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继续增加对市场上特权人物的处罚，市廛例增入更多的相关条文，如〈把持行市〉康熙六年（1667）新增例文，即对「内务（府）人员家人，及王、贝勒、贝子、公、大臣、官员家人，领本生理，霸占要地关津，倚势欺陵，不令商民贸易者」，制订罚则，「将倚势欺陵之人，拟斩监候」。已将罚则由充军升高为「死刑」的最高额度「斩刑」（死刑分「斩、绞」两种，绞刑较轻），同时规定：「内府人员家人及王以下大臣官员家人，指名倚势，网收市利，挟制有司，干预词讼，肆行非法；该主遣去者，本犯枷号三个月，鞭一百；本犯私去者，照光棍例治罪；王贝勒贝子公失察者，俱交与该衙门照例议处；管理家务者，革职；大臣官员失察者，亦俱革职。不行察拏之该地方文武官，交该部议处」（表二之3）。这实在是很严的罚则，其规范对象正在那些干预市场交易正常运作的各类「特权人物」。为了进一步避免任何特权人物充任牙行，乾隆五年规定「各衙门胥吏，有更名捏充牙行者」要加以「杖一百、革退」的处罚，如「地方官失于觉察，及有意徇纵」，则「交部议处」（表二之1）。发展到清中叶，领帖的官牙要缴交甘结，在通行的甘结格式中，即规定该牙人必须「本身必非生监、吏胥」 [78]。
除了加强对市场上特权人物的罚则和规范，由康熙至雍正年间也制订了更多规范，用以完善「官牙制」。市廛律〈私充牙行埠头〉例文中，康熙四十五年（1706）新增「凡在京各牙行领帖开张，照五年编审例，清查换帖」的规定，希望藉由按期更换牙帖，清除那些表面上从事中介商业但事实上属于「顶冒朋充，巧立名色，霸开总行，逼勒商人不许别投」的奸牙（表二之1），这条例文成为日后市廛律例中经常援引的〈顶冒朋充、霸开总行例〉。至于如何「清查换帖」，则有许多另外的辅助规定，因为这些规定不是提供官员做为判案定刑的法条之用，故不收入市廛律例中，而在《清会典》、《六部则例》等书中有较清楚的规范。清代对官牙制的细密规定，大致包括七类内容：承充牙行的条件和手续、对各地牙行数额上限的规定、对各行业牙行分类名称的编设和调整、定期清查牙帖与禁止滥发牙帖的规定、划定牙行等则及相应税则、禁止牙行的对商民的刁难勒索，以及禁止牙行间的非法竞争行为 [79]。
康熙四十五年规定的五年编审牙帖制度，系指「在京各牙行」，至于其它地方政府所管辖的牙行，则不一定五年换帖，有时是随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变通，但原则上都有按期换帖的规定。定期换帖固然可以剔除那些妨碍市场交易的「奸牙」，但是，这种经常性的换帖政务其实也为地方官员开启了纳赂机会，有时官员为求多收牙帖税，反而轻易允许一些不适任的「奸牙」领有牙帖，既破坏市场秩序，又增加民间商人的负担。雍正十一年（1733）的谕令即曾指出：「各省额设牙帖，皆由藩司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杜增添之弊，不使贻累于商民也。近闻各省牙帖岁有加增」，「牙帖纳税，每岁无多，徒滋繁扰，甚非平价通商之本意」，乃下令：「直省督抚饬令各该藩司，因地制宜，着为定额，报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加增。嗣后，只将额内各牙退帖顶补之处察明，换给新帖。再有新开集场应设牙行者，酌定名数给发，亦报部存案」 [80]。这道谕令使各省牙帖数额变得比较固定，定期换帖修改为定额换帖，各省牙帖数目以及更换情形，便变为比较复杂，没有全国一致的数量和时间，但原则上仍是一种编审牙帖的制度。以江苏省为例，道光十九年（1839），江苏省官员曾指出：「定例五年编审，系指在京各牙，外省不得援办。如有曾经办理者，概行停止」；「查各属牙行，于乾隆三年定额汇颁给帖，所有旧式司帖，概行销毁，在案」；「嗣后，遇有新帖，取具地邻、同业互保各结加结，详办在案」 [81]。规定地方政府不适用五年换帖的规定，可以减轻贿赂和扰民的程度，但地方政府仍然要执行清查牙帖和颁发新帖的工作，只是时间不一致，没有全国一体适用的时限规定而已 [82]。
