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将近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具体而言，“高阳模式”是一种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动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的乡村工业化模式。它对于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阳模式 乡村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并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典型发展模式。而在近代中国农村，也有少数区域曾经踏上工业化历程，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总结和提炼这些模式，不仅是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可以为今天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提供借鉴。笔者要研究的高阳织布区便是近代乡村工业化最为典型的区域之一。
高阳织布区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它兴起于高阳县城及其周边区域，以后逐渐扩展至高阳县全境和蠡县、清苑、安新、任邱等县的一部分。据吴知统计，1932年高阳织布区东西长90余华里，南北宽50余华里，包括村庄414个，人口434 510人。①因为高阳县城为该区域的纱、布集散中心，所以习惯上称之为高阳织布区，所产布匹通称高阳土布。
20世纪初，从引进铁轮机和机纱开始，高阳织布业踏上工业化历程，②以后虽历经挫折与反复，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到l928年，高阳织布区成为拥有铁轮机25 575台、提花机4 056台，年产改良土布500余万匹的巨大的乡村工业区。③自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将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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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②工业化的根本特征是由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笔者把高阳织布业中铁轮机和新型提花机替代传统手工织机的过程作为工业化历程，是吸收了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见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
③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页。
④费孝通认为发展模式的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4页)。以此意义衡量，高阳织布业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构成一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依托
首先，天津直隶工艺总局对先进织布工艺的倡导，为高阳织布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1903年，直督袁世凯委周学熙在天津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从日本引进各种织机，并聘日本技师为教习，传习先进织布技艺。高阳旅津人士李长生等人从家乡选出3名擅织土布的农民来津学习，并从天津日商洋行购买数台铁轮机，在高阳县城创办了一家小型织布厂。后来，由于织布厂不景气，“遂决定遣散工徒，各回本村，自相传习”。①高阳商会在1908年前后也派人往天津学习铁轮机的织造技术，并“购买数架(铁轮机)，劝导织户均改用铁轮机，研究添织各样土布”。②《周止庵先生别传》中称：“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厂实习机织……返乡之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县之巨大工业”。③
其次，高阳织布业所用棉纱和人造丝都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机器纺纱业或进口，原料产地以日本和本国的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为主，购买地主要在天津。所用机器设备最初购自于天津的田村、佐佐木等日商洋行，后来，天津三条石的民族机器制造业兴起，郭天成、郭天利等民族机器制造厂都以出产织机而著称，由于其物美价廉，高阳客商就多转向这些民族机器制造厂购买织机。
再次，大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为高阳布线商人提供了周转资金。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认为资本稀缺是影响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④高阳的钱粮业在清光绪后半期(约1890—1908年)虽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66家商号经营的借贷资本额达18万余元，每家的流动资金自12 500元至75 000元不等，⑤但是这与织布业迅速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仍相去甚远。高阳的布线商人有时也得到本地“堂子号款”的接济，⑥但该款的数量一般较少，只能用来应急。高阳的几十家布线庄以少至几千元，多不过数万元的资本，经营十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布线生意，究其根底，在他们最耗资金购买原料的环节上多得天津棉纱商号和银号相助。1921年以前，国内纱厂勃兴，买卖棉纱获利优厚。天津的棉纱商号多从各纱厂赊购棉纱，再赊售给高阳布线庄，而且赊售时不计利息。待布线生意周转一个循环后，高阳商人再将售布所得现款汇往天津偿欠。当时高阳土布销路极佳，且利润丰厚，高阳商人偿欠的信誉很好。即便是一时难以归还欠款，天津棉纱商也多不追究。只要能在年底结清欠款，高阳布线庄就可以在下一年继续赊购棉纱。因此，这一时期高阳商人实质上等于借着天津商业界的巨款来周转。1921年以后，纱价步跌，买卖棉纱每包不过获薄利数元。天津的棉纱商号不再赊帐售纱。是时，高阳布线庄又逐渐与天津的银号建立了借贷关系。他们在天津购买棉纱时，由银号垫付一部分或全部货款，待其在外埠售布得款后，再汇往天津还贷。因此，这一时期高阳商人是靠天津金融界的贷款来周转。可以说，天津商业界和金融界的这种支持是高阳织布业起步并持续发展的关键。
总之，大城市不仅为高阳织布业提供了发展契机以及原料、设备，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周转资金。如果没有天津这样一个通商大埠作为依托，高阳织布业恐怕不会如此顺利而迅速地踏上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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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长生：《论中国宜用人力机器纺纱》，《大公报》(天津)1910年5月24日。
