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息资本。
生息资本是为获取利息而暂时贷放给他人的货币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为高利贷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了借贷资本。在清代，除原有的高利贷资本外，帐局、钱庄、票号也从事存放借贷业务，虽然它们属于高利贷资本还是借贷资本还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具有生息资本的性质，而不仅是货币经营资本。清代这些生息资本的各种形式都曾成为商人的来源。
１、高利贷资本向商人资本的流动与转化。高利贷资本通过借贷获得高额利润，清代法定最高利率是月息三分，实际生活中低于三分和高于三分的都有。但只要商业利润率高于高利贷利率，高利贷资本就会流向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流向商业资本的途径之一是商人借贷。如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巴县农民钟文（仁）举“因本年岁歉”，“外借铜钱十余千，作本营谋”［①①ｌ］；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巴县农民唐大受与亲戚方林合开泰丰棉花行，他借银２０００两入本［①②ｌ］；无锡钱琭少时“贷子钱负重贸易为生”［①ｍ］；扬州盐商道光时“已资实不过五六百万，其余皆系出利会借”［②ｍ］。印子钱是高利贷资本中最为残酷的一种，也有小商贩借此贸易营运。北京做小买卖的“贫穷之人原无资本，惟赖印局挪钱，以资生理，……有挪京钱二、三串者，而挪一串者尤多，皆有熟人作保，朝发夕收，按日取利。而游民或携筐或担担，每日所赚之利，可供每日所食之资。……在印局虽重于取利，而贫民则便于用钱，群然隐隐，各得其所”［③ｍ］；天津，印子钱“虽利钱不菲，然零星归款，子母双清，负贩小民尚觉轻而易举云”［④ｍ］。清代甚至有高利贷者专向商人放贷。康熙时湖州朱峋“故微贱，以资入贡。凡商贾经营无不贷其金，冀三倍之息，以此自雄”［⑤ｍ］；湖南桂阳何钟衡“卖田亩，谋居积”，专门从事高利贷，“于是出资举贷人，人贷其钱，轻大获，倍偿之，二十年后遂至巨富”［⑥ｍ］，借贷者无疑是从事商业经营。黄冕堂堂先生曾从刑科题本中勾稽清代高利贷概况，其中有一些是为经商而借贷的，现据以列为表２。
表２
（附图 ）
资料来源：黄冕堂：《清代私人高利贷资本叙议》，见《清史治要》第４６５—４９５页，第５０５页，原据刑科题本。
表２所列利率一般为三分，便也有高于三分的，甚至嘉庆（１７９７）二十五年吴从周为赶场而借钱５００文，十天后即须还利息３０文折合月利达１８％。商人贷借这种高利贷，无疑其商业利润率要高于高利贷利率。除了信用借贷，商人借贷高利贷还有抵押借贷。上表中道光十三年四川孟怀畛为贩烟向袁槐青借钱九千文，以银一锭重八两为抵押，议明次年不赎，听凭债主换用。更多的是以土地、房屋作抵押。如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徽州何应斗“因往外”经商，将屋、粪窖、猪栏“出典与堂侄伯元名下，得受典价纹银贰拾两整”［①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汪之伦为“店中生意营运”，将屋一间、菜园一处“当到叔足祖名下银式拾两正［整］，其利每周年贰分五厘，银息共到上下半年送还”［②ｎ］；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祁门汪允彦因“在邑开店生理”，“将田凭中出当与叔名下本纹十两，每月每两贰分行息，其银约至年终本利一并奉还”［③ｎ］；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张羽侯因“店中缺用”，将屋八间当与族弟名下为业，当价九五银４０两［④ｎ］。雍正七年贵州正安殷汉鼎将田一块暂典与温洪漠耕种，得价银９０两，往四川营生［⑤ｎ］；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贵州开泰县毛来廷“因生理短少”，向穆姓醮上众人穆连生等借纹银４８两，以曲尺田一丘作抵［⑥ｎ］；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巴县郑复元为开栈房“将田当银五百两，置办家具、房屋宫”［⑦ｎ］。