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摘要】Starting with the flow of rural poulation into urban areas, the author adopt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study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Arguing that urbanization inmodern hina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 theauthor makes three observations:1)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inthe West was due to the "pull"of the city, while Chineseurbanization was due to the "push"of the countryside; 2)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 was coincidental with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two phenomena spiraledupward, whilein China urbanization was not tied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sometimes occurred without it;3)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has propell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ruraland urban areas,but with much moresuffering and at greatercost.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 character resultingfrom 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hina"determined the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正文】
城市化是近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然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城市化又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一样，城市化也会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样的。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对于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因素，“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55页。）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处于那种自身和独立发展的形态，而且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在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展开的城市化运动又是一个畸变多态步履维艰的社会变迁过程，停滞不前的生产力水平，发育不全的商品经济，落后保守的传统意识，频仍不断的天灾人祸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城市化正常发展的因素。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特征。
城市化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如果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历史前提，那么，这种流动也是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互为因果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关系却又十分复杂。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注：（澳）约翰·R·拉瓦蒂（John·R·Laverty）：《城市革命》，转引自《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6页。）近代中国城市化有何种特征？城市化对城乡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处于何种关系？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半殖民地的“推拉力”模式
“推拉力”模式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人口流动过程中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一般认为，这一人口流动模式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英国人口学家E·G·雷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年、1889年雷文斯坦先后发表两篇“人口迁移的规律”同题文章，首次探索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规律，其中在论及“经济目的的支配”时，雷氏特别强调拉力或引力的主导作用，并且认为拉力强于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
坏的或强制性法律，沉重的赋税，糟糕的气候，不相宜的社会环境以及强迫（如买卖和运输奴隶）等等都已经并仍然在产生着迁移流，但是这些迁移量没有一个能同由于期望改善物质条件而产生的迁移量相比。（注：（英）雷文斯坦：《人口迁移的规律》，原载《英国皇家学会杂志》（1988年6月号）转见周叔莲、金碚主编：《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5页。）
在雷文斯坦文章发表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虽然人口学界仍不乏对迁移规律的探讨，但绝少超越雷文斯坦基本思想者。1965年4月，宾西法尼亚大学E·S·李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的“迁移理论”一文，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归纳为四类：与迁出地相联系的因素；与迁入地相联系的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个人的因素。李还绘出一幅表示前三类因素之间关系的图形：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布满了分别表示拉力、推力和无甚影响的“＋”、“－”、“0”符号，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则是形状犹如波涛的“中间障碍”。李氏认为，迁出地、迁入地及中间障碍，对每一个流动人口而言，都有许多推力和拉力的因素存在其中。换言之，前三类因素与第四类因素也相关相联。在阐述这一迁移框架的基础上，该文还进一步提出了迁移的规模、迁移流和反向迁移流以及迁移者的特点等一系列假设。（注：埃弗雷特·S·李（Everett S.lee）《迁移理论》，原载美国《人口学》第3卷，第1期（1966），中译文见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版。）可以这样认为，李氏该文乃是迄今为止有关人口流动推拉力模式最为系统全面的探讨。但是，正如迁出地和迁入地总有一定的距离一样，理论的假设和进一步对理论的验证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李氏自己承认，“我们永远也不能具体地指出驱使或阻滞某个人迁移的确切因素……就象边泌（Bentham）对于欢乐和痛苦的计算一样，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中＋的和－的因素的计算也永远是不确切的。”（注：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6页。）
尽管李氏提出的迁移框架假设无以得到实际的验证，但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仍是分析迁移规律的基本理论模式。要之，城市化过程中推拉力囊括的各种因素受个体和时代的制约呈现多重的特征，但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却是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基本动因，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对不同推拉力模式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就相去甚远。
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大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法、美、德等国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城乡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起来。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使资本主义城市不仅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而且首先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农业生产中大机器的采用，社会化农业生产以及土地的牧场化，都使众多的农业和手工业者脱离农村而涌入城市。人口和资本一样涌入城市，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这种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并进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0页。）
以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检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正如雷文斯坦强调的那样，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而形成拉力的主要因素则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工业化而非商业化和其他。16—18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商业革命，为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飞跃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同时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它并没有引起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相对比例也无太大变化。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对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推动作用，法国著名史家保尔·芒图的其享誉经济史“经典”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写道：“本书每一页上都可能有其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归功于大工业。”（注：（法）保尔·芒图著，杨人瞋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版，第287页。）《大英百科全书》则提供了工业革命以来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指数：
