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都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科学技术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所以在各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放在突出位置。中国从清朝末年洋务运动、自强运动以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又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格外重视。
回顾近代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人们发现科学技术不仅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还严重依赖于社会经济其它因素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失败经历在这几百年里反复重演1。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所以正确认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理解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条件，对确立当代科学技术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将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
第一章 前言
一提到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在科学技术史领域李约瑟几乎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代名词，而李约瑟难题则意味着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
李约瑟的问题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其核心内容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对自然的数学化假设及其所蕴含的先进技术——只产生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产生于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一直享有比西方更辉煌文明的中国？今天的科学史家将这一关于科学革命和中国科学与技术演化状态的比较问题称为“李约瑟问题”。
不过，最近的研究揭示李约瑟问题并不始于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的是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马窦、庞迪我等人都指出了中国知识界在科学知识上的落后。（利马窦，p347； 张铠，p415） 1728年，法兰西科学院秘书梅德朗在给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落后”问题，后者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解释。（韩琦，p289－298）同时代和稍后的众多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也先后涉足这一问题，波义耳、莱布尼茨、卡西尼、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休谟、狄德罗等人都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2。
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特别是经历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对社会经济（当然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条件（或落后的原因）问题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被提出来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酝酿变法维新，一批新式教育机构也纷纷成立，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20世纪初到抗战时期，大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更加广阔的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3。李约瑟对这个问题开始感兴趣也是在30年代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后。
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时已是一个成功的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并且已年近四十，当时他在几个中国青年学者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兴趣，进而又对近（现）代中国的落后状况感到困惑。李约瑟（2001 p6）提到他对中国古代科技产生兴趣的发端时说，“1937年几位年轻的研究工作者来到剑桥……他们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他们激励我学习他们的语言；其二，是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当代科学只是发源于欧洲？……越是深刻了解这些中国来的朋友，我就越发感觉到他们的头脑与我更为相似，当然我所指的是在智力程度方面。一个尖锐的问题由此而产生：为什么现代科学、加利略时代的‘新哲学’或称‘实验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或是印度文化呢？”他正式开始搜集资料是在他1942年担任中英科学合作所主任之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才有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诞生。
“李约瑟问题”或称“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之谜”、“李约瑟命题”等等。它们分别对应英文的“the Needham Problem (Question)”, “the Needham Puzzle”, “Needham Thesis”等等。首先使用这一说法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经过美国社会学家雷斯蒂沃（Sal Restivo）归纳，以及席文等人的致以辩难，“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Problem）一说不胫而走，80年代初传入我国。
当代中国知识界对“李约瑟问题”的兴趣源于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涵盖了当代国内对“李约瑟问题”主要的理论观点。
李约瑟的问题是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于文明程度较高的古代中国，而是源于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这里，近代科学指的是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在哲学上是指由古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见吴国盛）。不过，李约瑟从未有过这种难题。席文指出，现代科学在发展时留下的欧洲烙印太强，不能认为在全球到处均属可能。李约瑟也很早（至迟1956年）就说出中国古代“尽管有这些成就也未能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哈维和牛顿的水平”。（刘祖慰2001）
这里，必须清楚，中国古代并没有近（现）代意义的科学4，所以，不存在中国近代以前曾经在科学技术领域领先世界，近代以后才逐步落后的问题。严格的说，古代欧洲也没有近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一种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以理性来解释自然的知识形式。从这一点说，近代科学技术体系产生于广阔复杂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环境，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探求产生的条件和原因，而不是用科学技术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的标准去衡量产生它的土壤。
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是在讨论一个没有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5，因而没有学术意义。从能否被证伪的标准来看，李约瑟难题确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历史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却不能说就没有意义。没有人会怀疑宋巴特、马克斯. 韦伯的以及默顿这些学者关于近代西方文明的起源所做的思考和探索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现代的落后状况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曾经领先还是一直就很落后。研究成功的历史事件和没有发生的“历史可能”学术意义是相当的。带着“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出发，对欧洲中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和近代科技革命在西方历史上的“巧合”，因此很多学者也把近代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和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视为同一个问题。事实上提到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三项历史事件中的任意一项都不能不提到另外两项。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领域仍然期待有新的认识上的突破。对经济史学家而言，“李约瑟难题”也有中国古代工商业发达、文明程度很高，为什么到近代反而落后（没有产生资产阶级）的含义。李约瑟本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了科学技术革命的隐含前提，在他的逻辑中，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没能发展起来，所以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也没能在中国产生。（张孟闻p22）
--------------------------------------------------------------------------------
1 清初杨光先反对汤若望按照西方天文学制定的历法时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之说和三百年后张春桥的言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出一辙（参见楚夏夫《杨光先的“大义”》，《经济前沿》1997.11）。《官场现形记》披露的清朝末年引进机器设备的官僚们和当代国企某些领导的做法和结果并无二致：政府耗费巨款买回一堆废铁，甚至有时废铁也没有。
2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p176－190 本文转引自 刘钝2002，p8
3 仁鸿隽、梁启超、王琎、冯友兰、吴景超 、竺可桢等人分别发表了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李约瑟当时和这些学者也有交流。参见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载《二十一世纪》1997，no.44,pp18—29，以及刘钝pp1-29,谢泳等。
4 关于近代科学的定义与起源目前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采用的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参见Roger Hart的“Beyond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A Post-Needham Critique”，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Mario Biagioli,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5 参见 江晓原 袁幼鸣，《“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载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