甚而有把典得的他人房屋宅基转典，以典价作为资本的。祁门马圣原向谢商贤当得铺业三行，分别租与陈姓开钱店，汪衡一开裱褙店，余日升木匠生理，每年收租银１８．１两又钱５２００文，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马圣宫“因生意乏本”，将上述铺业当与饶姓，得当价１６０两［⑧ｎ］；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巴县罗长友开帽铺，拖欠山西商人贾天顺货银１００余两，“将伊得当伊母舅马光明熟土柴小房屋当约一纸，计当价银六十两”，给贾天顺折抵［⑨ｎ］；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巴县邹长发“因缺少资本”，将他向冯泰安当得瓦屋一间，以原当价银３０两转当与薛福顺，限一年为期赎取［⑩ｎ］。
高人举借高利贷的另一形式是以所购商品向典铺质当，取得当价更番购买，从而增加流动资金，称为“囤当”。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安徽巡抚范璨奏：“射利之徒，避囤户之名，为典质之举，先与富户、当户讲定微息，当出之银，复行买当，资本无多，营运甚巨”［①①ｎ］；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监察御史汤聘又奏：“近闻民间典当，竟有收当米谷之事，子息取轻，招来甚众，囤积甚多。……奸商刁贩遂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即如一人仅有本银四千两，买收米谷若干石，随向典铺质银七八百两，飞即又买米谷，又质银五六百两不等，随收随典，辗转翻腾，约计一分本银，非买至四五分银数米谷不止”，次年米价昂贵，“收明子母”，陆续取赎出粜，“盖囤当之弊，江浙尤甚，而囤当之物，并不独米谷也”，蚕丝、棉花均有囤当［①②ｎ］。道光时松江娄县“泗泾、枫泾各当，囤积约有二万余石之多”，“系各铺户寄存之米”［①③ｎ］；南汇县的风俗：“商家转运不灵，亦以物质于典”［①④ｎ］。这种囤当在小说里也有反映，《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陈虾子劝陈来公“拣头水好丝买了，就当在典铺里，当出银子，又赶着买丝，买了又当，当铺的利钱微薄，象这样套了去，一千两本钱，可以做得二千两的生意”。可见，由于典当业的高利贷资本利率低于商业利润率，商人以这类“囤当”的方式举借高利贷有利可图，因而是相当普遍的。
高利贷资本有时可以直接转化为商业资本。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山西徐沟县刘正学与庞光壁各出本银７５０两合伙开当，“因生意细微，抽出公本银伍百两，在张家口开杂货铺”，十年庞氏亲戚吕世壁出护身银５０两入当做生意，十七年因“利息有限，抽了护身银子，到别处贸易去了”［①ｏ］；道咸间徽州某氏开设典业，“生意清淡”，“无意经营，将典收歇”，后其子另“创豫章盐务，复营茶业，颇获多金”［②ｏ］。这两例都是典当业因利润不高而改为经营商业，其资本也由高利贷资本而转化为商业资本。又如在浙江江山县的徽商汪岳中原开有典业，后其子“上承祖业，而自创更巨”，另行“创立油坊”［③ｏ］，他开设油坊的资本应有来自典业资本或典业的利润收益。
此外，商人在商业经营中的赊销方式，在获得商业利润的同时，也获得高利贷利息。如乾隆十年至十三年江西武宁县农民舒云会陆续向货店主舒兼德赊取货物，“积算本利，共该银八两七钱”［④ｏ］。晋商在蒙古、河南等地也常常采取这种赊销方式，在蒙古，晋商以各种商品换取蒙古的畜牧产品，“每年收债一次”，“大体说来，这些牲口的售价至少为在蒙古收账时抵价的两部”，这种售价除了商业利润外，也包括了高利贷利息［⑤ｏ］。商人通过赊销所取得的高利贷利息也会成为他的商业经营资本。