除了「牙行」之外，「埠头」也是政府直接规范的职业，清代对运输船户也制订了船行「写字」制度 [83]。雍正十三年（1735）增入〈私充牙行埠头〉律文的例文，即在规范「写船保载」，订定对恃强代揽，勒索使用，以致扰累客商者」的罚则。乾隆年间，对船行埠头进行的「写字」制度仍有相当程度的执行效果，如《谋邑备考》收录的一件实际案例：「陶宏士籍隶汉阳，驾船为业，于乾隆九年八月间，凭船行吴廷臣写，载卢源裕生铁二千二百零五觔；又凭余万和，搭载谢淳初桐油一百零三篓，并篾箱一只、草纸十块、皮纸四块。均议装送芜湖交卸。卢、谢二客，于另船先行」 [84]，这件船家偷盗客商财货的案件，详细记载了客商托运的财货数目，反映出汉阳地方埠头执行「写字」制度。此条雍正年间新增例，立法用意在于排除不适任的埠头，让这项便于客商降低被船家侵吞财货风险的「写字」制度可以持续运作。
对客商财货安全的保障，也表现在对牙行久负客商货款的处罚上。牙行积欠客商情形的严重，自明后期以来的许多史料中都有生动的描写，如万历年间李乐描述湖州府乌、青两镇的情形是：「两镇通患通弊，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为业」，商货「初至，牙主人丰其款待」，「商货散去商本，(牙)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客)商累月经年坐守」，「情状甚惨」，「这商货中间又有借本置来者，举家悬望，如合负了他？负了他，天不容，地不载，世间极恶大罪也。余目击心伤，载笔至此」 [85]。万历中叶的叶权（1522-1578），也记载：牙行将客商「货物入手，无不侵用，以之结交官府，令商无所控诉，致贫困不能归乡里」 [86]。康熙四十六(1707)年，褔建巡抚张伯行的〈严禁牙棍扛吞示〉也指出：「为商贾者，出其汗，积微资，越境贸易」，「乃牙店无体恤之意，而棍豪怀诈骗之谋，或仗衙胥而硬取，或勾党类而朋吞，或饰诈于赊营，或狡情于揭借，诓银入手，视为己财，营室肥家，罔知客困」，客商「赴公府而投诉，其如吏黠官尊，谁怜越陌度阡、目断家园于异国？遂使本亏货折，泪洒悯救之无门，种种弊端，深可怜恻」 [87]。乾隆二十三年（1758）新增〈把持行市〉例文，规范的即是「牙行侵欠控追之案」，例文规定牙行负欠客商货款的「照例勒追」办法：「审系设计诓骗，侵吞入己者」，牙行「照诓骗本律，计赃治罪；一百二十两以上，问拟满流；追赃给主」。若只是牙行因为他故无法收到买主货款，「牙行并无中饱者」，「一千两以下，照例勒追，一年不完，依负欠私债律治罪；一千两以上，监禁严追，一年不完，于负欠私债律上加三等，杖九十。所欠之银，仍追给主」。同时，更规定了官府受理客商控告牙行负欠案件之后，「承追之员，按月册报巡道稽查，逾限不给者，巡道按册提比。如怠忽从事，拖延累商者，该巡道据实揭参，照事件迟延例议处；有意徇纵者，照徇情例，降二级调用；如有受财故纵者，计赃从重，以枉法论」（表二之3）。
牙行负欠客商货款，在明清律中原属于笞、杖刑以下的「细事」，是州县「自理刑案」的范围，政府官员在审理态度上，本来即不若处理命、盗「重案」积极。对于州县「自理刑案」，政府法律还有「农忙停讼」的规定，「岁以四月始，七月止。户口、婚姻、田土细事，不得受理；命盗重案，不在此限」 [88]。牙行负欠客商货款原也列在「停讼」范围内。但至乾隆四年（1739）则改变了原先的规定：「嗣后，凡有民间远年钱债细事，与侵骗客本者有间，于停讼之时，仍照例不准受理外，其实系奸牙铺户，骗劫客货资本者，地方官受词，确查有据，许其控追比给，以恤远人而惩奸骗」。乾隆五年随即做了更明确的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骗劫客货查有确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 [89]。乾隆二十三年〈把持行市〉新增例文，正是在政府加强处理牙行负欠客商货款讼案改变下的具体反应。
总结来看，明清市廛例对官牙制的补充规范，主要表现在加重对「奸牙」、皇亲国戚、高官巨珰、地方豪强等市场特权人物的罚则，保持「两平交易」的市场秩序，以及增加对客商财货安全的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