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府是文明社会的核心，它与文明社会的一切活动和问题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几种政府观的评述，并对中国历史上政府与经济兴衰的关系的考察，指出政府最重要、最核心的职能是信息合成与调节。
【关键词】经济 政府 职能 信息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曾出现多种组织形态，如氏族公社、家庭、家族、宗族、部落、部落联盟、行会、公司、政府等等，有数十种之多，但职能最多、影响最大的组织形态是政府。特别是在人类摆脱野蛮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几乎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受政府的影响和干预。胡鞍钢先生指出：
90年代以来，各国在讨论发展的核心问题时，最关心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也是最有争议的理论命题和最有意义的现实问题。[[1]]
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文明社会的一切活动和问题都与政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政府实为文明社会的核心。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典型。所以，观察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时刻关注政府问题。
一、政府职能的几种理论见解与缺陷
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相比，政府出现很晚，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与现代非常发达、无国无有、并且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政府相比，其起源和演变的历史已经颇为悠久了。在亚当·斯密之前，学者们早就开始探讨政府及其职能问题，如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之说、韩非的法制理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等，但多为政治层面，缺乏经济学的支撑。1949年至1978年，中国人对政府的认识实际上陷入一种迷信、崇拜状态，把政府视为万能的上帝。改革开放之后，否定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浪潮日益高涨，有少数学者因此而彻底否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上述思想见解，与科学的政府观相距较远，在此暂时略而不谈。下面对几种价值较高的政府观做一简评。
（一）亚当·斯密的见解
第一个科学地研究探讨政府职能问题的人，是英国18世纪的著名学者亚当·斯密（Adom·smith）。有中国学者解读，亚当斯密认为：提供基础设施、国防、治安，是政府的“三大天职”。[[2]]根据美国学者高得·斯密（ArthurA·Goldsmith）对亚当·斯密《国富论》（《论国民财富的起源和性质》）的解读，斯密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很多：建立基本法律与秩序、保护产权、强化合同制、促进技术创新等；斯密也认为政府有很多弊病，应该尽量通过市场机制来行使职能，但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巨大而需要加强的。[[3]]该学派的最大缺陷，从后世学者的不同解读即可反映出，它具有模糊性。
（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
亚当·斯密等人的观点，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尽量地限制政府的职能范围。他们认为，政府职能主要应该限制于下面五种：
（1）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2）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
（3）界定产权，保护产权；
（4）监督合同的执行；
（5）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
这五种职能以外的事情，统统应该交由市场自行调节，不需要政府介入。
王绍光、胡鞍钢先生指出：该理论存在三大缺陷。[[4]]我们认为，该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对政府职能估价过低、对市场作用估价过高。政府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从低到高、从蛮横到理性的发展演变过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显著的，有时则是间接的、隐晦的，文明社会里能够完全彻底摆脱政府干顾和影响的领域是不存在的。市场本身不是无所不包、不是万能的，这是常识。因此，出现弥补其缺陷的“市场失灵派”。
（三）市场失灵派的观点
市场失灵派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但政府应该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发挥六大职能：
（1）提供公共物品（如国防、防止污染、道路、桥梁等）；
（2）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3）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
（4）限制垄断；
（5）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6）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王绍光、胡鞍钢先生指出：市场失灵派的理论有两个缺陷。[[5]]我们认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只盯住市场，实际上是把市场等同于经济。而经济的历史和现状则是，市场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全部。
（四）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
以胡鞍钢、王绍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市场失灵学派提出的11种政府职能，对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也适用于中国。“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还不足以发挥国家的作用，因此还需要具有另外9种特殊职能”。
（1）促进市场发育，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
（2）注重公共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3）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4）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5）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6）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7）防灾、减灾和救灾；
（8）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
（9）实施城乡反贫困计划。[[6]]
该学派观点的最大缺陷是支离破碎，博而寡要。
上述四种学派的观点，都是各国社会经济起飞阶段的产物，都有不可忽略的合理性。然而，它们各有重大缺陷。那么，有没有一种吸收以往理论优点、克服其重大缺陷的新理论呢？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历史和现实。能否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并结合外国情况）探索总结出一种相对科学的新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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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序言，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2]] 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5－96页。