２、账局、钱庄、票号向商业放贷。账局起于雍正、乾隆年间，由山西商人创设于北方京师、张家口、山西汾州、太原等地，经营存放款业务［⑥ｏ］。乾隆末年成书的《晋游日记》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⑦ｏ］。除了放官债，账局还从事工商业放贷。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御史王荫茂奏：“闻帐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到，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⑧ｏ］；同年翰林院待诏学士宝钧奏：“都中立帐局者，山西人最伙，子母相权，旋收旋放，各行铺户皆藉此为贸易之资”［⑨ｏ］；长芦盐政文谦奏：长芦盐商近年“本形疲累，惟藉银钱账局通挪周转”［⑩ｏ］。除了向商品经营资本放贷外，账局还向货币经营资本的钱铺放贷。同年三月宝钧奏：“缘京师交易由于钱店，钱店之懋迁半出账局”［①①ｏ］；六月监察御史宋延春奏；“向有山陕等省殷实商人携带重资来京设立行账局，放给各银钱号及铺号，往来交易，按例取息，颇称获利。从前商贾流通，实由于此”［①②ｏ］。这些史料均为咸丰三年时官僚所奏，但其中多说到“自来”、“向有”等词，可以认为账局向商业的放贷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很普遍了。咸丰三年福建道御史宋延春称“京师行账局共计百十余家，各本银约有一千数百万两”［①ｐ］，但另据统计共有２６８家［②ｐ］，可见账局的资本总量是很庞大的，实际上支持了京津等地的商业经营，因此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太平军北上时，山西账局纷纷收撤，引起了京津地区金融业、商业的恐慌和危机［③ｐ］。
钱庄在明代已经出现，清代更有发展，清代另有一种银号，与钱庄相类似。或说规模大者为银号，小者为钱庄，又或说北方多称银号［④ｐ］。钱庄和银号都从事银钱兑换业，属货币经营资本，但至迟在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钱庄已从事存放款业务［⑤ｐ］，具有了生息资本的性质。钱庄何时开始向商业放款，却难以确定。一般认为，上海钱庄始于绍兴煤炭商人以余资兑换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店铺及北洋沙船，以权子母［⑥ｐ］，可见上海钱庄产生之初就从事对商业的放贷。这当然是与上海发达的商业分不开的。很难想象，上海专业钱庄产生后，反而不再从事对商业的放贷，只从事银钱兑换业。在鸦片战争前，上海钱庄并向沙船业放款，“沙船在出海时，经常向钱庄借入大宗款项，在上海购进土布等货物前往南北销售。……钱庄对沙船业虽经常放款，但因风险很大，对外不声张，以免影响钱庄的信用”。据上海著名沙船商李也亭后裔回忆，李也亭最初经营沙船即得到钱庄大宗款项支持。因而经营颇为顺手［⑦ｐ］。李也亭２０岁左右到沙船上工作，独资开设久大成号当在鸦片战争前后（１８２２年李也亭１５岁）。同时鸦片战争前钱庄主经纬在上海开设仁元钱庄，“沪南有陈有德沙船字号与元记往来久”［⑧ｐ］。钱庄对沙船业的贷款，是生息资本成为商业资本的来源。广东的银号、钱庄，据文献记载，则可证明在嘉道年间已有对商人的放贷。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顺德县监生何朝钰等在佛山开设中泰银店，雇梁泽昌为店伙“管理放借出入银两”，梁泽昌因挪用店银１０８００两，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十二月底结账，恐何朝钰等查出，捏写借单三十七张，每张借银２００两至５００两不等，每两每月行息七厘五毫或九厘，借主为“成丰等店三十六家”［⑨ｐ］。此虽系欺骗，但当时必有银店向店铺放贷的背景，梁泽昌才能以此蒙骗店主，何朝钰并据借单向成丰各店查询始能识破。道光年间佛山晋丰银铺一股东李可琼曾抱怨“买卖人多系行险侥幸，丧心昧良者居多”，银铺常受连累而“倒灶”［⑩ｐ］，也说明银铺向商人放贷，商人拖欠贷款的情况。广州的钱庄，据１８４８年出版的《中国商业指南》记载，除少数仅从事银钱兑换业，不与商业发生联系外，大部分都与商业发生联系，除接受商人存款外，也举办短期贷款，期限在三天以内，日息０．５％［①①ｐ］。尽管我们能找到的钱庄、银号向商人放贷的实例可以说很少，但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３６）成书的《钞币论》中一段话却似乎反映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据该书记载：“许梿曰：“若寻常存母取子之银，则富户存于钱庄，钱庄亦分存于各铺户”［①②ｐ］。可见，道光年间钱庄对商人的存放款已属“寻常”之事。
