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巩固封建统治，明清王朝恩威并重，曾在西北、西南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经营政策和措施，包括设置军政机构、拓展驿路交通、移民屯垦、茶马互市、改土归流等。这些政策措施总体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尤其在农业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 西部地区 经营措施 农业开发
明清时期，我国西部地区的经营和开发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西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而且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难于统辖，政治、经济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封建王朝采取何种经营策略至关重要。为了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巩固封建统治，明朝和清朝恩威并重，在西北、西南乃至康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经营政策和措施，包括设置军政机构、拓展驿路交通、移民屯垦、茶马互市、改土归流等。这些政策措施总体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农业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以及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则有较大缺陷，涉及到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 。
一、设官行政
明初太祖派兵北伐，驱蒙古于漠北，先后占据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在河套、河西一线设防，接着开始经营西域。明成祖时在新疆设立哈密卫，并多次派遣使者出访西域，新疆地区诸民族政权如别失八里和吐鲁番等先后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明代聚居在西北边疆的民族，有蒙古族、畏兀儿、哈萨克、柯尔克孜、回回、藏族和汉族等，其归属不一，矛盾复杂，斗争激烈，不时对明王朝构成威胁。元朝灭亡后北迁的蒙古贵族，凭借强大的兵力，动辄南下，袭扰西北边疆，明朝无力反击，只得放弃对嘉峪关以外广大地区的经营，未能在西域和大漠周围地区屯兵行政，河套、河西防线内缩。虽然明朝西北经营不力，西北辖区有限，但却注意在河西和毛乌素沙漠南缘一线筑城设寨、严防死守，始终未放弃关陇、河西等西北主要农区，对这里的农牧业经营颇费苦心。明政府先后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军政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边地推广卫所制度，陕、甘、青、宁境内都设置了大量卫所。边地卫所与内地卫所一样，广泛实行屯田，“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2] ，解决边防驻军的粮饷问题。不过明代河西、陕北等地单一的粮食生产开发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破坏，这是重要的历史教训。明朝攻略西南之后，在各省建立布政使司，掌管行政、财政；又设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下设卫所。西南卫所也普遍实行屯田，粮食生产有较大成效。
清朝灭明之后，经过对准噶尔的长期战争，陆续将厄鲁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套西、青海蒙古与西藏、回部等地重新纳入统辖之内[3] ，拓地万里，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统一帝国，西部地区尽归中央王朝统辖。《嘉庆重修一统志》曾绘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朝的疆域政区，其时全国分为二十七区，属于今西部地区的省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包括今宁夏在内）、四川、云南、贵州、新疆、青海、西藏，还可以加上内蒙古和广西省，就是说清代已经奠定了后来西部省区的基础。在新疆地区，清初平定准部叛乱后，乾隆二十七年（1688年）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准部回部各新疆地方驻防官兵，驻伊犁惠远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设参赞大臣，乌鲁木齐设都统，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设办事大臣，库尔喀喇乌苏、古城、巴里坤、吐鲁番、英吉沙尔设领队大臣等，皆归将军统领。光绪九年（1883年）新疆正式建立行省，设置巡抚布政使司，又先后建置州、府、厅、县。青海地区叛乱平定后，清庭将北部的蒙古厄鲁特等编为二十九旗，又在南部的藏族地区，建立四十土司，由西宁办事大臣统辖。西藏地区在平定了准噶尔部蒙古贵族与藏族上层分子所发动的多次叛乱之后，废除了藏王制度，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分驻前后藏加强管辖，并由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协理政事。西部其它省区建制多沿自明朝，略有调整。行政建制的完善是清代西部开发的重要标志，也是实行移民屯田的前提。清代北疆以及南疆地区的粮食生产开发和水利建设成绩卓著，显然与清朝的统辖和管理有关。
二、开拓驿道
