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华南财团是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银行的创办人及经理人以华侨及侨商为主，有明显的粤闽籍地缘特色。其以港粤系为核心，活动基地在香港和新加坡，辐射范围远及海内外。该资本集团虽无具体组织形式，但各银行在背景及经营的发展途径上颇多一致之处。华南财团资本家中不少人早期同孙中山革命政府有较深的渊缘，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构成近代华侨金融之枢纽。
关键词：近代中国 民族金融资本 华南财团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大财团的定义，建国后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超越银行范畴，将其界定为以某地域为活动基地的、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且一般都按其地域分布和联系紧密程度认为有江浙、华北、华南3大财团(或加华西财团而称为4大财团)①。一是按活动地域将各大财团分别界定为“四大银行集团”，认为其属于金融界的庞大势力②。历史上学界多持后一种观点，如王承志所著《中国金融资本论》，提到中国银行业内有华北、江浙、华南及华西4个集团，“在华南集团之下，分福建系和港粤系”；另据王宗培研究认为，“中国现存银行中，存在着几个银行集团”，“国内各商业银行，皆可按其性质与动态，分类归纳为南、北、东、西四大财团之下”。在20世纪30年代，“华南财团活跃于闽广与南洋群岛，握有华侨金融之枢纽，而负沟通南洋侨胞与祖国经济之使命”③。民末《中国豪门》一书亦讲“中国银行界可分为华北、华中、华南、华西四个集团”，华南集团“为广帮即华侨及福建港、粤系”④。可见，时论早有“华南财团”之说，并明确指为银行资本，笔者亦持此论。由于华南财团活动中心在海外，力量主要偏于港、粤一隅，实力逊于江浙及华北财团，故以往经济史、金融史著述都未予充分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黄逸峰、姜铎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姜铎著《略论旧中国的三大财团》等，对华南财团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总的讲研究不够深入，且由于发表时间较早，其主要观点(如认为华南财团主要是买办资本积累的结果，被买办阶级所控制和操纵，并对其历史作用估计很低等)似应再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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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姚会元《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黄逸峰、姜铎：《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姜铎：《略论旧中国的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② 参见全天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林汉甫：《关于上海中国银行1916年抗令兑现的回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③ 转引自王承志著《中国金融资本论》，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97—98页。
④ 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39页。
一、华南财团兴起的背景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南财团兴起的大背景与全国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外国银行在华之设立和发展，激发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思想。戊戌维新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在重大政治事件及经济发展中，均有表现，展示实力，为华资财团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已深悉银行的重要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有“银行”专文，将银行视为“商务之本”，“百业之总枢”。1907年，上海商务总会有发起创办中国华商银行之议，新加坡、广州等埠商会迅速表示赞同，其他海内外商会代表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金融恐慌和时局动荡不居，筹备了数年的中国华商银行终未能成立。而“民国肇兴，政治一新，工商业感受刺激，生机骤动，银行之设立，亦转趋活跃”①。民初“华资银行的设立产生一个飞跃”，1912—1927年15年间新设达304家，为清末华资银行设立数的10倍②。这种盛况显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无力东顾，洋货来源阻塞，历次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开拓国内外市场，民族工商业“黄金时期”较大发展、资金调节之需要增加有密切的联系。
当然，华南财团的兴起亦有其独特因素。“南洋华侨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据l930年调查，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经商者分别占两国华侨总人口的36．6％和33％，其他如马来亚、暹罗(今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情形大致相似。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南洋，且推及中国，经营中国与南洋间的商务”③。闽粤商帮从事跨国贸易，积累了资本和经营经验，接触金融较早，对华南财团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粤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埠城市的发展，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社会经济的繁荣及大量侨汇的驳接等，则为华南财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由于香港与南洋间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大都经由香港转口，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对)南洋贸易，实际上香港与南洋可以合并言之”。④
近代香港主要依存于转口贸易，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故其经济与货币及金融之关系尤为密切。清末，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中国内地出现了设厂高潮。同时，散布于美加、澳洲各地的众多粤籍华侨，将平素积蓄大量携带返乡。香港首沾其利，“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⑤。民初以降，中国内地时局多变，“中上流社会，固以香港为世外桃源；而资本家之投资，又争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⑥这为香港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财力资源，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随着向马来半岛移民的增多和从国内吸收资金的增加，华商对马来半岛的投资日盛。同香港一样，新加坡亦为自由港，是“欧亚转输总汇之区，附近各埠物产若胡椒、甘蜜、树胶等，凡售于洋商者，均非联合大公司设立银行不可。盖公司为华商经营物品之总部，物品运到公司可酌定时价，先付本银，裨资周转，则操纵有自主之权，买卖无抑勒之患。公司既立，非设银行无以资流通，无以便出纳。”⑦清季，聚集于新加坡的华商多达20余万。民初，新加坡华侨资本家中拥有百万元以上叻币资产者即达8人，其实力可见一斑。他们主要经营锡矿、种植、轮船及银行等业。⑧
