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一直未能出现「国民人均所得持续成长」的现代式「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在检讨近代中国为何未出现「经济发展」的诸种原因时，明清政府实行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其中常被提及的重要因素 [1]。就字面意义而言，「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指的就是政府种种有关「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法令制度与行政手段。姑且不论「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政策是否一定就会阻碍「经济发展」，本文最有兴趣探讨的议题则是：明清传统政府是否真在执行所谓的「抑商」政策？
究竟要如何检讨清代前期政府的「抑商」政策？本文选择由商人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来检讨，也就是本文所指的「官商关系」。「官商关系」原本包含甚广，但为便于集中讨论主题，本文主要指的是官员和商人之间在经商冲突事件过程中的关系。本文的做法是，由官员处理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来检视官员对待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权益受损的处理态度，进而澄清清代前期的政府官员是否真在执行所谓的「抑商」政策。
商人经商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和市场交易、债务纠纷或是财产侵扰等事件有关的纠纷和冲突。苏州是清代前期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发生的经商冲突事件很多，政府官员处理的经商讼案也为数不少。因为苏州商人曾将和经商讼案有关的资料刻布在石碑上，留下一些记录，为分析清代前期苏州的官商关系提供了珍贵素材，使本文可藉以分析事件始末和官员的处理方式。本文将透过碑刻数据和相关史料的记录，考察政府官员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厘清清代前期苏州的「官商关系」。
本文分为三节。第一节介绍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发达的背景，一方面述叙晚明以来全国市场发展过程中苏州工商业的发达概况，另一方面则分析苏州商人有关放料制生产和商人团体产生的特殊经商环境。第二节则对现存经商冲突事件的记录进行分类，一方面分析经商冲突事件的类型，另一方面也整理其中相关的商业讼案数据，检视政府官员处理这些事件的方式，以明白当时苏州「官商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第三节为结论，利用分析结果具体说明清代前期发生在苏州这种工商业大都市中的官商关系，检视所谓「抑商」政策的实际状况。
第一节 苏州商人的经商环境
苏州工商业的发达，吸引了众多商人在此经商发卖或是鸠工生产，也产生林林总总的经商冲突事件。分析经商冲突事件之前，有必要先介绍苏州发达的工商业概况以及当时商人的经商环境，藉以了解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的产生背景。
（一）全国市场的发展以及苏州工商业的发达
明清苏州不仅是全国生活最富庶的城市，也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苏州的生活富庶和工商业发达，其实都和十六世纪以后全国市场的成长以及苏州在全国市场中的关键地位密切相关。
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形发展，特别在江南、华南、华北和长江沿岸的华中地区，形成了日益密切的市场网络，在此市场网络内，进行着食粮、农工原料以及手工业成品的市场交易，至迟在十八世纪初，全国市场的架构已基本完成。商人在全国市场上进行长程贸易，不仅贸易的数量庞大，而且贸易的商品又以民生必需品为主。清代前期的全国市场，是由三条主要商业网络所构成。一条是由长江中下游航道为干道而组成的东西向国内网络，一条是由京杭大运河、赣江、大庾岭商道为干道组成的南北向国内网络，另一条则是由东北到广州沿海的海运网络。以这三道商业网络为主轴，构成了当时的全国市场。在全国市场内，商人组成商帮进行长程贸易，所贩卖的商品以稻米、棉布、食盐等民生必需品为最大宗，改变了过去长程贸易以奢侈品为大宗的商品结构（吴承明，1985a、1985b；Fan,1992；Brook,1981） [2]。
在清代前期，由东北到广州沿海的这条海运网络十分活络，构成这条国内沿海贸易的主要商品，包括了由广东、福建两省贩出的蔗糖、稻米、木料、蓝靛、茶叶、烟丝、瓷器、铁器，江浙两省贩出的丝绸、棉布、纸张，以及华北、东北贩出的大豆、枣梨、腌腊、鱼货。特别是乾隆年间以后，江南的商品化农业更加发达，大量利用东北的大豆、豆饼做为农业肥料，更使江南和东北之间的海运商船组织运作的更有效率，形成海运上的规模经济（刘素芬，1991）。十八世纪中后期，台湾销往福建的稻米和蔗糖皆在一百万石以上，全年输出的商品总重量在1,900,000石(约133,000公吨)至2,250,000石(约157,500公吨)之间（陈国栋，1994；王世庆，1994） [3]。以全中国而论，嘉道年间的沿海船只的总载重量约为68万吨，上海、宁波以及福建、广东、华北各海运口岸之间的贸易总额，每年一般都在2,600万银元以上（郭松义，1982：93-94；田汝康，1987b：44-45）。