票号的起源没有明确记载，历来有多种说法。近年黄鉴辉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它的产生在１８２３年前后，或道光初年［①ｑ］。票号是从事汇兑的金融组织，但它也经营存放款业务。在放款业务中，有的是对商号放款，如日升昌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１８５２）总结帐中记载：郁丰号二月十六日借去５００两，利息月七厘，腊月还。蔚泰厚苏州分号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外借８０８７３．６两，日新中京都分号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外借６８４６９．８１两，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外借４９８６０．０１两，日升昌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外借７５００两。这些均是年终结存数，尚非全年发生的借贷。［②ｑ］此外，票号还结合信汇进行存放款业务，这种方式称为“逆汇”，与甲地先物款乙地后付款的顺汇相对，逆汇是乙地先付款，甲地后收款，此为放款与汇兑相结合；或乙地先收款，甲地后付款，此为存款与汇兑相结合。放款与汇兑相结合的事例，如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蔚泰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中称：“再有玉盛号于三月二十一日会借去咱足纹银三千二百五［？两］，连空伊期一月，均按月九厘，至七月初十日在京无利交咱头白空银”［③ｑ］，这是说玉盛号请蔚泰号苏州分号向北京汇去３２００两，但未交款，而是借用票号银两，再由票号在北京收回。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正月初十日日升昌张家口分号致汴梁分号信中记有数起这类放款与汇兑相结合的事例，如“又定会过正月初五日谷（太谷）交镜宝银一千五百两，咱在口（张家口）四月标收作，按月四厘三与咱行息外，共贴咱银六两。又定会过三月初一至十五日河口交河宝银三千两，咱在口（张家口）年标收伊足宝银一千五百两，净得空期，四月标至五月节京，口（张家口）随便交咱银一千五百两，至二月初一日按月四厘三口规与咱行息”［④ｑ］。前一例是太谷的商人收取票号银１５００两，由该商人或其分号在张家口向票号付还，月息四厘三，另付汇费６两；后一例是河口（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商人收取票号银３０００两，在张家口还付票号银１５００两，另随便在北京或张家口交票号１５００两，月息四厘三，但无汇费。这类汇兑与放款相结合的现象至迟在道光二十四年已有明确记载，可以认为票号向商业两种形式的放款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
（六）生产利润，指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剥削雇佣劳动者所获得的利润。
生产利润流向商业资本的方式之一是商人从事农业、手工业经营，将其利润转化为商业资本。明代已有商人从事手工业生产，清代并出现商人从事农业经营。商人从事农业、手工业经营时剥削雇工劳动所获得的利润并非商业利润。商业利润由二个部分组成：“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⑤ｑ］，商品的运送与保管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商人雇工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或加工，劳动者或创造了新的价值，或增加了原有商品的价值量，形成生产利润，当其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时，则成为剩余价值。