由此可见，华南财团出现并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决非偶然。
二、华南财团的基本概况
华南财团的崛起，主要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⑨。1912年，美国华侨陆蓬山鉴于香港缺乏华资银行，遂集资发起组织广东银行。此后，华资银行之兴起，迨若雨后春笋，逐渐形成华南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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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荫溥：《五十年来之中国银行业》，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再版。
②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8页。
③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3—64、67页。
④ 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编：《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纪念刊》，1948年编印，《专论》第27页。
⑤ 《论香港工艺蒸蒸日上》，《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7月10日。
⑥ 《与客论省港比较》，《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9月27日。
⑦ 《商务》，第35页。《东方杂志》丁未年(1907年)第1期。
⑧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l937年版，第334页。
⑨ 香港华资银行开其先河者，当首推1891年创立的由华洋合资的香港中华汇理银行(National Bank Of China Limited，HongKong)，1911年时停闭。迟至清末，香港华资银行尚付阙如。尽管新加坡粤帮于1903年和1907年分别开设了广益银行和四海通银行，但并非华南财团的主干。
华南财团各银行业务经营发展很快。据1936年调查资料显示，广东银行资本额已达614万元，东亚银行为560万元，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为419万元①，均比其初创时的资本额增加了1倍以上。但总的来说，与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相比，这些华资银行的发展尚处于幼稚时期，有些银行规模很小，如嘉华储蓄、金华实业、康年储蓄等银行资本额仅几十万元。
华南财团在中国民族金融资本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中几家主要银行，已跻身于全国资本较雄厚的银行之列。据《银行周报》资料统计，在1918年14家主要华资银行中，广东银行已缴资本为200万元，次于中国、交通、中国通商银行居第4位；各项公积金40万元，居第4位；各项存款468．1万元，居第7位；各项放款273．2万元，居第11位②。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3年所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资料，在1926年25家主要华资银行中，列有广东、和丰、东亚、中兴等4行。以实收资本计，当时除中国银行外，居第2至4位的分别为中兴、和丰、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居第8位。此4行实收资本共计3789．8万元，占当年全国25家华资银行总额的32．96％；公积金共计535．5万元，占13．42％；各项存款共计9818．4万元，占10．5％；各项放款共计10785．9万元，占12．16％；纯益共计534．3万元，占31．59％③。另据《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所列27家银行按实收股本额华侨、中兴、广东、东亚银行分别居于第3、4、5、10位，4行合计为53545836元，占本年中国重要银行实收股本总额的21％；4行资产总值为237034362元，约占6．2％；纯益为1827853元，占5．8％。④
民初新设立的304家华资银行大都是中小型的，据统计其平均创办资本仅58．1万元，规模在200万元及以上者只有18家⑤。对照表1相比较而言，华南财团各行资本额还是较充实的。
华南财团主要银行集中于香港及南洋，新加坡乃南洋地区“华侨银行最多之处”，其他如印尼曾有日里、黄仲涵、马淼泉银行，暹罗有福成银行等，但与国内联系不多。广东省内也先后成立过一批商业银行，如大信、远东实业储蓄、广东储蓄、兴中商业储蓄、南方实业储蓄、惠丰商业储蓄、台山岭海、台山南中、鹤山民众、华美、大中储蓄、五华实业信托、广东丝业、琼崖实业、中山民众实业等，但大都规模小，经营局缩于粤省一隅。福建省经济欠发达，商业银行创办较晚，数量亦少，主要有厦门商业、福州商业、华南商业储蓄、东南、集友、莆田实业、莆仙农工、仙游农民银行等，影响不大。
由于金融业竞争激烈，华南财团成员时常有惨遭淘汰者。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尼拉中华国宝银行和香港华商银行、东方商业银行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30年代初，受世界性不景气的影响，香港经济陷入低谷，银行倒闭迭有发生。如工商银行和华利银行倒闭、嘉华银行一度破产停业、金华实业银行暂行结束。甚至连较具实力的广东银行也难以维持，在濒临倒闭之际，依赖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宋子文进行增资改组，才能得以维持。1936年11月23日，该行举行复业典礼，由宋子文担任董事长⑥。1941年前后，新加坡广益银行，印尼日里、马淼泉银行等亦倒闭。
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档案统计，至抗战前夕，全国华资银行共有l64家，其中粤、闽、香港及国外者共23家，占总数的14％(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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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行月刊》第16卷第6期，1938年6月，第52页。
②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页表。
③ 参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202—2203页表。
④ 参见同书编委会编：《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3—4065页表。
⑤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200页。
⑥ 《银行货币》，《中行月刊》第13卷第6期，1936年12月，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