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概况以及苏州、松江、常州地区的渔业地理分布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从渔船种类、大型船舶的形制、生产形态，河泊所的设置分布，渔业课税的征缴变化到渔户人口的数量变迁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述，初步揭示了各个地域渔业生产的发展变迁。
[关键词]河泊所；鱼课；渔户；渔业；太湖
关于我国历史时期的渔业，以往学者已有涉及，出版有几部渔业通史著作。但就内容比例来看，李士豪、屈若骞先生所著《中国渔业史》[1] 和丛子明、李挺先生主编的《中国渔业史》[2] ，篇幅为近现代者多，论及明清以前历史时期的较少。日本中村治兵卫先生的《中国渔业史研究》[3] 堪称力作，但其论述时期始于唐而终于明。中国台北吴智和先生的《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是一资料翔实，论证慎密的长篇论文[4] 。近年来又有海洋渔业经济专题著作面世[5] ，但关注淡水渔业者较少，专门论及某一区域的渔业生产者相对更少。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湖水域面积广泛，淡水渔业较为兴盛。笔者此前已有几篇文章讨论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鄱阳湖地区及安庆地区等的渔业状况[6] ，本文拟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苏松常地区渔业的地理分布进行探讨。
一 太湖渔业生产概况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境内湖泊众多，面积广阔。明"直隶苏州府知府况钟言苏松嘉湖四府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傍山、杨城、昆承、沙湖、尚湖，广袤凡三千余里……"[7] 。太湖地区的渔业生产规模颇为可观，渔业经济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明人沈周有诗云："吴江本泽国，渔户小成村。枫叶红秋屋，芦花白夜门。都无三姓住，漫可十家存。熟酒呼儿女，分鱼喧弟昆。不忧风雨横，惟惮水衡烦。鸥趂撑舟尾，蟹行穿屋根。怡然乐生聚，业外复何言。"[8] 诗文描写了太湖边上湖州府吴江县境美丽、恬淡的水乡渔村风光。
太湖上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类渔船，渔民"大概以船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载，衣粗食恶，以水面作生涯，与陆地居民了无争竞"[9] 。滨湖船户"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10] 。该区域有众多专门从事渔业生产或相关行业的渔民船户人口，如太湖中有余山，一名徐侯山，岛上有"居民二百余家，无田，以舟辑为业，熟行湖湘"；有漫山，"在长沙山西北三十里，居民百余家，以造篷为业"[11] 。
渔民以船为家，渔船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是他们的生活工具，四时放棹于五湖风浪、浩渺烟波之中。渔船有各种各样的形制和规模，有诗人多所吟咏的一叶扁舟或瓜皮小艇，也有形制巨大的六桅罛船。有的适宜于风平浪静时寒江垂钓，有的能在风浪大作时牵网作业。有的专放鱼鸭捕捉，有的专用声光诱捕。以下略举罛船、舴艋、哇船等几例说明。
罛船为内陆湖泊中形制最大的渔船，又名六桅船。《太湖备考》卷16《杂记》对其形制、制造、作业时间及地点等都有详细记载。其形制不知从何时始，太湖中的罛船形身长八丈四五尺，面梁阔一丈五六尺，落舱深丈许；中间立三幅大桅，一幅高五丈、另二幅高四丈五尺，船头一幅桅，高约三丈，船梢二幅桅，各高二丈许。同上书卷11《集诗二》有《罛船竹枝词》云："村外村连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渔艇瓜皮小，谁信罛船万斛宽。"如欲制造罛船，必先择定时辰八字以祈吉利平安。太湖地区制造罛船的地点有胥口之下场湾、西山之东村、五龙桥之蠡墅、光福之铜坑四处，编织篛篷、打造颤缆的地点则在冲山。罛船既不能傍岸，也不能入港，篙橹无法撑摇，专门候湖上暴风之时行船。又有《罛船竹枝词》云："具区万顷汇三州，点点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风四面，罛船打鼓击中流。""当夫白浪涛天、奔涛如驶之时，商民船只不敢行而罛船则乘风牵网纵浪自如；若风恬浪静、行舟利涉，罛船则帖伏不能动"。太湖罛船常在西北水深之处作业，东南水域因水深太浅则不至。其住泊没有一定的处所，风浪止时则下锚于湖中，三幅大桅常竖而不眠。太湖罛船分属于苏州、常州二府各县，清同治年间辖属于苏州府者有四十八只，属常州府者有五十二只。罛船有前、中、后舱，后舱可种菜，前舱则可延师教读；船尾系有三板小船，出入鱼市鬻鱼可乘以往返，与普通渔船迥然相别[12] 。
