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据陈太先前引文，第32547—32549页综合编制。
也有“押扣”等于甚至超过押租利息的，但这不过是地主设下的陷阱。佃农不仅不能通过少交地租获取应得利息，最后连押租本金和土地耕作也全部化为乌有。如前述永川地主萧卫封，将租给佃农龙照临的120挑水田，押金由300串加至580串，地租由23石减至2斗。佃农似乎并不吃亏。故论者谓“与贱价出卖无异”。地主当然不会善良和愚笨到将土地贱卖与佃农的程度。果然，萧卫封随即加押加租，将土地改佃陈顺铣，并诬称龙照临积欠地租27石，以吞霸其押金。②最后，佃农不仅无法收回押租本金，连租种的土地也没了。所谓“增押减租”，其结局大都如此。而且，押租增幅越高，扣减租额越多，佃农丧失押租本金的概率越高。因为高额押租如同到口的肥肉，地主决不会轻易吐出来。同时，大量扣减地租，地主失去了正常收入，经济活动和家庭生活大受影响，必然进一步增押，并反过来增租。佃农无法满足其要求，即吞押撤佃，佃农以失押失地告终。
需要强调的是，地主侵吞押租，并不限于“增押减租”的场合，而是一个普遍规律。在彭水，地主退佃时，“多以各种理由赖帐不还(押租)”。③40年代后，地主更普遍利用通货膨胀匿吞押租。巫溪有的地主抽田另佃而不退押。④为此，一些地区的地主把租期定得很短。如乐至，租期大都只有3年，到期退押退佃，或重新订约续佃。由于货币贬值，原纳押金已无价值，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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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正芳上引文。
② 《永川县志》，1997年，第282—283页。
③ 《彭水县志》，1998年，第155页。
④ 《巫溪县志》卷5农业，1993年，第131页。
金已无价值，既不能将其换约续佃，更不能向其他地主租地。中江的情况也一样。民国时期，地主借货币贬值不断增押换佃，农民退佃因货币贬值，往往破产。重庆南岸区，因货币贬值，加上几经换约，原先所交银元变为纸币，佃农所交押租皆不抵原值。①有的更完全变成废纸。綦江瓦房村一佃农1904年佃地主6老石租谷的田，缴纳押租20银元，当时可买3石多谷子，退佃时，银元变成纸币，所退押金只能买9市斤盐巴。蓬安碧溪乡佃农吕星基，1943年佃田50挑，交押租法币100元，值黄谷5石，1947年退押，仅能买个烧馍。巫山一佃农交押租法币折谷2石，1948年退押，只够买一根油条。②不论哪种情况，押租本金都是有去无回。不仅如此，更有部分地主强迫佃农重缴。③押租成了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除了高押高租和侵吞押租本金，还有苛繁的劳役和五花八门的需索。
押租制本来是佃农人身解放的产物，在一般情况下，押租制在加重佃农经济剥削的同时，也有助于佃农人身的进一步解放，使佃农在生产经营上有更大的自主性，佃农除缴纳地租外，一般不承担其他义务，租佃关系开始由传统封建型向契约型转变。在部分地区，押租还代表佃权价格，有保证佃农耕作的作用。
四川则相反，押租制的流行和发展，不仅没有促进佃农人身的进一步解放和自主经营的加强，没有促成租佃关系由传统封建型向近代契约型的转变，没有保证佃权、稳定租佃关系的作用，反而成为地主要胁、勒索、奴役佃农的本钱和手段。佃农的经济状况更加悲惨，社会地位更加低下。
四川各地的普遍情况是，地主除了高押高租高利盘剥外，还强迫佃农无偿提供各种劳役，贡献新鲜果菜、谷物和各种土特产品、宴请下乡地主，甚至要顶替地主子弟当壮丁。稍不顺从如意，即以加押加租撤佃进行惩罚。在金堂、江源等地，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佃农都须帮工送礼，稍不遂意，地主即加租加押、夺佃。④万源更是等级森严，主佃等同父子，故有“主客如父子”之谚。凡遇地主吉、凶、庆、吊，佃农必须送礼、帮忙，“否则有退佃之忧”。⑤铜梁、合川等县，地主需索更是名目繁多。