城市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反过来，工业化又极大地刺激了城市的发展。例如从工业化的先驱国家英国来看，这个国家在1801年时五千人以上的城镇只有106个，其全部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6％（有些资料的统计甚至比这个数还要低）。半个世纪后，到1851年时，全国城镇数目达到265个，城镇人口所占比率上升到54％。1891年时，城镇数目增至622个，人口占到68％。进入本世纪前后，欧洲大部分都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至1920年，全欧人口中（除苏联外）城市人口已达32％，1970年达64％，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莱茵河流域和英国中部地带的工业区。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1920年至1970年全欧洲人口增长了42％（由3.25亿增至4.62亿），这五十年中它的城市人口却跃增了182％（从1.04亿增至2.93）。美国情况也大体相仿：1800年城市人口只占6.1％，1970年则占73.5％。
这些数字同那些尚未工业化，或者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注：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2—13页。）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近代城市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使其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东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先后对外开放了70多处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主要功能乃在于通商，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就讲到，西方列强在中国“广设埠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黠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注：曾国藩：《预筹修约事宜疏》，见《皇朝经济文编》，卷七十四，第1页。）在地大物博、幅员广大的中国建立一个由大口岸城市到乡村集市的进出口商业贸易网，以便使中国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是殖民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商业利益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已形成的口岸城市体系，既是西方列强源源不断的输入本国商品的批发站，又是掠夺输出中国商品的转运站。随着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口岸城市体系在日渐完善，中外贸易也在日益扩大，商业化的浪潮成为城市化的首要推动力。相对而言，中国工业化浪潮却姗姗来迟，如果说，中国民族工业始自洋务运动，而后尚有“黄金时代”、“实业热潮”的话，那么，这种波波相连的工业化与商业化相比也是非常滞后缓慢的。工业是商业的婢女，也是贸易的附庸，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的特征。统计表明，中国近代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是一以贯之的固定格局：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是3∶1。（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4页。）商业化先于工业化而又不能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变，乃是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周谷城先生对此即有精辟论述：
帝国主义侵入了，把大批的商品送进来，但商品大批送进来，只能使人失业，不能使人得业。农村手工业者无处插足，便是其例。新工厂若开门了，便可容纳许多游民无产者。但中国近几十年之内，帝国主义的商品早把农村手工业冲破了，早制造了多数游民无产者，而新式工厂则发达较后，且常在七零八落之中，无力吸收多数游民无产者。至是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说：外国商品来得愈多，制造游民无产者的功用便愈大；中国工业发达愈慢，吸收游民无产者的能力愈小。（注：周谷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论》，《社会学刊》第二卷，第三期。）
以推拉力模式检验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就城市的拉力一面而言，西方是以工业化为主，而中国则以商业化为主。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主要因素的城市拉力大于农村的推力，那么，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则是来自农村的推力大于商业化为主的城市拉力。其实，就农村的推力一面而言，中西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大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正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城市的工业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有了快速的发展。中国近代的农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盘剥，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解体，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败，使得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进而成为一无所有的过剩人口，迫于生计，成千累万的农业过剩人口不得不涌进城市，谋食走方。近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推力不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相反却是农村经济的衰退，这一特征在农业生产急剧凋零的灾荒时期表现得极为突出。如江北地区灾荒期间大量农村人口向苏州、上海等城市的蜂拥即相沿成俗，光绪初年《申报》载文谓：“江北一带村农，每至荒年，辄扶老携幼，谋糊口于苏城，相沿成例。”（注：《申报》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谈及19世纪50年代末，“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宣统年间“各省偏灾迭见，米价均异常腾涨，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乃聚至二十余万人。”（注：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一。）20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注：《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20世纪20年代后，一面是各种自然灾害的潮水般袭来，一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潮水般涌入，1935年前实业部农业实验所对各省农民离村的调查统计显示，全家离村至城市者即占59％以上，（注：《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四卷，第七期（1936年）。）时论认为：“事至今日，农村破产，日益剧烈，农民痛苦，日益深刻，各乡村普遍了一种杌齁不安的现象。农民莫不纷纷离村，徙居都市。”（注：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九期（1933年）。）“农民离村与都市膨胀是目下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离村“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是病态的不是常态的！”连篇累牍的此类惊呼正是农业经济破败基础上大量农民离村向市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日益衰败，举家迁移在迁移人流中愈来愈占有主要部分，它既不同于商人的抛妻离子，也不同于青年学子的只身独往，其扶老携幼破败不堪之状与“难民的流亡”实无两异。葛勒石（George B. Cressey）在其“于十年间旅行和搜查”所撰并被誉为“在国际学术界已风靡了并影响了整整十年”的中国地理学专著——《中国区域地理》中，对内地流民拖家带口涌向东三省即有非常形象的描述。（注：葛勒石（George B·Cressey）著、湛亚达译：《中国区域地理》，正中书局1947年9月版，第84页。）
总之，城市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基本模式，但此种模式在不同社会和时代又会出现多种变异，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道路视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不能蕴含城市化的丰富历史内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就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具有自身历史特征的发展道路，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换言之，西方是“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工商业方面来，”（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03页。）中国则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来；西方是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中国则是农村的推力强于城市的拉力。要之，这种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及城市化发展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紧密相联，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