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

二、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汪氏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城为什么能重建宗族组织?这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人，尤其是民国后商人状况的基本估价。《续编》为我们了解这一点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个案资料。明清以来徽商在迁徙中形成的重血缘、重地缘的特征在民国年间基本保持了下来①，这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基础。

据《新安名族志》载：“汪始于颍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颖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汪侯为汪氏始祖。汪氏始迁徽州之祖是汉灵帝时的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汪挚是汪侯44代后裔。汪氏在徽州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徽州第一大姓，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渭也。”②。前揭《五石脂》指出徽州大姓“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因不特汪、程二氏已也。”可见，经商是汪氏迁徙的主要原因，江浙闽是汪氏迁徙的主要方向，而汪氏迁徙的主要特色则是”推本于歙”认同本土、在迁徙地保持汪氏“巨族”的宗族血缘关系。《黟县续志》卷十五《艺文·汪文学传》所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微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汪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续编·宗人录·汪学沅条》也说：“自七十六世煦公由徽迁浙省闻堰镇．该镇有汪氏宗族，全镇大多汪姓。”可见汪氏迁居江浙各地市镇者甚众，并十分重视宗族关系。明清时期徽人宗族的凝聚力，对形成强大的商帮，使徽商执商界牛耳数百年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移居浙江的汪氏中，商业繁华的大都会杭州是其主要的方向③。

徽商在杭州的活动由来甚早，势力甚大。大抵南宋时散州木商，茶商等在杭州已相当活跃。明代成化后，大约弘治、正德间，徽商在杭州已是人多势众，据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所载：“杭州南北二山，风气盘结，实城廓之护龙，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也。往时徽商无在此图葬者．迩来冒籍占产，巧生盗心。或毁人之护沙，或断人之来脉，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患在成化时未炽，故志不载，今不为之所，则杭无卜吉之地矣。”在寄居地占有坟地田产④，是人籍的前提，为此往往会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徽商在杭州组成强大地缘、血缘联盟，“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此风至清代康熙末年以后更为严重⑤。据《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三《志乘》载，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字公(元台)以业鹾故，自黟县宏村迁居杭州．先后四世皆葬于灵隐，并晴山麓建筑宗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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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程尚宽：《新安名族志》，明刻本。

③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指出，江浙市镇与苏州、杭州等大都会是汪氏迁徒的重要方向。参见《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易惠莉译，唐力行整理)。

④  《盐法通志》卷九十九《杂记三·两淮盐灶学额》云：“(侨寓商人)其实有田产，坟墓在江南，与人籍之例相符者。准其呈明于居住之州县人籍”。

⑤  据《杭州汪氏握绮堂宗谱》卷三《志乘》载，宏村汪氏移居于杭州的这一支脉，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间，曾对三代先人三次营葬。第一次将曾祖考妣的遗体送回徽州安葬，第二次则把考妣葬于移居地，第三次是将已经葬于徽州的祖考妣迁葬于杭州，这三次营葬活动清楚反映了汪臣谊宦脉由寄屠到占籍的变化。

见该家族在4代后的康熙末年已人籍杭州，并修筑起汪氏振绮堂宗祠。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是徽商在杭州“必胜斯已”的可靠保障。徽商的会馆、公所也带有强烈的血缘性①

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的商会在全国普遇建立，商界气象为之一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商人的血缘组织还会重新建立起来呢?这一方面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使商会失去了原有的空间，商人不得不回归传统酌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近代以来，中国商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传统因子，从宗族社会中走出来的徽商尤甚．这两个条件是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

因此，只有把握抗战前夕杭州徽商的基本情况。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徽商血缘组织重建的历史缘由。1936年的《续编·宗人录》是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族人登记表，该表由7个要素组成，分别是收姓后世次、名号、年龄、职业，籍贯、地址和附记。这些要素为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直至抗战前夕徽州商人的状态，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世次、籍贯、职业提供了徽商血缘、地缘关系和职业的基本情况。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1．旅杭徽州人的籍贯及其地缘认同

《宗人录》登记的汪氏族人计有205人。他们的籍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籍贯乡里的族人，共52人，约占全体族人的25％；二是寄籍杭州的，共82人，约占40％；三是寄籍异地的，共71人，约占35％。非籍贯乡里者共计占全体族人的75％。但是，这三类族人也并非都生活在杭州。寄籍异地者中，有32人生活、工作在杭州，39人则在他地生活，工作；加上籍贯乡里者中有8人在他地生活、工作，共有47人不在杭州。在总数为205人的汪氏族人中，去除47个在异地者外，在杭州者实际上是158人，而这158人中，奇籍杭州者只占51．9％，籍贯乡里而又在杭者占27．8％，寄籍于其他各地者占20．3％。这大体上也反映了民国年间户籍的复杂性．万历《歙志》云：“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寄籍是指久离原籍而用旅居地的籍贯。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寄籍他乡者已达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当为十之五六．而到清代乃至民国年间，徽商寄籍他乡者已是超过了籍贯乡里者．按照《宗人录》来统计，汪氏仍籍贯乡里者有52人，寄籍者则为153人。徽商中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仍籍贯乡里者仅为十之二三了。