铜梁地主除高押高租外，还索取鲜菜、新粮、鸡、鸭、鹅、鱼等，红白喜事必须帮忙，秋收前，地主察看庄稼，需办酒席供其吃喝。佃农为了较久耕作，减少搬迁之苦，只得忍受沉重剥削。合川除正租外，地主还加收豆租、谷草租、挂红租、力租、附加租等。佃农为了生存、耕种，每年产新季节，要“孝敬”瓜果、蔬菜、粮食供地主“尝新”，生日、婚丧、年节还要送礼、帮工。⑥内江佃农为了取得地主欢心，要给地主挑水、砍柴、送礼，以免年三十“香火坐箩篼”(夺佃)之苦。⑦其余如涪陵、万县、武隆、宜宾、广安、仪陇等地，都有五花八门的劳役、需求，并形成惯例，载明契约。这样的佃户，已不是普通的佃农，而是中世纪式的佃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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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乐至县志》第五篇，1995年，第172页；《中江县志》农业，1994年，第174页；《重庆南岸区志》第八篇农林，1993年，第247页。
② 《綦江县志》第八篇农业，1991年．第283页；《蓬安县志》十农业．1994年，第221页；《巫山县志》，1991年，第107页。
③ 《巫溪县志》卷5农业，1993年，第131页。
④ 《金堂县志》，第l91页；《汉源县志》第六篇农业，1994年，第189页。
⑤ 《万源县志》，1996年，第235页。
⑥ 《铜梁县志》，1991年，第325页；(合川县志)，1995年，第354—355页。
⑦ 《内江县志》卷8农业志，1994年，第4O4页。
在高押高租高利盘剥、任意役使和需索下，佃农不仅绝大部分的正产物被地主囊括一空，相当一部分副产物和家庭副业产品也被地主夺走，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佃户尚可靠杂粮及副业为生。在川东丰都、川西成都平原，百分之八、九十的稻谷都被地主征走，佃农“收益”和“生活指望”全在小春、杂粮。①有人在30年代末调查四川租佃关系后得出结论说，“无论大佃小佃，纯依佃耕之收入，大都不能维持全家最低之生活，尤以小佃为甚。而所以能勉强维系之者，全恃因佃得房地一份，以为居住耕作之所，再利用农暇操之副业”。②可见这时佃农尚可靠地产杂粮和家庭副业勉强维持。进入40年代，地主的剥削和需索，愈加残酷和贪得无厌。押租、地租的数量和比率不断升高，征收的范围空前扩大。30年代前，地租一般只征水田稻谷，不及副产和旱地。抗日战争开始后尤其进入40年代，水田副产和旱地全部征租。如潼南，1937年前只征水田，1938年后，不但水田征收谷租，旱地也收谷租。③不仅如此，绝大部分家庭副业产品也在需索之列。这样，佃农完租和供地主需索后，劳动产品已所剩无几。在西充，不少佃农交租后，只剩下一些秕谷和副产物。④1948年，美国农林部派遣来华的雷正其，曾到四川各县“视察”，和许多佃农谈话，得到的信息是佃农95％到100％的农产物都交了地租。⑤
这样，佃农交租后，家徒四壁，仓瓮如洗，家庭经济和生活完全陷入绝境，大多只能靠借贷和糠菜度日。前述雷正其说，“当我看到四川农民的生活时，我相信是世界上最苦的”。⑥“天府之国”已变成佃农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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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丰都县志》第五篇农业，1991年，第155页：陈太先前引文，第32540页。
② 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1944年，第132页。
③ 《潼南县志》农业，1993年，第217页。
④ 《西充县志》第十二篇农业，1993年，第340页。
⑤ 四川省档案馆藏资料，转见《阆中县志》，1993年，第364页。
⑥ 转见《阆中县志》，1993年，第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