商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形式有雇工生产和投资工场手工业［⑥ｑ］，后者的资本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不再是商业资本。而商人雇工生产，其目的是获取、加工某种产品以投入流通，取得商业利润，生产和流通是由同一资本担任的，其资本仍属于商业资本，他在雇工生产或加工时所取得的生产利润也融入到商业资本中。商人从事农业雇工经营的情况也是如此。
清代前期明确记戴为商人雇工从事农业经营的事例尚少。《秦疆治略》载：西乡县“耳厂十八处，每厂工匠不下数十人”［①ｒ］，他并未说是商人雇工，但按严如熤记载，陕南山区的木材、药材、木耳等厂均系商人经营［②ｒ］，因此西乡县的木耳厂也有可能是商人雇工经营的，且其规模不小，每厂雇工达数十人。此外，福建崇安的茶业，“客商携资至者，络绎不绝，而民不加富，盖工作列肆，皆他方人，崇所得者，地骨租而已”［③ｒ］，属于商人租地经营，不过这里可能是种茶与焙茶，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在手工业中不少行业有商人雇工生产。如棉布加工业中的染布、踹布业，是由布商雇工经营的，“苏州南濠一带，客商聚集尤多，……至于染、踹二匠，俱系店家雇用之人，各有收管”［④ｒ］，另有记载说：“布号俗名字号，店在阊门外，漂、染俱精”［⑤ｒ］。至于踹坊虽系包头开设，“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火［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但踹匠的工资是由布号发给的，包头“垫发柴米银钱，客店领布发碾，每匠工价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火［伙］之费”［⑥ｒ］。又如陕南“铁厂、板厂、纸厂、耳菌厂，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厂民自食其力，实皆良民”［⑦ｒ］，如木材采伐业，由商人出资雇工生产，“开厂出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厂中除掌柜、当家、书办外，另有负责运输的“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工人，曰包头”［⑧ｒ］，可见木才厂除开采外还要运出山外销售，获得运销利润的。这些事例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染匠、踹匠和伐木工人的劳动增加或创造了商品价值，商业资本通过剥削他们的劳动，获得了这些价值所形成的生产利润。这些生产利润无疑增加了商业资本总量，成为商业资本的又一来源。不过在商人的账簿里，这些生产利润隐藏在商业运销利润里，是看不出来的。
生产利润转化为商业资本的另一形式是手工业作坊主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在开始经商时的资本来源无疑来自剥削手工业工人所获得的生产利润。如开封著名的丝织业作织坊景文州汴绫庄以丝织业生产闻名中州，但同时也开办一些其它行业的店铺，如庸德堂一支，除拥有“景文州麟记”、“景文州瑞记”两座绫店（包括丝织作坊）外，还开有“同泰丝庄”、“德兴丹局”、“德成油房”、“东会福酒店”各一座［⑨ｒ］，这里绫店和丝庄可能是作坊附设的门市，油房亦可能是前店后厂的作坊，而丹局和酒店则应是商业经营了。又如道咸时期广东人林廷寅在广西贵县开正泰号，最初开油榨，后来又做米、布生意，他开有三间榨坊，每间有七至十条榨，每条用八个工人，油少数在本地销售，大多数运回到梧州下广州［⑩ｒ］，这种规模是其发展后的情况，但既然他先从事雇工榨油，后经商，那么他的经商资本无疑有来自剥削榨油工人所获得的生产利润。
（七）商业利润。