徽商籍贯乡里者虽较明清时期更少，但他们的地缘认同仍是十分强烈。《宗人录》籍贯登记项中，族人是否能明确地填写自己原籍所属徽州何县，是考量其与桑梓之地联系的一个指标。我们把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分别加以考察．根据《宗人录》的统计数字，我们制成“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如下，把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的联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籍贯乡里者，全部都能确认自己所属本土县，其指标为1；第二个层次则是寄籍杭州者，其指数为0．61；第三个层次为寄籍异地者，其指数为0．48。

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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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三章，“由亲绿组纲、地缘组纲向业缘组纲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三种组织之间并非是依次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时间上的交叉并存，也有组织上的相互重叠，由于浓厚的血缘和地绿色彩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因此几乎所有的商人业缘组织，乃至近世晚期的跨行业组织——商会，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亲缘和地缘的烙印，”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05个汪氏族人中．对所迁源头不明者约占三分之一。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根在徽州。

2．敬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人的迁徒

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以歙县、休宁人数最多，黟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则居末。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可见，杭州汪氏移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交通、传统职业相关的。例如盐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盐商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宗人录》中，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移居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91世汪维瀛一门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上溯10世，汪洪兴当是明清之际迁入杭州的．在政界服务的汪宸祖孙2人，其祖上“原籍安徽休宁县，至82世，休宁82祖志可公业盐浙杭，83祖衣菩公遂占籍”。衣善公大约是在清初人籍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85世祖友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汪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

上表还可帮助我们了解徽州各邑移民的方向。我们曾指出明清时期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商，婺源多木、茶商，祁门则瓷、茶、木商居多。造成各邑均有主干商业的原因，除地理、物产诸因素外，主要原因是由宗族联姻所织成的血缘网络，覆盖面往往仅及一邑，所以同为徽商．各邑主干商业却不相同①。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徽商集团互不干扰地发展势力，建立垄断。同时，各血缘网络又互相交叉，这表现为各邑在主干商业外，百业俱存、无货不居。民国时期这一格局大体保持。《宗人录》披露同一家庭往往从事同一行业。如从事瓷器业的是训霖，训辉、训藻、训泽四兄弟，从事布业的是家洪、家辉，家禄三兄弟。徽商经营的行业也与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特点相关，杭州是丝绸、布匹的产地，因而商人也会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调整．由汪氏的职业来看，他们中已有一部分从事新式银行业，但大部分仍是以传统商业为主。

移民从徽州到杭州的迁徙过程是复杂的，以寄籍杭州的82人而言，其中经一次迁徙就直接寄籍杭州者67人次，经过两次迁徙寄籍杭州者13人次，如汪子春，经营古玩业，其祖上“89世祖由安徽歙县迁居浙江山阴，91世祖转迁抗县”。经过三次迁徙寄籍杭州者2人次，如汪赞乾，“由安徽婺源迁至湖北，又由湖北迁至河南固始县，现居杭州”。

移民从徽州迁往杭州的时间，也以寄籍杭州者为例．他们分别为万历时4人，明末清初20人，康熙时4人，乾隆时5人，嘉庆时1人，咸丰时7人，同治时9人，光绪时13人，民国时期9人，不明日期有8人。可见，万历年间是徽州人入籍杭州成风之初，明清之际则是一个高潮。此后，一直保持这个移民的势头，直至民国时期。

3．旅杭汪氏的世次与血缘认同

在《宗人录》中，世次被列为第一要素。是否能清晰地列出本人的世次，这是血族认同的重要指标。在旅外族人与徽州本土联系的三个层次(即籍贯乡里、寄籍杭州与寄籍异地者)中，有19个族人没有填写“收姓后世次”。其中第一个层次6人，他们是上海新闻报馆的汪伯奇、汪仲韦，都是世居婺源北乡的；上海启新洋灰公司的汪金云、郑州浙江兴业银行的汪忠潆，都是籍贯歙县；在杭州经营典业的汪迪封和绸业的汪椿生都是籍贯休宁的。他们虽籍贯乡里但与家乡的宗族生活已是十分疏离了。第二个层次有2人，尚能确认自己是徽州人，他们是从政的汪毅，“祖由安徽歙县迁江苏镇江”，公务员汪茂才“祖自徽州迁无锡再迁临海，明末清初转迁黄岩”。第三个层次有12人，他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祖居地为徽州，如在上海行医的汪尊美。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籍贯为“曾祖渟川公由安徽巢县迁居上海，至锡鲁公人籍贯中拔贡及举人”。又如，致仕家居的汪世杰，侨寓汉口，其籍贯为：“明季益衡公由湖北麻城迁四川井研，到九世人籍”。又如律师汪承宽父子的籍贯就填为“江苏青浦”。上海地方法院推事汪润，其“先世由安徽青阳县迁居河南固始县东关”。所以，世次不明者的差别就在于：属于第一、二层次的，都认同自己是徽州人，而第三个层次者，不仅人数最多。且对徽州的认同已大打折扣。但是，从总体上看，旅杭汪氏百分之九十以上能明确登记自己的世次，其血缘世次的认同大于地缘源头的(县邑)认同23个百分点，可见，徽州人的血缘认同倾向是最为强烈的。这也是抗战前夕徽商组织血缘化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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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沦量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