明清时期，西部驿道建设兼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多重目的。相对而言，西北驿路更多地作为转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的通道，西南地区驿道建设的经济色彩则比较浓厚。无论功用如何，驿道的修筑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均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特别是西部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地区的驿道修筑，早在秦朝时已经开始。以后的封建王朝在经营西北边陲的过程中，也比较注意道路、驿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明朝建立后，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构建全国的驿传网。西北的河西、陕北和关陇一带是明朝的边防重地，也是其开发和经营的重点地区，在西北各卫所或州县之间多有驿路相通。清政府为了加强西北与内地的联系，对于驿路建设相当重视，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得到较大发展，试以新疆为例加以说明。新疆地域广阔，多沙漠戈壁，如果没有驿站道路建设，要想远行或长途运输是十分困难的。在平准战争中，康熙、乾隆在新疆各地建立许多运输台站，以转运粮草，并进行军事联络。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设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的台站。康熙五十五年因运粮需要，自嘉峪关至哈密设立12个台站[4] 。乾隆十八年（1753年）设立的台站，自哈密西至辟展，北至巴里坤；自辟展西至库车，北至乌鲁木齐；自库车西至乌什，又西至叶而羌，又西至喀什噶尔[5] 。当时新疆地区修建驿站同样是出于军用粮草运输的需要，但驿道对促进当地经济开发和民族往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最早建立的一批屯田区，基本上在驿道沿线，如哈密、巴里坤、辟展、木垒、古城、乌鲁木齐、奎屯等。驿道沿线还不断涌现出新的居民点或村落，有的村落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驿道也带动了西域商业贸易的发展，通过这些交通站点，商人们不断地将内地农产物品输送到新疆民族地区，同时又将新疆的物产运销内地。驿路的拓展对于活跃西北边疆地区的农牧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
西南地区多丘陵山脉，道路崎岖，交通闭塞，对当地的经济开发造成很大影响。明朝从统一之初就注意在各地修筑道路、设置驿站。明洪武十五年，诏令四川东川、乌蒙、乌撒、芒部各酋长，率领当地人民随疆界远近，开筑道路，以六十里为一驿。永乐年间，朝廷还新开自京师到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驿路，加强了西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西南地区闭塞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清代陆路交通有较大拓展，四川、贵州和云南的主要交通线上设立了不少驿站。明末清初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一带战争连绵，各条驿道上的馆舍桥梁遭到严重损毁，重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景况。但在战争停息后的西部开发浪潮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比较重视修桥补路，驿道建设蔚然成风。特别是在康乾时期，四川通向外省的道路以及境内陆路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修，形成川陕栈道、川滇道、川黔道、川藏道等几条重要通道，这些交通动脉在促进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作用不言而喻。
川滇黔地区陆路蜿蜒崎岖，水路交通也不发达。这里河流众多，但水流湍急，多暗礁险滩，难以行船运输。清代前期为了开发当地资源，对开通西南航道作了不少努力，川云贵地区的水道交通有一定拓展。川鄂道是四川和云贵地区联系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水路交通。清代前期，长江上游森林大量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加之年久失修，川鄂航道运输不畅，历史上的主要运输干线如嘉陵江、涪江、金沙江等也多处淤塞。江河航运不畅，势必影响云贵川等地的物资运输，特别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川粮输出。康雍乾三朝中央到地方均比较重视川鄂航道的整治，西南其它水道也得以贯通，从而加强了川滇黔三省及其与外地的经济联系。雍正七年，连接云桂，通达粤闽的以南盘江为主干的水路交通工程完工。雍正八年（1730年），清水江通航工程告竣，贵州到湖南的重要水道开通。乾隆初年，疏通金沙江水路，贯穿滇川两省交通。乾隆十年（1745年）连接贵州与四川的赤水河航线开通，由贵州毕节顺流而下，可在四川合江进入长江航道。这些水路交通建设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清代西南地区交通线上的驿站整顿和建设也颇有成绩。其中四川设驿站65个，贵州23个，云南81个，这些驿站均经过精心安排和布置，配备有专门的驿马。四川的驿站以成都府成都驿的锦官驿为中心，逶迤向外延伸，形成三条路线。北路沿着盆地边缘进入陕西；东路在隆昌一分为二，一路沿长江向东，与湖北巴东相连，一路折向正南，经泸州、永宁进入贵州境内；西路穿过川西高原，与西藏相连。贵州的驿站以贵阳府的贵筑县驿为中心，形成三条主要线路，北接四川，西通云南，东达湖南。云南的驿站设置相对较多，它们以昆明的滇阳驿为中心，延伸出四条干道，沟通贵州、广西以及省内各州县。驿站将本省各地区之间联接起来，并通向相邻省区，方便了官方和民间的物资转运和信息传递，促进了西部省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