进入全国市场的商品，不只是来自国内贸易，海外贸易也日形重要。由十六到十九世纪中期，无论是海内或海外贸易都有巨幅成长。当时的海外贸易，主要是由南海航线（也称西洋航线）和东洋航线所构成，前者主要对东南亚贸易，后者则主要对日本贸易（陈希育，1991：171）。于此期间，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东南亚、日本以及中国沿海各省的港口之间（田汝康，1987a；松浦章，1983；林仁川，1987）。同时，外国商人也用白银等货币，大量购入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将这些商品贩售到海外，每年为中国赚入巨额的白银货币。丝绸的外销地区甚广，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诸港、南美洲西班牙属地、南印度、欧洲都是中国丝绸的外销区域（金文，1993；全汉升，1986b、1987）。在和欧洲商人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商人赚入数以千万计的美洲白银，形成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上的长期出超。其中，江南生产的生丝持续外销日本，每年也赚取大量的白银回国。
历年流入的白银数量庞大，竟使中国这种白银产量不多的国家，得以在晚明以后发展成为银铜货币并用的国家（张德昌，1935；全汉升，1969、1972b、1986a、1993；奈良修一，1993）。进入国内流通的白银货币日形重要，和国内铜钱货币之间的比价也形成了更复杂的波动变化，进口白银的数量变动，更足以影响到国内部份地区的经济景气，甚而影响民生，产生不小的社会问题，迫使许多学者开始讨论政府应该如何管理白银和铜钱货币的思想和主张（林满红，1991、1994；Atwell,1982；郑永昌，1994）。
晚明以来全国市场的成长，表面上是国内和海外商品交易的活络，实际上则是以国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数量的成长为基础。据估计，由十四至二十世纪间，中国的农业总产量有巨幅增加，使这段期间内成长了六倍的中国人口得以维生（Perkins,1976）。特别在江南、湖南、华南等地，因为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而带动了商品农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的实质所得，也为丝棉手工业生产提供丰富原料（刘翠溶，1978；Rawski,1972；Wiens,1976；郑昌淦，1989）。在商品农业发展过程中，江南地区更成为全国最大的丝、棉手工业生产区。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进入长程市场贩卖的全国棉布数量，已增加到每年约4,500万匹（吴承明，1985b；刘石吉，1987a）。
十六世纪以后长程贸易的发达，使全国许多重要的商业都市与主要商业网络中，都出现了众多贸易商人，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种知名的「商帮」。清代中期以前，即已形成了山东、山西、陕西、洞庭山、江右、宁波、龙游、福建、广东、徽州等全国知名的大商帮 [4]。特别是其中的「徽商」（徽州商帮）、「西商」（山西商帮），更是晚明清初以来最著名的全国性商帮（傅衣凌，1956；藤井弘，1953-4；张海鹏、张海瀛，1993）。这些商帮都是因为经济实力雄厚而受时人注意的商人。商帮遍布在当时全国的商业交通要道上以及商业发达的大小城镇中。这种都市中商帮林立的现象，正是十六世纪以后全国市场成长的结果。
在长程贸易带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加深、手工业生产的产量增加，以及商业城镇的数量成长，皆以江南地区最引人注意。当时所谓的「江南地区」，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大约包括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和太仓一州，也就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洪焕椿，1989） [5]。集散于江南地区的稻米、豆饼、蚕丝、丝绸、棉花、棉布、铁器和木材，都成为联结江南与全国其它地区长程贸易中的重要商品（李伯重，1986）。江南的商业交通位置，正在长江航线、大运河航线和沿海航线这三条长程贸易轴线的幅辏带内，而苏州又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在乾隆时人沈寓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苏州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
长江绕于西北，大海环于东南，苏郡为奥区耳。山海所产之珍，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 [6]。
濒临长江和大海，为苏州提供了优越的水运条件，国内外物产都可以透过水运和海运的联结源源运至苏州。此外，具有「南粮北调」和「南货北运」功能的大运河也以苏州为重要转运中心，配上苏州近郊太湖流域的绵密水运网，不仅缩小了太湖流域农工产品的运输成本，也扩大了当地农工产品的行销腹地。苏州地处太湖流域的中心，同时更由于位居南北大运河与娄江（今浏河）的交汇处，因而使苏州兼具内河航运和海上交通的便利(傅崇兰，1986：97)。透过娄河的连络，使苏州可以直通东北方的太仓州，再以太仓州来和海外市场互相连络。太仓州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其在十七世纪即有「六国马头」的称呼：
太仓州城外，有一处地名六国马头。土人犹能举六国之名，曰：大小琉球、日本、安南、暹罗、高丽也。前(明)朝以来，刘河、吴淞江皆广阔，六国商贩聚集 [7]。
大小琉球、日本和高丽正属于当时的东洋航线，安南和暹罗则属于西洋航线。东西向的长江航运和南北向的大运河，为苏州联络了国内市场。东侧的太仓州「六国马头」，则使苏州有了出海港口，藉以连接东海和南海的海外贸易。这是苏州商业交通的基本网络，为苏州工商业的发达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乾隆廿七年(1762)，在苏州经商的商人即将苏州的商业交通位置描述为：「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 [8]，清楚说明了当时苏州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商业中心地位。
