，达到1.39石。不管怎样，从众多的研究成果看，说中国农业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唐宋以后已经达到或超过了19世纪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结论并不为过。在当代，一位中国学者陈平教授曾在美国得州中部作过一个实地观察，发现平均每头母牛约需要10公顷草场，一个典型的牧牛家庭要有100头母牛才能保持不赢不亏，这就最少需要1000公顷土地来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如改为中国精耕式的种粮，可养活上千个家庭。所以，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粮食产量增加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如此循环往复，使中国农业陷入了一种“过密化”的境地。但是这种境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由于经济分化的因素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土地的集中又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从而分离出庞大的过剩人口。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就有不断的“均田”、“限田”，以此来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由于中国历代没有节制生育的措施，所以战争、瘟疫等成了解决中国人口多的一个自发抑制机制。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对抑制人口的自然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统计，从秦以后到辛亥革命前的2100年间，共发生人口减少30%以上的大规模战争13次，其中除汉武帝对匈奴战争，清代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的伤亡可能不及半数以外，至少有9次战争导致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中国人口总体上保持在其自然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以内。由于缺少内生的自发抑制机制，所以中国人口一有机会，就会又走上快增长的轨道。如内乱后的太平时期，再如地区开发等。因为伴随区域开发必然有土地规模的扩大，从而又促进新一轮人口的增长。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现象，在中国和西欧，早婚与晚婚的发展趋势是不同的，欧洲是从早婚发展到晚婚，而中国却是从晚婚发展到早婚。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差异，这里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继承制度的不同。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必然会促使人口越来越多。早婚伴随着早分家、早立业，同时也伴随着早生子、多生子。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也就不会形成类似西欧的一种自觉控制人口的机制。（2）诸子平分的土地继承制度一方面形成了人口膨胀的内生机制；另一方面，又把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缺少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外探险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经济意义。华勒斯坦在自己的研究中曾注意到在15世纪，当时，中国地少人多，西欧是地多人少，但中国感到缺少人口，而西欧感到缺乏的是生存空间，因而要寻找和发现新大陆，大量向外殖民扩张。这一奇怪对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人口生产和需求机制。西欧由于是长子继承制，所以，西欧的人口一方面有对外扩张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种内生的自我抑制机制。主要表现在：（1）迫使大批没有得到土地的人从事对外战争和海外殖民活动。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在地中海国家的运动就是以这批人和逃避饥荒瘟疫的农民组成的。据说荷兰每年派出大量水手，回来的只有2/3。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殖民活动，输出了大量人口，对欧洲本土人口的稳定产生了相当的作用。（2）迫使自我节制生育。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把一国公民的限额规定为5040人，并最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亚里士多德也主张限制子女数目和施行堕脱。罗马时代奴隶制的商业城市高度发达时，贵族和公民都盛行不结婚和不要孩子的风尚，因为财富分给子女就意味着贫穷，据说当时大部分公民都没有结婚。凯撒不得不禁止45岁以下无丈夫无子女的妇女配带宝石和乘坐轿舆。奥古斯都则颁布更严厉的法律对不结婚的人处以经济惩罚，给结婚和多子女的人以荣誉、特权、官位和经济的奖赏。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最后都徒有虚名，因为外生的干预抵不过内生的抑制。而在中国却相反，刘邦和惠帝用增减钱粮劳役的经济办法奖励生子、惩罚晚婚，结果却产生了极大效果。这里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内生的人口抑制机制。所以从最终意义上来讲，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形成一种内生的抑制机制。在中国，由于人口的不断增生，使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既脆弱又不可逆转的进程。越来越小的生产规模使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同时，使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难上加难。历史上，鲜卑人、蒙古人、清兵都曾试图化中原的耕地为牧场，但因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不得不被迫还牧场为耕地。