[[3]] 高得斯密：《政府、市场及经济发展——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再思考》。此据《政府与市场》第57－78页。
[[4]]《政府与市场》第3页。
[[5]]《政府与市场》第6页。
[[6]]《政府与市场》第7－19页。
二、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与经济兴衰
政府与国家是同时出现的。学术界通常把中国的国家出现时间，定在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下面我们分三个时期，对中国历史上政府与经济兴衰的关系做些简要考察。
（一）古代（约公元前21世纪——1840年）
中国古代历史，时间长，情况复杂，内容丰富，举世罕见。因此，拟按时间顺序分6个阶段做些考察。
1、夏、商、西周
这一阶段，政府处于初级状态，机构不多，能力不大。经济虽在逐渐发展，但总体上还很落后。据古代文献记载，夏朝已经制定出法律，用以规范臣民的行动，说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已经开始了。殷商和西周，法律更多。[[1]]夏朝政府出现之前，人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出自生存的本能，普遍处于自发状态。夏朝建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不太明显。到商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明显增多。盘庚迁殷之前，以游牧经济为主。因生存条件的恶化，盘庚率臣民从旧都迁到殷地。“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2]]此后，商人以农耕经济、定居生活为主。这次强行迁都，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到西周时，政治上封邦建国，制礼作乐，经济上周天子亲自“籍田”，行“亲耕之礼”，推动农业生产。有的诸侯国也很注重促进经济发展，如齐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3]]后来诸侯国势力坐大，独立倾向日增，而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
2、春秋战国
这一阶段，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以周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已无什么影响。各国为了争霸，竞搞变法改革，富国强兵。各国的改革，各具特色，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多多少少地对经济施加干预，有的干预甚为强烈。春秋首霸齐国，在管仲主持领导下，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一系列变革，对经济的改革和干预非常有力而成功。首先采取“相地而衰征”[[4]]和“九惠之教”[[5]]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使国民安居乐业。同时“官山海”、“正盐策”，竭力推动工商业发展。政府通过对进出口贸易的直接操纵，展开商战，使经济实力变成打击敌国的武器。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改革是秦国商鞅变法。在建立严刑峻法、使国家高度法制化的基础上，以耕战为中心，重点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生产来促进军事扩张。后来修建郑国渠，反映出秦国政府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大的组织干预能力。秦国能够扫灭六国、实现统一、建立起空前规模的大帝国，显然得利于秦国中央政府这种高度法制化的巨大组织干预能力。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夏商周时期，与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为代表的各国政府的法制改革和强烈干预直接相关。[[6]]尽管各国的变法改革和政府干预，多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但客观上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3、秦汉魏晋南北朝
在春秋战国经济不断进步的良好基础上，秦汉社会经济又有新的巨大发展，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当时世界上昌盛发达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罗马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南方经济有所发展外，整体经济形势处于衰败、迟缓状态。北方地区倒退多于进步，商品经济甚至从此前的货币交换跌落到以物易物的低谷。
秦汉时期，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干预颇为巨大，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都很突出，但总的看来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秦朝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但秦朝政府过度的劳役征调，使民众不堪忍受。中央政府对地方民众的反叛情绪毫不知晓，终于导致一夫大呼、全盘瓦解的恶果。西汉前期，中央政府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私营工商业急剧发展兴旺起来。同时，一些诸侯王也因此暴富，试图对抗中央。到汉武帝时，改自由放任政策为盐铁官营专卖，限制私营工商业者的发展。又通过算缗、告缗，剥夺私营工商业主的大量财富。王莽执政时，推行“五均六筦”，政府全面干预、管制工商业经营活动。结果是民怨沸腾，国破人亡。东汉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少，导致地方豪强大族势力逐渐坐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大族演变成为世族门阀地主，他们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又有政治特权。政府对他们的干预能力很弱，妥协、退让多于限制、干预。战乱不休，政局动荡。政府本身软弱无力，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象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政策，对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远远不能扭转经济衰敝的大局。
4、隋唐五代时期
这一阶段，社会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但起伏波动很大。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又通过“大索貌阅”和括户等举措，增加政府的“编户齐民”。到隋炀帝时，国家能力空前增强，建成规模空前的著名水利工程——大运河，对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贡献巨大。隋炀帝后来穷兵黩武，骄侈奢华，浪费国家能力，使国民难以安居，纷纷反叛，经济发展又陷入混乱、颓废状态。唐初吸取隋亡教训，劝课农桑，不夺农时，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形成“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诗）的鼎盛局面。因为军事上内轻外重，天宝十四年（755）爆发“安史之乱”。从此，北方长期战乱，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朝政府的干预能力大为削弱，难有作为，已不能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南方经济仍在缓慢发展，但中央政府也无多少贡献。相反，因北方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加大了对南方的财赋剥削，实际上产生一些阻碍作用。755年之后，中央政府曾进行不少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均以恢复中央政府权威、增加财政收入为核心。像盐政改革、推行“两税法”的税制改革，敛财作用远大于促进生产的作用。由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终于爆发黄巢大起义。五代十国时期，战争更加惨烈频繁，政局更加混乱不稳，对经济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和阻碍。某些政权虽曾兴利除弊，促进经济好转，但作用不大。钱氏吴越政权重视兴修水利，对局部经济发展大有益处。军事问题处置不当，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是本阶段的突出特点。