宋元时期苏州地区的经济重心，仍以发达的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特色（梁庚尧，1982），但至晚明以后，随着全国市场的发展以及苏州优越的商业中心地位，苏州开始以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知名。晚明以降，苏州发达的商业中心地位，进而带动了临近江南地区商品农业和丝棉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苏州城的经济发达，更使左近众多市镇的经济也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刘石吉，1987b：157)。由晚明到整个清代前期，苏州成为太湖流域农产品与农副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加上苏州城本身拥有的棉布、丝绸加工业技术优势，使苏州府城成为江南地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王家范，1986：27-29)。
明代的苏州府城（即郡城）包括了吴与长洲两个县，西半城属吴县，东半城则属长洲县，两县的丝织手工业皆很发达。杨循吉在《嘉靖吴邑志》上即记载了十六世纪苏州丝织业的繁荣：「绫锦纻丝，纱罗紬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资四方，吴之大资也」。除了外销丝织商品之外，苏州也是豆米粮食和棉花的集中地，早在十六世纪的苏州即已因此相当繁荣：
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而南岸尤甚。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过者烂然夺目。枫桥尤为商泊渊薮，上江诸郡及各省菽栗棉花大贸易咸聚焉，南北往来，停桡解维，俱在于此 [9]。
阊门是苏州城西北边城门，枫桥则位于阊门以西七里处，十六世纪时苏州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正是在「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这一带。在阊门和枫桥之间，商人积存了大量的米粮和商品：「郡中诸大家之仓廪，与客贩囤园栈房，陈陈相因，以百万计，胥在城外」 [10]。崇祯《吴县志》卷首，记有时人在阊门西郊一带的亲身闻见：
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矣。
具体指出了苏州阊门、枫桥、南濠一带的经济繁荣，使苏州成为「江南一都会」。乾隆年间(1736-1795)，枫桥一带仍是「南北冲要」，「各省商米、豆麦屯聚于此」 [11]。直至清代中叶，苏州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米粮市场（全汉升，1972c）。苏州的棉布加工业在明末即已开始发展：「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12]。当时这种称为「字号」的棉布商人，以预发资本的方式控制了染坊、踹坊坊主以及收购棉布的商人（傅衣凌，1957；全汉升，1972a；横山英，1972；寺田隆信，1972）。乾隆年间，苏州棉布业更已有相当规模：「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 [13]。可见棉布生产的专业分工已很细致，由制造加工过程中的「漂布、染布」，到验货行销的「看布、行布」，都有专人负责，并且皆是受字号商人资本的支配来生产。
清代前期，苏州和杭州生丝和绸缎外销更加畅旺（全汉升，1986b、1987），行销至广州的生丝也被欧洲商人称做是「南京丝」（Nankeen silk）而大量采购（Sun,1972:92）。丝织业的生产组织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至少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下，已发展出时称「账房」的纱缎庄，由原料采购、准备经丝纬丝、织造纱缎到行销成品，皆由账房的资本来控制（王翔，1992：57-70）。杭州的商人也带来大批绸缎在苏州行销。乾隆卅七年(1772)，在苏州经商的杭州籍绸缎商人即说：
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苏州碑刻》，页19）。
可证明经销绸缎的杭州商人也是以苏州为最重要的绸缎转运市场，然后将绸缎发售到河北、山东、陕西、山西、两湖、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等地。由乾隆《吴县志》的记载，也可看到苏州棉布业、丝绸业和粮食业等行业的繁荣景象：「金阊市肆，绸缎与布，皆列字号，而布业最巨。枫桥以西，市多米豆，南濠则海外之货萃焉」 [14]。由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末，苏州西北边「金门」和「阊门」两座城门，以及城门附郭的南濠一带，始终是米豆、丝织绸缎、加工棉布和种种「海外之货」的集中地。证明苏州在长程贸易在线的重要位置，以及苏州经济的繁荣，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米粮市场、棉布市场、丝绸市场，吸引众多商人来到苏州。《扬州画舫录》即记载：「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肆市胜，扬州以园亭胜」，亦可见苏州在时人心中即特别是以全国商业中心而闻名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