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历史的启示
通过探讨中国数千年曲折复杂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最重要、最核心的启示是：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的天职。当政府很好地履行这一天职时，经济发展就快一些。当政府失职时，经济发展就慢一些。政府，也只有政府，必须对上下左右内外大小的诸多信息进行搜集、综合、判断，并据此调节国民的活动。军事、教育、科技等领域是这样，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价值通过价格的上下波动表现出来，规律在人们违犯时表现得最明显，政府的天职在失职时得到充分体现。
（一）政府失职时的教训反证
秦朝能够打败东方六国，是因为秦政府知已知彼，正确调整军力的数量、分布、主攻点。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东亚超级军事强国，却迅速瓦解，二世即亡，原因何在？隋朝历史，悲剧重演。多数学者将其败因归之徭役繁多，民不堪负，官逼民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愿意国民造反，推翻自己。问题在于，秦隋政府并不知道徭役剥削已经过度了，百姓难以承受了，并不知道自己已把百姓逼上绝路。很显然，秦隋政府没有搜集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没有综合分析判断，更没有及时做出调整。秦二世时出现赵高“指鹿为马”这样真实而荒唐的事件，说明政府的信息判断工作已经瘫痪。这样的政府，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严重阻碍、破坏经济发展，不亡何待。
西汉末年，王莽利用皇亲国戚的身份代汉自立、建立新莽政权，说明王莽本人决非平庸等闲之辈。他推行的“改制”变革，是中国古代范围最广的一次改革，说明他对西汉末期弊病丛生、危机四伏的国情并非不了解。但是，有些改革措施没有抓住要害（如禁止奴婢买卖远不如东汉刘秀的解放奴婢），有些改革脱离实际，极为荒唐地倒行逆施（如货币改革）。不顾内政危机，傲慢无理地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这些都说明，王莽及其政府对国情虽有了解，但并不全面，并不深刻，并不准确。结果，没能挽救社会危机，推动经济发展，反倒激起内战，严重损坏经济发展。
唐玄宗早年对统治集团内部的信息非常了解，因而能够在激烈复杂的权力争夺中脱颖而出，登上皇帝宝座。执政后也能体察国情，励精图治，兴利除弊，使唐朝臻于鼎盛。但是，晚年却严重失职，沉迷声色，“从此君王不早朝”。唐军已丧失战斗力，他不知道。军力部署内轻外重，他不知道。安禄山军权过重，准备反叛，他不知道。唐玄宗和唐朝政府的失职，导致“安史之乱”。后虽平定，但北方地区陷于长达200多年的混战，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阻碍和破坏。
两宋时期，宋太宗两次大举挥师伐辽惨败，宋徽宗联金灭辽惨败并亡于金军，韩侂胄“开禧北伐”惨败。君臣们事先并非没有搜集信息，综合分析信息，但对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搜集显然很不全面，很不确切，综合判断严重失误。每次战败，都对宋朝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明清时期，政府的最大失误，在于对外部信息缺乏了解。西欧正在迅速崛起，西欧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正在超越中国，西欧正在把世界经济带入全球化时代。然而，明清政府对此划时代的信息及其变化，既没有搜集，更谈不上合成和调节。明清政府这一极其巨大的失职，对中华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也许有人会说，明清政府对西欧的信息并非一点不了解，明代时西方传教士就已进入朝廷，徐光启等人还积极学习介绍西方文化；清初康熙皇帝也曾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这些了解，顶多是九牛一毛，更不是系统的政府行为。乾隆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惟一的，是明清政府长期失职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清朝前中期出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并且日益严峻起来。从康熙皇帝到朝隆时的洪亮吉等人，都发现了这一问题。清朝政府对此也采取过一些应对措施[[1]]，但像现代政府这样对人口信息及其变化的高度重视、普查、控制，则是相当缺乏的。中国现代难以解决的人口难题，形成于清代。清政府这一失职，影响也是深远的。
鸦片战争之后，在外国列强的一再打击、刺激下，清政府开始被迫睁眼看世界。但是，与外国列强对华长期的有组织的情报信息的搜集相比，与日本政府对外国情报信息的搜集相比，与林则徐、魏源、康有为等人相比，清朝中央政府对外国情报信息的搜集、综合分析判断是最不重视的。因此，清朝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总是处于消极被动地位，没有主动权，总是挨打丧权辱国，损失愈益惨重，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发展阻碍多于促进。这一阶段，清朝政府对国内信息的搜集、综合分析判断、调节，也很不够，经常滞后，否则，就不会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就不会有“戊戌变法”的短命与失败、就不会有“预备立宪”的骗局和皇族内阁的出现，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爆发。
从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国内外信息情报的合成与调节空前重视起来。但是，与空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相比，与空前错综复杂的信息情报相比，中央政府的信息搜集工作严重滞后，否则袁世凯就不会有复古称帝这样极度愚蠢而荒唐的决策和行动；对信息的综合分析判断也一错再错，否则就不会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就不会有1947年至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年多来，中央政府对信息合成的重视、信息调节能力都空前提高，但在不同阶段的情况大有差别。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就极为重视信息合成与调节工作，利用有限的财力，从国内外搜集来丰富而真实的信息，并做出科学的综合分析与判断，然后在辖区内外对有关信息做出正确调节，从而奇迹般地迅速发展壮大并推翻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因为奇迹般的胜利而有些骄傲自满，虽然信息调节能空前提高，但是，对国内外信息的搜集、特别是对海外信息的搜集比以前削弱，对海内外信息的综合研判也出现几次较大失误，导致“大跃进”、“文革”、第三次闭关锁国这样的错误举措，阻碍了经济的更快发展。
（二）几点比较
1、有无政府，结果不大一样
在夏朝出现之前，中国尚无政府。[[2]]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出现之前，也没有政府。夏朝之后，在中国一些偏远地区，在一些战乱之时，也都曾有时间长短不一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普遍缓慢。有政府时，发展速度普遍较快。这一点，在夏朝之前和之后表现得非常充分，对比鲜明。当然，如果政府严重腐败，严重失职，政府也就有名无实了，也就不能保障、推动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和有识之士批评它，力图改造它，甚至反对它，起来推翻它，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正义事业。众所周知，政治清明时，社会经济发展就快。其实，政治清明，就等于政府称职。政府是否称职，并不取决于一两个执政者的好坏善恶，取决于大多数政府机构和大多数执政者是否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取决于政府在整体上是否称职。如果政府及其主政者不务正业，不履行最重要最核心的天职，即使再忙碌、再勤奋、再辛苦也是失职，也会阻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所以，有了政府之后，科学地鉴别政府是否失职，警惕政府有名无实，尤为必要。