除形制巨大的罛船以外，还有各种各样大小不等、用途各异的渔船。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略·物产下》转引《南浔志》云，有"渔舟曰舴艋，船尾系木，著水能当一人。船任棹不横，俗呼为神仙浆"。同上书转引《双林志》云，"畜鸬鹚以取鱼者曰水鸭船"。水鸭船一般"长一丈四五尺，狭小灵便"[13] 。水鸭船又名哇船，"得鱼后不能吞咽，待其上船以手哇之；但所得之鱼恶臭，鱼味为最下"[14] 。还有利用鱼类的趋光性诱捕的专用船，名跳白船，或称白划船。其法将小船"粉垩其板，月中行湖中以诱鱼"[15] ；或者"照夜火以引鱼自跃"[16] 。除捕鱼船以外，还有捕捉其它水产之专用船，如"捉螺蚬者曰扒螺蛳船"[17] 。
一般来说，太湖流域大规模的渔业生产采取集资合股的集体捕捞生产方式。罛船形制已如前述，可知非有雄厚资产的大户渔人不能制办，一般贫穷渔家肯定不敢奢望。有《罛船竹枝词》云，"櫂郎野饭饱青菰，自唱吴歈入太湖。但得罛船为赘婿，千金不羡陆家姑"[18] ；意谓如能入赘于罛船渔家做女婿，也不羡慕有千金赔嫁之陆家女儿；可见太湖罛船渔家大户家底之丰裕。即便如此，罛船在捕鱼作业时仍要联接四船为一带，两船在前牵大绳驱石引导，两船在后面牵网相随[19] 。由此可见，就其生产形态而言，也是采取集体合作捕捞的形式，生产规模十分浩大。
本文所指的苏松常地区包括明代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地域。清代又将原为苏州府所管辖的太仓州分出，与其属同一级政区，辖有宝山、嘉定、崇明三县。本文的论述框架以明制为准，以下分府论述：
二 苏州府
明初设有二个河泊所[20] ，分别辖属于长洲县及崇明县。长洲县河泊所在石家汇南，洪武十年（1377）罢革后，移常熟沙头河泊所又置，建于葑门外华家桥西，辖属于本府，仍名沙头河泊所。崇明县河泊所在县东瀛洲巷[21] 。隆庆《长洲县志》卷5载沙头河泊所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裁革，但万历《大明会典》卷36《渔课》载该二所均于嘉靖四十年裁革。
明代苏州府的渔业经济具有一定规模，弘治年间常熟一县每年征收翎毛便达10万根，折纳课钞达400锭[22] 。万历年间苏州全府岁收黄麻15626斤、白麻11559斤、鱼线胶618斤、桐油190斤、翎毛213588根，以上各项共折征银769两，有闰月年份并不加征[23] 。
明代苏州府境专门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人口众多，如嘉靖年间吴江县有"鱼甲（俗呼鱼头目）三十三人，辖鱼、船户二千四百六十二"[24] 。一县之境，鱼户、船户即多达2500来户，以每户平均五口人计，共约有12500名渔民人口。由此可以大体推知，全苏州府地区渔民人口数量之多。
吴俗向来善渔，因为这里的民人生长江湖，故十分熟悉水族之性，捕鱼之具尤为多种多样。唐代陆龟蒙、皮日休咏有渔具诗，诗中详细描述了各类渔具渔法，有网捕、钓取等各种方式。时至明代，渔具渔法更为丰富多彩。按照鱼类在水中生活所居的不同水域层面，太湖渔人在湖中打鱼有三种网。安放在最下层水域的网名为"铁脚鱼"，用以捕捞活动在水体底层的鱼类；中层水域为大丝网，上层水域则为浮网。在这三种渔网的围捕下，可谓"截鱼无遗"。渔人甚至不惜采用药鱼等有害渔具渔法，方春之至，待"鱼游食则药之，令尽浮"。在溪浦、港渎、芦苇之间等不同水体中，渔具渔法各异，"其在溪浦者为箪，港渎为罾，芦苇之间者为义"。有时候，将数舟串连起来，"发其匿而得之"；又有"薪而招之者为芜"，即在水中积柴薪为荫以引诱鱼类集于其下；各种方法"皆穷极巧妙，以与鱼遇"。渔舟在水中行进的方式，或方行、或反行、或前后船相尾接。用以贮藏渔获物的器具也多种多样，有笱、筒、筌之类。鱼市上渔人卖鱼，必击鼓为号以招揽顾客，"其卖者旧以鱼斗数鱼，以二斤半为一斗"，至明正德间"不复击鼓用斗"。[25]
苏州府所产鱼类品种丰富，既有淡水鱼类，如鲈鱼、银鱼等；又有海洋鱼类，如大黄鱼。有些鱼类既有淡水品种，又有海水品种，如鲚鱼，有出太湖者，"一名刀鱼，俗呼为刀鲚，又名湖鲚，别于江产也"；而"出常熟海道者尤大"。鲜鱼之外，鱼类加工产品也十分丰富。如四、五月间取海中所产鲚鱼之子晒干，名"螳螂子"；小鲚鱼及银鱼"鱐之可致远"，意即可以远销他郡；海上八月间又产一种石首鱼，谓之"回石首"，其腹中鱼鳔可作胶，谓之"大胶"，唐人张彦远云"吴中鳔胶，采章之用"[26] 。
太仓州宝山地区地滨江海，鱼类较他处为饶富，品种繁多，介壳类等海产也相当丰富。但境内渔户大多十分贫苦，缺乏大型渔船及设施完备的渔具。渔民大都依恃一叶扁舟，操作生息于其中，可谓简陋之极。渔船有滚钩船、刺网船、挑船、白划船、水鸦船等，网法有囊网、插网、牵网、撒网、拖网、淌网、手操网、鱼罩、虾笼、蟹簖等多种。渔获物如不采取保鲜措施或进行加工则很容易腐败，因此要进行加工贮藏。鱼类贮藏之法通常用冰藏、盐藏、干制、罐诘四种。[27]
除天然捕捞业之外，淡水养殖业也颇盛行，"鱼秧，细如针缕，蓄之池，三年可食，在乡以此贩鬻"[28] 。其地有专门贩运鱼苗的"鱼秧船"，鱼苗主要出产于江西九江，称作"鱼秧"。每年春天以舟船"由苏常出长江往返，谓之鱼秧船"。由于鱼苗在运输途中易缺氧而窒息死亡，故鱼秧船行驶的速度很快，关隘都不能阻止延滞其运输时间，此事由"苏抚示饬在案"，可见其时官方对淡水养殖业的重视程度。[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