②《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l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③《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④刘再兴等编：《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⑤毕相辉：《高阳及宝坻两个棉织区在河北乡村棉织工业上之地位》，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长沙)1938年版，第671页。
⑥“堂子号款”是高阳织布区的一种定期信用借款，多来源于乡间的地主和富农。
二、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
在当时国内外已有大机器进入纺织业的情况下，高阳人改造传统织布业时，却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不是直接引进最先进的动力机器，而是首先引进以人工为动力的铁轮机和提花机；其二，在生产组织形式上，不是采用机器大工厂的形式，而是对应于所引进的不同种类的机器分别采用包买制和小工厂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高阳人之所以采用这种特殊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高阳的传统织布业相当发达，农民对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掌握得很熟练。铁轮机的操作方法与高阳原来所用投梭机相类似，因此，当地农民对于使用洋纱和铁轮机引起的技术革新能迅速适应。
第二，引进动力机器以及建立大工厂须有电力设施做能源基础，而当时的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若现建火力发电厂，不仅需时久，与高阳新兴商业资本迅速发展织布业的要求相背，而且耗资巨大，回报期长，按效益最大化原则，商人一般是不会予以投资的。而当时的政府财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应付日常开支尚且左支右绌，更遑论投资建发电厂了。因此，在当时的农村，普及动力织机和建立机器大工业有其不现实之处。
第三，对铁轮机和机纱，高阳商人广泛采用“撒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商人把铁轮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从实质上看，“撒机制”是一种典型的包买主制度。“撒机制”的兴起，是由于它被当地商会及其商人作为迅速推广铁轮机和机纱的一种手段。当时每台铁轮机售价约银洋50元，每机正常运转至少需经、纬线各3捆，每捆重10磅，按平均价格计算，约需制钱1万文。①普通农民无力负担。为迅速推广铁轮机和机纱，高阳商会及其商人乃采取“撒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
后来“撒机制”在高阳织布区的长期流行则由于它是在以铁轮机为主要生产设备的条件下，能够与国内外大机器织布业相抗衡的最佳组织形式。当时一台普通动力织机售价约630元，一台铁轮机售价约50元，二者的资本投入比为13：1。而以普通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8小时可出布125尺，以铁轮机织造l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11小时可出布120尺，②二者的产出比为1．33：1。因此，在当时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相比较而言，铁轮机对于资金短缺的高阳商人来说具有更大的资本边际效应，包买制是实现这种较大资本边际效应的最佳组织形式。因为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偏低，包买制下的家庭劳动根本不计劳动力成本，其边际报酬甚至可以降到必要劳动价值以下。1932年织8斤白布(宽2尺5寸，长100尺)的平均工资为每匹0．819元，③假定一家织户只有一台织机，每天可出布100尺，这0．819元便是该织户一天的平均工资。而织布工序，除一人专事上机织布外，其余家人须分担浆纱、络经、络纬、整经等工作。如果一家有四、五口人，则几乎每人都需要参加机房里的工作。将这0．819元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所得就极其微薄了。因为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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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4期，l935年7月，第755页。
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l955年版，第267页。
③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27页。
几乎等于零，所以对于织户来说，挣多挣少无所谓，能挣总比不挣强。布线庄正是利用农村织户的这种心理，尽可能地压低织布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1911年前后，高阳土布之所以能够在华北市场上战胜英国粗布，就是由于其售价每匹低于英国布0．9两银。①
第四，对提花机和人造丝，高阳人主要采取小工厂的生产组织形式。l914年前后，新型提花机被引入高阳，但直到1926年，天津纺织界发明的人造丝浆经法传入高阳后才得以迅速普及。提花机和人造丝的推广，使高阳土布在产品形态上又增加了明华葛、绸、缎、罗、纺、绨、麻纱等畅销一时的新品种。提花机的生产效率比铁轮机还要低(提花机每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提花布30尺；铁轮机每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布80到120尺)，按常理推论，本不该出现小工厂的组织形式。但是，提花机的操作和维修技术较为复杂，对织工的要求较高，比较适宜于集中进行经营管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高阳琳琅满目的人造丝提花布在全国罕有其匹，多数产品属于首创，初兴之时，获利极其丰厚，而且供不应求。所以，提花布的生产主要考虑的不是降低成本，而是如何提高效率。小工厂的组织形式使各个工序之间初步实现了分工合作，生产效率比家庭生产提高了很多，因而成为对应于提花机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
总而言之，这种特殊方式既便于改造后的织布业在农村扎根，又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因而是一种适合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的产业改造方案。但这不等于说高阳人习于落后。这种特殊的改造方式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而已。到抗战前夕，同和、永升、福利永等几家工厂已开始使用最先进的动力织机，并且其生产组织形式具备了机器大工业的特征。一如果按正常轨道发展下去，高阳织布区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如今天的高阳县使然。只可惜高阳织布业正常的发展道路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