2、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区别
政府产生之后，仍然存在多种非政府组织，如家庭、家族、宗族、社团、行会、学校、工厂、公司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也具有信息搜集、综合研判、调节的职能。二者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前者具有整体性、全民性、一致性、普遍性，后者具有局部性、行业性、差异性、特殊性。第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先有后者，才有前者。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若无前者，后者仍然存在。但是，第三，前者是后者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必然产物，其职能和作用远远大于后者。政府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态，却是组织规模最大、职能最多、地位最高的一种组织形态。
因此，政府搜集信息，除了天文、地理等自然界信息外，主要是必须搜集来自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信息。诚然，如果政府能够搜集每一个国民的信息，自然最好，但在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几乎毫无可能性，缺乏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是具有族群性、阶级性、集团性的。政府在信息合成后的调节，虽然是面向全体国民，但越来越多的是面向各种具体的非政府组织。
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地方信息有假，中央信息必然失真，综合研判必然失误，调节必然失当。地方政府对全国的信息和外部的信息，都不太了解，要靠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政府必须把本地内部各行业的信息和外部相关信息进行合成，上报中央。中央政府必须把各地信息和外部信息进行总合成，并反馈给各个地方政府。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以前占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占五分之一。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格外敏感，格外重要。从西周到民国，每当地方政府权势过大、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分裂割据倾向，并因此导致内战，严重破坏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央政府权力高度统一而集中，地方政府权力过小，也有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严重恶果，如秦朝和隋朝的短命而亡。北宋政府鉴于唐末五代严重的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等问题，再次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政府权力，社会经济文化确实发展很快。但是，南宋时有人反思北宋亡国教训时就认为，是由于北宋中央收军权、地方政府权力太小所致。欧洲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人口少于中国，但欧洲有几十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普遍优于中国。清末（1840－1911）中国的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促进作用更突出一些。其实，深究细绎长期的历史便可看到，统一优于分裂，中央集权优于地方分权。因为，地方过度分权，必然导致分裂。分裂必然导致内战，也不利于应付外敌入侵。中国历史如此，欧洲历史也是如此。欧洲由于分裂为几十个国家，曾因此而互相混战了至少数百年，只是近五十年才停止了公开混战。现在，欧洲人也不满列国分立的现状，也在通过“欧盟”等组织形式加强一体化，加强统一、集权的步伐。因此，中国提高中央政府权威、加强集中统一的信念决不能动摇。关键是中央政府能否切实履行自己的天职，决不失职；地方政府能否把本地真实信息上报中央政府，自觉而认真地服从中央政府的调节，而不是搞地方保护主义，阳奉阴违，暗中分裂。
（三）政府有三大天职
政府（此指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是一国之中枢机关，是国内最大的组织形态。它有三大天职：1、信息合成与调节。2、维护国家社会秩序。3、代表国家处理国际事务。前述学术界总结提出的政府具有或应该具有的十几种职能，实际上多数是政府行使职能的具体方法和表现。
第1种职能，即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最重要、最核心的职能。任何个人、族群、团体、组织，都会搜集、分析、调节信息，但大多数个人和组织的信息是分散而狭小的。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把这些分散而狭小的信息汇总起来，做出整体性综合研判，并做出相应的调节。调节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法律、条例、命令、宣传、教育等；既有行政手段、军事手段、外交手段，也有经济手段；既有直接干预，也有间接干预。调节的范围，既可以是局部性的，也可以是全局性的。信息来源最广，研判层次最高，调节手段最多，调节范围最大，只有政府有此能力。此其一。其二，政府的第2、第3种职能，受第1种职能支配。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包括行政秩序、法律秩序、经济秩序、文教秩序、军事秩序、科技研究秩序等各个方面，头绪极为繁多。人有善恶好坏，既互相合作、帮助，又互相对立、损害，利害关系极为复杂多变。如何正确而良好地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并非易事。基础条件是信息搜集必须全面而真实，信息合成必须科学而正确。代表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对外宣战与交流，也必须以此作为基础。总之，政府的第2、第3项职能，都受第1项职能的严格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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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但也有学者认为，夏朝之前有一个“有虞氏”朝。
四、结语
经济是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远不是历史和现实的全部。经济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事情，它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研究经济问题，决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必须具有综合视野，尤其要高度重视政府问题。
中国哲学史上曾经有过“知行”关系的探讨，有人认为“知难行易”，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有人主张“知行合一”。从本文的探索来看，知难行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