7、诸子均分制引致的人口扩张又直接导致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大破坏。和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相比，小农经济单一农业结构的扩张其最大的恶果在于森林植被的大规模被破坏，并改变了自然的生态结构。结果是造成水土流失、地力贫瘠，农业生产的基础日益恶化。另外，中国自从商鞅变法虽然承认了私自开荒的合法性，却一直未建立起相应的规则来管理开垦的方式和规模，放任短期经济行为，这也对恶化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书记载，“翟地（陕西绥德一带）富饶多畜牧，人俗好射猎”，并无今日的荒漠景象。秦汉以后森林草原的破坏日益加剧，最明显的是黄河决溢改道的周期不断缩短。据统计，黄河水灾的周期秦汉平均为26年，三国五代为10年，北宋为1年，元、明、清为4~7个月，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竟达3个月一次。累计2000年间黄河决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河道高出地面3~10米以上，成为世界害河之冠。黄土高原每亩地每年流失土壤6~8吨，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陷入恶性循环。再加上中国内战频繁，火攻烧山，政权不稳，朝朝新修宫室，尤其北宋皇朝大兴土木，加剧了森林的毁灭。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独立调节体制的存在，因而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因为资本主义农业有相当的协作和规划，还有调节体制和经济法规的制约。而中国个体化的小农经济，却有极端短期和掠夺性的经济行为。个体小农毁林开荒，再加上农民起义军弃寨时放火烧山和统治阶级大兴土木等因素，使生态恶化速度呈加剧趋势。总之，小农经济的扩张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是极为厉害的。以森森覆盖率为例：日本为68%，美国为34%，西德为30%，大都分布均匀，中国仅12.7%，而且大部集中在边远地区，内地森林几乎不复存在。鲁迅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和欧洲的农牧庄园相比，缺乏经济联合和分工协作的传统，没有生产民主和公共生活，因此中国农民一方面有极大的暴力反抗性，另一方面也有破坏的盲目性。另外，小农经济的单一种植结构也破坏了生态链条，造成连锁反应。森林伐尽使农村能源短缺，可作绿肥的秸秆只好当作燃料。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据统计，中国现有耕地的1/3为低产土壤，农田平均有机质含量比欧美国家低2~5倍。生态破坏造成雨量稀少，气候无常，沙漠扩张，天灾频繁。自古以来水利工程代代修、常常垮。单一农业经济破坏了农业经济的根基——土壤和气候，必然导致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劳力不断增加，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反而不断下降。

8、诸子均分制引致的小农经济结构限制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中国近代只所以没有产生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其根本原因。主要是：（1）诸子均分制使家庭财产不断地细分，从而使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得不到资金上的保证。（2）农业劳动的集约经营使广大劳动者不得不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而使科学的产生失去了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同时也使中国科技水平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3）小农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又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基础。由于没有生产上的要求，所以，有闲阶级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利益基础。虽然中国历史上科技杰出人才辈出，但现实的经济结构阻碍了大规模科研群体的兴起。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科技体系。所以，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遭受不同的命运也就不足为怪。如果中国也有对外扩张的动力，那么指南针就不会用于看风水，火药也就不会用来做爆竹。（4）小农式家庭农业的集约经营又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业的经验技术水平将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事实也正如此。

9、关于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资本主义。这里的问题是，是观念在先，还是事实在先？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资本主义实践，还是资本主义实践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若是如韦伯所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资本主义实践，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实质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就根本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相反，倒是儒教更适合小农经济的需要，以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而不衰。当然，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否定精神的因素。但在历史发展的初期，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是重于精神的。而当精神相对形成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时，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就愈大。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精神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是产生了巨大作用的。而在中国，儒教的精神却加固了中国人小农经济的观念，维护了小农经济本身的运转。

10、有的学者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却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动等等。上述理由如果仅从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看，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城市和中国的城市都不会凭空而生，其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农村。城市的存在是和农村的发展相匹配的。城市体制的不同与农村基础的不同有很大和直接的关系。所以从根本上说，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差异。而农村发展的差异又可归根溯源到历史发展的最初制度安排的差异上。所以，中西城市发展的差异又不能不与土地继承制度有着间接和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