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明代国内市场的时候，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观察流通的发展和市场性质的变化的：(1)商运路线的增辟和新的商业城镇的建立；(2) 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运销；(3)大商人资本的兴起。[1]①清代，则已有可能以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作一粗略估计，因此，对(1)(3) 两项我只在第一节中作简略概述，对(2)项亦只计算粮和布两种主要商品，以省出篇幅，留作量的分析。
关于本文研究国内市场的目的和对我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看法，都已在论明代市场一文中详述。这里从略。
一 国内市场的扩大
前文曾提过，明代国内市场的开拓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这是受政治影响。清代商运路线有更大的扩展，则基本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了。
清代东西贸易有重大突破，尤其是长江一线。上游(即宜宾至宜昌段)商运主要是清代开拓的，这和四川的移民和开发是分不开的。川江主要支流嘉陵、沱江、岷江都在粮食和棉、糖、盐产区，汇流而下，集中宜宾、泸州、重庆。乾隆初，为运云南铜矿，还在宜宾以上疏凿险滩，开通金沙江船路一千三百余里，泸州更成商贸重镇，惜不久淤塞。
长江中游(即宜昌至汉口段)的贸易也是清代才大发展的，这主要是由于洞庭湖流域的开发，长沙成为四大米市之一，而岳阳成为湘江等水的货运中转站。同时，由于陕南山区和鄂北丘陵地带的开发，唐以后陷于停滞的汉水船运重新活跃起来，襄、樊成为商业城市。于是，除粮食为大宗外，川陕的木材、江汉平原的棉花、湘蜀的丝、茶以主南北土产，都汇入长江。
长江上中游商运发展的结果，出现汉口镇这样大的商业城市。汉口原一荒洲，属汉阳县，明嘉靖时，整个汉阳县人口不过二万余，到清乾隆时，单汉口镇即达十万，成为华中和东南贸易枢纽，号称“九省通衢”。不仅长江上中游商货汇集于此，淮盐、苏布、东南洋广杂货也在此集散；鸦片战争前年贸易额在一亿两左右。[2]①
其余东西方贸易，最有发展的是南方的珠江水系，尤其是西江船运。又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原限于军船，康熙时始有商船，但随即出现吉林、失馀、嫩江等商业城市。惟中部淮河船运，仍受黄河干扰，无何进展。
南北贸易方面，清代对大运河的整治远不如元、明，只是修修补补。康熙时开中河，避去一部分黄河之险，出现清江浦(今淮阴)这样的商业城市，乾隆后期人口达五十四万。乾隆末，中河淤废；道光初，宝应高邮段全淤，大运河的利用就更差了。
长江以南的南北交通原有两条干线：一由江西赣江南行，过庾领，经北江到广州。此路明代即商运繁盛，清代续有发展。尤其福建茶大量出口后，清廷禁海运，均由此路运广州，沿途船夫、挑夫、客店、小贩以十万计。另一路由湖南湘江南行，过桂林，沿西江到广州。此路明洪武虽重修灵渠，但是军事目的。到清代，随着沿庭湖流域的开发，湘江商货日繁，始成为重要商路。尤其广州一口通商后，丝茶在湘潭装箱南运；洋货亦先集湘潭，再分运内地。中经南风岭，人力肩挑，不下十万人。
清代南北贸易的重要发展，是沿海北洋船线的开通。由上海绕山东半岛到天津的北洋船线，辟于元代，但基本上官漕；明代废海漕，航道几乎湮灭。清康熙重辟，并由天津延至营口，与辽河联运。每年沙船运北方豆、麦、枣、梨等到江、浙；运布、茶、糖等南货去华北、不北，成为南北一大干线。至于南洋沿海航线，与明代无殊。台湾贸易则颇有发展。
到鸦片战争前，我国的内河航运路线，大体已具有近代的规模，内河航程在五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约一万公里。事实上，鸦片战争后的发展，主要是一部分航程改用轮驳船而已；直到铁路兴建，才发生重要变化。
清代的大商人资本，有进一步发展。徽商、山陕商、海商之外，有粤商、宁绍商、沙船商和经营国际贸易的行商兴起。原来贩运商人属于客商，到交易城市须投行。明代大商帮兴起，已不尽是客商，而常挈着在交易城市占籍。入清以后，他们就大多在所到城市设立庄号，乃至批零兼营；于是商人会馆林立，反映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北京、苏州都有商人会馆三、四十处。商人会馆按地区分帮，竞争激烈，帮分裂，会馆也分裂，同时，又有全行业性的会馆出现。嘉庆以后，会馆逐渐为工商业公所所代替，公所则大多是全行业性的组织了。到清末，苏州有公所一百余处，上海有六十余处。
清代的大商人资本，仍以与封建政权关系密切的盐商最为显赫，盐商仍以徽商为主，八个总商中徽商常占其四。但是，如后民说，盐在清代市场上已是退居第三位的商品了，布、茶、丝等传统商品都有发展，并逐步摆脱封建势力；新的工业品陆续加入市场，并有洋货和广杂货成为一大行业、嘉庆以后，盐商衰落，行商(广东十三行)势力已凌驾盐商。不珲，行商与另一非商品性的大行业山西票商，其与封建政权的关系也是极其密切的。
前文曾提到，明代大商人的资本组织还限于家族范围。清代，则已有信贷发展。康熙时，徽商“虽挟资行贾，实非已资，皆称贷于四方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3]①明代大商人资本还是银五十万两级、最高百万两水平。清代，则数百万两已属常见，进入千万两级。淮盐商人’办运者百数十家，有挟资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4]②“淮商资本之充实进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5]③山西巨商“元氏号称数千万两”[6]④。广州行商伍怡和的资本有二千六百万元，其他大的行商亦在千万两左右；和坤单当铺的资本即达二千万两。这说明市场积累货币资本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当然，这时大商人资本的积累还多少带有封建权力因素，不完人是经济手段，和坤之流尤其如此。他们的积累，除扩大商业外，也主要是用于购买土地，甚少投资生产。尽管如此，据我们考察，清前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主要是依靠商人资本，仅少数是由小生产者分化而来。[7]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