5、宋辽夏金元。
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宋朝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和思想文化都有巨大发展，整体上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峰，并且是当时全球最发达国家。但军事上比较弱，在对外关系中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北宋前期，政府虽然采取很多措施促进经济状况好转，但因战争干扰较多，政治保守势力较强，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毁坏的旧水利设施没有及时修复，河南地区大片宜粮荒地没有及时复垦，政府财政也比较拮据。到北宋中叶，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对经济领域进行大量改革和干预。其中“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得到广泛支持和响应，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古代罕见的兴修水利热潮。经过卓有成效的开源节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万里耕桑富，中原气象豪”。[[7]]北宋后期特别是宋徽宗朝，政府也不乏变革与干预措施，但促进生产的功能趋弱，财政增收的功能趋强，经济开始恶化。南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总形势比北宋末期更加恶化，且越来越糟。政府为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一方面竭力加强苛捐杂税征收，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水利兴修、鼓励海外贸易等措施推动经济发展。这些举措后来也不奏效，便采用饮鸩止渴式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财政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总体来看，宋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和影响，都超过汉唐。宋代的变法改革非常频繁，次数特别多，是个多变时代。从经济史来看，其实是政府干预方法的不断变化和调整。由此也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往往是科学与错误互见、利与害并存。[[8]]
辽夏金元社会经济水平比宋代落后，政府官员水平也比宋朝落后。政府虽然也有不少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但制度和政策中的落后因素毕竟比较多。辽夏金政府对汉族先进文明吸收较多，对北方开发和民族融合交流贡献较大。元朝政府吸收较少，对经济发展阻碍较多。
6、明清。
通过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强制移民等措施，到明中叶，经济恢复到宋代水平。长期凋弊的北方经济，再度焕发生机。之后，经济继续发展，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明末期的政府没有顺应并推动这一发展趋势，主要精力放在增加财政收入上，使国内政治经济日趋混乱，导致民众大造反。偏处东北的（女真）满族发展壮大，趁明朝内乱攻入关内。内乱外患，使明后期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势头遭到严重挫折。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使经济形势再度恶化。后经康熙、雍正两朝的恢复，到清中叶乾隆时，经济发展到又一个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史上最后一个高峰。与宋代相比，清代经济多为量性扩张，殊乏质的进步，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并无重大突破。由于人口急剧膨胀，猛增至3－4亿，劳动生产率反而大大下降。
明清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唐宋时期，外部威胁主要是军事性的，他们虽然能够从军事上屡败唐宋、甚至两度灭宋，但经济文化明显落后，征服者最终被所征服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17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极为迅猛，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走到世界前列，并向全球各地渗透扩张。面对这一顺者昌逆者亡的浩荡大潮，明清政府几乎毫无觉察，不闻不问，更没有主动采取措施去积极妥善应对，反而采取汉唐宋元都不曾采取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本阶段的政府对经济不乏干预，但干预措施多是传统的陈旧方式，殊无新意；干预的重点仍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干预的目的主要是增加财政收入而非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对海内外贸易的干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是违背世界发展潮流的最大失误。
（二）近现代（1840年－1949年）
这一时期与漫长的古代相比，时间不算长，只有110年，但内容非常多，教训更多更惨痛，出现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兹分两个阶段做些考察。
1、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1840年－1911年）。
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一批具有资产阶级背景的惟利是图的毒品贩子挑起的罪恶战争。但是，它的背景并不只是毒品贸易问题，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
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猛的英国，早就垂涎中国这一古老而无比广阔的市场，亟欲扩大对华贸易。其他欧美列强，也日益关注开拓中国市场。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数百人的访华使团，成员有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医生、哲学家、画家等，并带来英国先进的科技和工业产品、图书等，希望从此建立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迅速扩大对华贸易。但政治专制、思想僵化、科技落后的清朝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9]]，长期奉行闭目塞听、闭关锁国政策，蛮横地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当时，中国政局比较稳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在外贸中处于出超地位，很有条件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而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遗憾的是，颟顸昏聩的清政府错失良机，放弃了主动权。“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10]]清帝国自己不想变，不想开放，但外部势力绝不容忍。因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11]]鸦片战争本身，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场保护并扩大对华毒品贸易的可耻战争，但在客观后果上，又把清政府长期奉行、顽固不化的闭关锁国大门强行推开了一些。