商业利润转化为商业资本的方式有三种。一为商人将利润以积累的形式转化为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如江西万安“贫人走蜀，由小买卖而至大开张”［①ｓ］。典型的事例是扬州盐商吴景和“以一文起家，富至百万”［②ｓ］，这一记载过于简略，尚看不出他如何发家。《清稗类钞》记载：“南昌有布肆，号一文钱”，亦以一文发家，其创始人“惟余钱一文”，购面糊，捡破纸鸡毛，制作儿童玩具鸡狗出售，“久之，积钱渐多，乃渐作小本经纪。勤苦贮蓄，遂设布肆，以资财雄于会城矣”［③ｓ］，他显然是将利润一点点“贮蓄”，转为经营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的。又如永清县农民燕进朝与其妹夫龚希贤“俱贫困，又孑立无兄弟行”，进朝“负贩木棉，逐什一之利，不足自给”，后希贤丧偶，与其二子依燕氏生活，“希贤、进朝负贩于外”，希贤长子尤鼐“年十五能贸易鸡子，佐父若舅所不给，久之家中稍有蓄储”，他因“精通其道，初为负担市易，渐用牵车服贾，康熙末年以居积鸡子立巨肆于京师”，因京师无人货鸡子，“故尤鼐所获独得丰饶”，同时“希贤、进朝行贾木棉，利亦倍蓰”［④ｓ］，这一家也是从小贩开始，逐步将利润投入经营，扩大商业规模的。不仅是这类小商小贩依靠积累利润扩大营业，甚至清代资本最雄厚的商人集团之一广东十三行行商，“其资本来源主要得自中西贸易的利益”［⑤ｓ］。商业利润实际上是商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商人经商的启动资金可能有许多来源，但他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则大多来自商业利润，而不是投入其它资财，更不会向他人借贷，尤其是在前近代。即使商人并不想扩大经营，仅想保持原有规模，他所获得的利润只要不是随时消耗，而有所存留，也会起到流动资金或预备资本的作用。在一些合伙经营的合同中有的规定一定期限后方可分配盈利，这期限内利润显然成为经营资本，有的并明确规定只分配部分盈利，其余盈利作为公积金扩大经营。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胡美魁等经商合同规定：“三年之后方可品分盈余，不得擅自支取”［⑥ｓ］；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祁门郑丽光等合同规定：“余积之资不得先行私自移用，必待年终开销各款，公同分用，若不分，即存碓转运，各无异言”［⑦ｓ］；北京万全堂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合同规定：“二年合账一次，定于三月初一日”，“合账后，东家有应提利银本年冬间方许提使，不得账后即行提使”，据考证，这一合同是按照嘉庆年间旧章所立［⑧ｓ］。陕商在贵州仁怀的协兴隆盐号，按陕商习惯，每三年请股东算账一资，提出６万两三股均分，余利全部移作营业资金，平日股东不得在号内支取分文，也不得在号内食住［⑨ｓ］。著名的山西商号大盛魁亦以三年为一个账期分红，但“每次账期，都把公积金的积累运用放在首位，以公积金的增长数量，作为衡量三年内经营成果的主要标志，然后才是每股红利”［⑩ｓ］；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规定，分红以外的盈余作为公利金，“习称厚成，东伙都不得提用，遇有生意亏账或紧急需款情况，才准使用”［①①ｓ］。据晚清时俄国人观察，呼和浩特汉人商行的原则是，“所得的盈利要作为他们共同资本的增殖，而分配到各股东名下的数额则依其入股金额而定”，每个股东每年只能拿５０两生活费，其余盈利都按其股份归入股金［①ｔ］。蒙古是晋商的活动地域，这一原则当也是晋商所创。这种将盈利归入经营资金的情况在清代的算书中也有反映。清何梦瑶《算迪》载一题曰：“如为商一次，初次得利比本为三分之二，将利加入本银；第二次得利比本为四分之三，又将利加入本银；第三次得利比本为五分之三。三次本利共一千四百两”，计算原本为３００两；又一题曰：“设如一商贸易不言本银若干，但知第一次所得利银比本银为四分之一，用去银二十两；第二次所得利银比第二次本银为五分之二，用去银十四两；第三次所得利银比本银三分之一，用去银十五两，合计所余利银共八十二两”，计算原本为１１３．２５两，三次获利分别为２８．３１２２５两、４８．６２５两、５２．０６２５两［②ｔ］。前一例将利润全部转为经营资本，后一例是部分转为资本。
