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如有学者认为：明清时代的经济行政是以「重农抑末为原则」，不断地「压制工商业的发展」（魏向阳，1993：183），可为近年来此派学者的典型见解。
[2] Braudel认为：「中国经济的底层，只是由数以千计的原始经济体」所构成，并无互相连系的复杂网络（Braudel，1979：35），他对中国前近代市场规模的估计，明显地太低。Skinner将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市场体系分为十个「巨区」(macroregions)，认为市场活动几乎只限于各巨区之内，巨区间则少有市场连系（Skinner，1977、1985），也是低估了当时中国全国市场的整合程度，学者对此已有所质疑和批评（章英华，1983：230；Wang，1989：444-451；Sands and Myers，1986；林满红，1993）。
[3] 乾隆年间，台湾南部凤山生产的蔗糖，更由商人运载直达江南（王瑛曾，《乾隆重修凤山县志》：「粟米余资闽粤，菁糖直达苏杭」，页11。转引林玉茹，1993：121）。
[4] 有学者将这些商帮合称为明清时代的「十大商帮」(张海鹏等，1993：3-4)。
[5] 也有学者将明代的应天府（清代的「江宁府」）也一并算入「江南地区」中（李伯重，1986：117）。关于江南做为明清经济中心的提法，王业键有更为宏观的论点，他甚至将清代全国经济区域分为「已开发」、「开发中」和「未开发」等三大区域，分别以江南、华南区域，两湖、华北区域以及西北区域纳入这三大区域中（王业键，1973）。
[6] （清）沈寓，〈治苏〉，《清经世文编》，卷23。
[7] （清）郑光祖，《一斑录》，卷1，〈六国马头〉，页20下-21上。
[8] 〈陜西会馆碑记〉，《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集》（下文皆简称「《苏州碑刻》」），页331。
[9]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2，叶60上。
[10]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2，叶60上。
[11] 《乾隆江南通志》，卷25，〈关津〉，页503。
[12]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页13上。
[13] 乾隆《长洲县志》，卷10。
[14] 以上皆可参见洪焕椿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页275。
[15] 明清苏州的园林亭榭当然也是很有名的，但在清中叶以前苏州商业发达和扬州园林景观也十分出色的对照之下，便显得苏州是以「肆市」取胜。不过，清末以降，「市肆中心已移上海，园亭之胜，应推苏州」（童隽，1978：28），民国以后的苏州反而是以园林知名于全国了。乾隆廿四年九月(1759)完成的徐扬〈盛世滋生图〉中，即对十八世纪苏州城的商业肆市有具体的绘写，在这幅长10公尺、宽36公分的图卷轴册中，总计划上了230多家、五十多个行业的苏州商铺，单是棉布店，即有「京口芜湖梭布」和「松江大布标布」等以不同名色产品招徕顾客的店招（李华，1960）。
[16]. 苏州档案局藏，〈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转引自范金民（1989c：220）。
[17] 道光《苏州府志》，卷18，页38下。
[18] 《吴门表隐》，页22。
[19] 直至清末，丝织业仍是苏州工业的最大宗，账房商人在当时仍指出：「苏郡工界，以敝业之织匠为大宗」（《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页650）。
[20]分见《雍正朱批谕旨》，册九/页5185、册八/页4515。
[21] 《乾隆长洲县志》，卷10。
[22] 《光绪苏州府志》，卷17，页440。嘉道年间，额缴当税税银为1674.75两。
[23]昆山县和苏州郡城的某些典铺，彼此间可能存有相互流通抵押品的关系。乾隆年间，昆山县有一家典铺假借失火，暗中将抵押品「潜运于郡典」（《巢林笔谈》，卷2，页50），似乎表示昆山该家典铺和苏州城某家典铺的关系颇为密切，才能做成此密谋。
[24] 嘉庆十四年(1809)，分巡元和县事喻荣疆即说：「雍正初，分长洲为元和，由是同城有三县，此两京十九布政司所无也」（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序〉，页397）。贞丰里即是元和县的周庄镇，今在江苏省昆山市境内。
[25] 《万历长洲县志》，卷10，〈水部〉：「城内河渠，国初可通漕舫，今则两岸民居岁侵，河形岁束，仅可容舠。亦有全就湮塞不复通舟者矣」。
[26] 苏州「会馆、公所」的统计，主要参考：吕作燮，1984；洪涣椿，1992。
[27] 江南市镇中的会馆公所数目很多，并不限于县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江南市镇中的会馆至少有卅三座，公所则至少有五十座（陈忠平，1993：37）。
[28]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浒墅险要说〉，卷2下，页15。
[29] 《崇祯吴县志》，卷10，〈风俗〉，叶1下，页892。
[30] 《乾隆苏州府志》，卷19。
[31]. （清）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叶8下。
[32]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页13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