然而，在清帝国内部，除极少数睁眼看世界的地方政府开明官员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仍然没有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惊醒，没有看到空前的危难已经临头，更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直到太平天国的攻克南京、屡败清军、并挥师北伐、兵锋直指北京，直到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圆，朝野上下才初步感受到危机的沉重，才初步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才初步被迫采取一些具体的制器练兵的军事改革和振兴商务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建设成一批中国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推动者，主要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地方政府官员，而以满族贵族为主导的中央政府并没有给予积极主动的支持与配合，而是公开或暗中加以猜忌、限制甚至破坏。
甲午战争的惨败，偌大的帝国竟败于东邻小国日本，一方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只学习引进西方军事、经济成果不行，是治标未治本；另一方面，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再度加深，中华民族的灭亡绝种危险再度逼近。巨大的存亡压力，惨痛的经验教训，使越来越多的朝野人士深感政治改革和文教改革的必要性，于是有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三月即败，改革派惨遭屠杀和迫害，说明觉醒、知变、图强的进步势力依然很弱，以慈禧为代表的冥顽不化的保守势力仍很强大，中央政府没有大力推动而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但是，国内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国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保守昏庸越来越难容忍。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期间，清朝中央政府中的顽固保守派与列强的矛盾激化。联军占领北京后，这批保守派遭到沉重打击，许多人被清除。为缓和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以慈禧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内容涉及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文教制度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革命派，地主阶级改革派，地方实力派，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更加迅速的发展壮大，要求分权、要求清朝中央政府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保守狭隘的满族皇族掌握了中央政权，极尽敷衍拖延之能事，拒绝民主、分权改革，导致人心离散，鱼烂瓦解，终于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被推翻下台。
2．中华民国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2年—1949年）
袁世凯利用北洋军阀的实力，一方面迫使清帝退位，一方面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正式”当上大总统。以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他既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为中国制订出一套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制，全面推动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也可能复古倒退，做个新皇帝。遗憾的是，他选择了后者，成为千古罪人，众叛亲离，举国声讨，身败名裂。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长期内战。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趁中国内战、落后之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被迫投入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又展开激烈内战，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值得回顾的是，早在1902年至1908年，资产阶级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曾有一场大论战。保皇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和梁启超，坚决反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帝清朝，主张仿效日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搞开明专制。根据之一是，暴力革命会引发内乱、招致列强瓜分。康有为说：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12]]梁启超说：如果进行推翻君权的革命，就会出现“社会险象层见迭出、民无宁岁”的局面。[[13]]不幸的是，康、梁的预见，后来变成了事实。严重的内战——不得已的抗战——空前的内战，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与古代相比，这一时期（1840年—1949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不算太慢，是个快速发展期。
1840年之前，中国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一家近代工厂，是个典型的封闭保守的传统封建社会。至1911年前夕，中国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建立起上千家中资、外资和中外合资的近代化工矿企业，产业工人从零增长到五十万人[[14]]，有了一万公里的铁路，有了十几家中外轮船公司，有了数万公里的电报线，有了数十家外资和中资银行，中外商人在八十多个通商口岸进行贸易，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由四千万两增加到三亿两。[[15]]推动本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组织形态，一是外国资产阶级政府，二是清朝国内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团体，三是清朝中央政府。清朝中央政府的推动作用最小，在清末“新政”期间亦即清王朝覆灭前夕，其推动作用倒一度比较突出。
1912年至1949年，中国经济仍有很大发展。
第一，民族工业：
1903－1908年，平均每年注册21家。
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41家。
1916－1919年，平均每年注册124家。
1930年，仅钞厂、丝厂、卷烟厂、面纱厂就有216家。
1936年，登记在册工厂总数有2441家。
1942年，西南、西北大后方共有官营和民营工厂3758家。
1947年，接收日伪工厂总数2665家（另外还有矿场104个、电厂80个、公司406个）。
第二，工人人数：
产业工人，1911年之前约有50万人。
1919年增至200万人（另有交通运输和邮电工人100万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1000万人）。