一些现存的商业账簿提供了商人将利润转化为资本的实例。徽商日兴店康熙年间的帐簿记有每年“新正二日”净存店内“并家伙各项货物本银”，其中康熙四十九至五十二年（１７１０—１７１３）记有所撰［赚］银数及收入屋租银数（其中四十九、五十两年合记），现列表如下：
表３
（附图 ）
资料来源：《康熙日兴估作净存银货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屯溪资料，编号：商３６９。其中赚银数包括屋租收入（康熙四十七年本银下注有“并屋租银４０两入内”）。由上表可见，每年本银等于上年本银加上所赚银数，所赚银数大部分是利润，这些利润成为下年的经营资本。又如万隆号，这是一家合伙店铺，它的账簿中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１７５３—１７５６）除记载本银和每股分利外，还记有其它收入，现制为表４。
表４ 单位：两
（附图 ）
资料来源：《乾隆万隆号帐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屯溪资料，编号：商３６６。原簿乾隆十八年仅记本年得利１０５．３２４两，年派四厘三毛（毫）二系，未记各股东应派若干。
根据表４，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共得利６９０．８３５两，其它收入共７２５．４６５两，全部转为经营资本；根据帐簿记载，其它收入中有１２９．５２两是各股东卖麻、油、靛青的收入，也是商业利润，因此，商业利润占所增加资本的６９０．８３５＋１２９．５２／６９０．８３５＋７２５．４６５＝５７．９２％。
商业利润流向商业资本的另一途径是商人之间的借贷。当一个商人向另一个商人提供借贷时，他一般是提供闲置的资金，而不会抽出自己的经营资金，这种闲置资本无疑是有一部分或全部是来自其商业利润。商人之间的借贷是很多的。如婺源孙徽五“贩木湖南”，同时有“同侣贷五金市木者二十余人”［①ｕ］；董楏照与兄业木苏州，“堂侄某贷银百两贸易”［②ｕ］。在徽州木商中还有这样的习惯，木商资本不足，可向木行贷款，而须将木材交该木行出售［③ｕ］。这样的习惯也存在于浙江永嘉县的木客木行中［④ｕ］。上海钱庄起于乾隆年间绍兴人开煤炭店者“以余款兑换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商店及北洋船帮以权子母”［⑤ｕ］；又如绍兴张广川，先人以生意起家，“至广川时财名愈大”，“绍兴之开店铺者多行其资本”［⑥ｕ］；慈溪冯姓“固宁波大富也，各省皆行商。……宁波码头大小店户多行冯姓本钱”［⑦ｕ］；巴县开钱店的黄有成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向邱发源等十三家商号借银３９００余两“作本往合江县买靛来渝发售”［⑧ｕ］；乾隆中山西商人秦功德经商亏本，后向在安徽霍邱县开店的堂叔秦晋齐借本钱一百余千文“往来贸易”［⑨ｕ］；晋商刘向楠经商致富，“赈村人至本族之贫者，各给银两使谋生理”［⑩ｕ］；陕西绥德州的本地商人“资本多不丰，或借晋商资本四季周转”［①①ｕ］；渭南县牛笃信与杨梦珍合本开设敬信行店，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陆续借用商人张兴盛、袁德茂银２２００余两，十七年马应辰领王、雷二姓本银开树生炭厂，先后借薛开兴铺银８００余两［①②ｕ］。广东十三行行商也从事银行事业，除兑换、倾熔外，还借款与小商店和困乏行商［①③ｕ］。
清代有些商人店铺并接受他人存款，这些存款有的是商人所存。如金陵有金姓香蜡铺“偶有外来客存钱数百缗”［①④ｕ］；太仓“有开南货店某，……有远商存千金某店”［①⑤ｕ］。有一商人收债而还，夜间遇盗，请求尽醉全尸而死，并拿出一张证券说：“此项现存某行，执券往索可得”［①⑥ｕ］。这类商人存款，有的可能是商人的流动资金，如上述第二例中的“有远商存千金”，可能是外地商人前来采购商品所携带的资金；也有的是闲置资金，如山西商人乔家复盛兴有许多来往的商号即“相与”在柜上存有现款，称为“浮存”［①⑦ｕ］。对接受存款的商人店铺，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资金无疑是要作为经营资本的。这是商业利润流入商业资本的又一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