第三，银行、铁路、电话等行业，也有显著发展。
第四，列强（美、日、英、俄、法、德六国）在华投资总额：
1902年：523.2（百万美元）
1914年：1084.5（百万美元）
1931年：2474.5（百万美元）。即24.745亿美元。
这一阶段（1912－1949），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组织形态仍是前述之三种，但其作用和次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位的是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团体。第二位的是中央政府。第三位的是外国列强政府。
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之所以仍然不够突出，主要表现在：对内没有完成统一，没有妥善解决分裂与内战问题，军费开支奇高，征税苛猛；对外丧权辱国。所以，中央政府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秩序和环境。
外国列强政府的推动作用已空前下落，阻碍作用却急剧上升。英法俄德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华关注空前减少。日本、美国却空前规模地进入中国，但阻碍作用更多更大于推动作用。尤其是日本政府，并不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而是想挤跨中国企业，变中国为殖民地，直接占领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三省，使中国损失三千万人口、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93％的石油产量、23％的发电量、37％的森林面积、41％的铁路长度、30％多的对外贸易。1937年全面侵华，中国损失更是成倍增加。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积极作用。但战后，美国几乎垄断、控制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外贸、对华投资，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严重阻碍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又纵容、支持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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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晋藩等著：《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6页。
[[2]]《尚书·盘庚中》。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国语·齐语》、《管子·大臣》。
[[5]]《管子·入国》、《史记》卷六三《管晏列传》（正义）。
[[6]] 参阅《中国改革通史·先秦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韦骧：《钱塘集》卷七《过金陵上仆射王舒公（己未冬）》。
[[8]] 参阅《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和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
[[9]]《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12]]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14]]《中国改革通史》近代卷，第584页。
[[15]]《中国改革通史》近代卷，第486页。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0.1－今）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的时期。具体表现如下：
1、1949－1987年工业产量增加迅速，农业也有较大发展。
在三年恢复期，“按可比价格计算，1950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6.4％，1951年比1950年增长38.2%，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29.9％，平均每年递增34.8%。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与1936年相比，也增长了22.5%。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52年比1949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均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
兹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册的有关研究成果摘录如下，从中可见1952－1986年的大致发展情况。
《剑桥史》第556页
1979－1986年工业增长率
《剑桥史》第573页
1979年 8.5
1980年 8.7
1981年 4.1
1982年 7.8
1983年 11.2
1984年 16.3
1985年 21.7
1986年 11.4
《剑桥史》第584页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不包括副业产值）
1953－1957年 5.2
1958－1965年 0.9
1966－1978年 3.1
1979－1982年 6.4
1983－1986年 5.8
《剑桥史》第549页
1966－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
《剑桥史》第609页
1977－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
2、1952－1986年消费增长也比较快。
1957－1978年，“国民消费水平年增长率为4.5 %。考虑到2％的人口增长率，实际人均消费增长率为2.5％”。（P560－561）。
3、1987－2004年，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中，1991年－1998年，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年均增长率为22.7%，利润增长率为3.9%。同期，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年均增长率为31.3％，利润增长率为39.8%。同期，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均增长率为28.6%。
4、1978年至199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0.5亿。
5、经过54年的努力，中国已建立起重工业、轻工业、商业、农业、军事工业、科学技术、货币金融、保险业基本完备的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仅次于美、日、德的第四大经济强国，经济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倍受世界注目。
这54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政府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第一，实现中国大陆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避免了外敌军事入侵和掠夺。第二，虽有两次内乱（“文革”、89年政治风波），但避免了内战。第三，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保守僵化，而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改革调整。
同时，中国政府在54年中也有很多弊端，也有很多失误，甚至是很大的失误，特别是环境污染，空前严重，遗害无穷，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推动作用远远大于阻碍作用。这是有目共睹、毫无疑问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