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的阻力与成效
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权利和利益转移的再分配，即权利的重新界定。盐政改革实质上是税收的再分配，重新确立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分配格局，而民众通过消费来影响这种分配格局。正是通过这一博弈过程，政府、商人与民众之间的利益格局达到了新的均衡。在此过程中，各方的反映均值得注意。
“盐务官员向无赏罚，以致惟利是图，旷公玩误。”陶澍在加大缉私的同时，还严格奖惩。比如，“力肩奔走，不惑浮言”的龚照琪；“稽查卡局，相机经理”的谢元淮、孙玉树等；“巡缉奋勇”，拿获私盐十二余万斤，盐犯十数名的孙丰等。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场务更加整肃，贩运益见流通”，故陶澍为之上疏奏请，一一奖叙①。相反，对于办事不力者，陶澍亦毫不手软，严厉惩处。淮北海州运判单壮图，“讵该员因票盐无利于己，屡生异议，冀惑众心”，经陶澍严行驳斥，人心始定，商贩渐集。后双金闸开，河水充足，该运判竟不顾场务，自七月初五日离场，十四日到扬州，连旬逗留，屡经运司催饬不归，忽于八月初一日，“以患病请假”，大大损害了正常行票工作，闻讯后，陶澍当即将其撤参②。
推行票法之初，商人颇多观望。由于贩运途中之洪湖之南北两岸等地，向被地棍土豪盘踞；正阳临淮各关隘，胥役遇盐船过关，亦通常需索勒掯，“是以商贩怀疑观望”，行票不畅。为此，委员谢元淮、州判龚照琪、孙从九等人，各捐资本认运。尤其是龚照琪，身先士卒，亲自押运盐斤500引，带领散商随行，前往安徽之怀远、凤台、怀凤售卖，并选带壮役沿途弹压防护。他还于经过地方，“会同各该地方官剀切劝谕，招致殷商，使远近周知底细”③。
票盐使原来的总商垄断地位受到沉重打击，许多商人破产了。据记载，“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火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北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但经陶澍改行票法后，总商地位一落千丈，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④。
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由于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他们纷起而攻之。按照陶澍的说法，淮北票盐系属创举，章程一切无可依仿，“当发令之初，物议横生，或言票盐有损于商，无益于官，或言引枭入场必为民害，或言坝扛失业，必滋事端，或言盐至中途，必被抢劫，或言充斥旁岸，必致亏课”⑤。对此，陶澍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表示，浮议显系舞弊弁利之徒，因票引兼行，化枭为良，便于公而不利于己，“是以造作浮言，暗计阻挠”⑥。
行票废纲，总商被革，收入全裁，其郁闷之情可想而知。陶澍奏称，“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吹楚多端。兼闻扬人相头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⑦。《清史稿·食货志》亦称：“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另外，他们还试图通过政治代言人来表达不满。比如御史周彦，指责票盐之法与场灶起征，名异而实同，认为“场灶起征利于私而不利于商；给票行盐，利于枭而不利于国”⑧。又如御史鲍文淳，为原来总商鲍有恒近族，鲍文淳未中进士时，常在扬州与盐商往来周旋，故在票法改革后，成为攻击陶澍的中坚，或称票法改革未有把握，或称淮北奏销未能如期，或称陶澍私刻奏章，处处加以掣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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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 《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道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两江总督陶澍折。
② 《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陶澍折。
③ 《委员官运倡导札》，童濂编：《(增订)淮北票盐志略》卷三《改道》，道光十二年六月。
④ 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纲盐改票》。
⑥ 《通饬浮议阻挠札》，道光十二年六月，童濂编：《(增订)淮北票盐志略》卷四上《设局》。
⑦ 《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胶片28，第2986—88页，两江总督陶澍(附上谕)折。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道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双方的论争，可参考《陶文毅公全集》之《盐法》部分。
面对诸多阻力，陶澍不为所动，永往直前①。对此，道光帝极为欣赏，多次夸奖陶澍，“勇于任事，不避嫌怨”②，又称他“实心任事，不避嫌怨”③，大力支持。加之俞德渊等人兢兢业业，共襄其事，票盐改革终获成功。
票盐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积引问题得到解决，并超额完成任务。道光十二年(1832年)销引24万余引，十三年销引32万余引，十四年达59万余引，为淮北额引的两倍。到后来，甚至还不得不规定以46万引为限制，不得多卖，以防止淮北之盐侵灌其他销盐区域。其二是盐课也超额完成。除奏销淮北正杂课银32万两外，每年还能协贴淮南银36万两，后又带销淮南悬引20万，纳课银31万，“是淮北之课，较定额又增两倍矣”④。至于化私为良、民众乐于购买官盐等情况，更是无需多言。简言之，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可谓大获全胜。
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八年间，淮北销盐征课税银总数清单如下⑤：
资料来源：《淮北自道光十二年改票起至二十八年销盐征银总数清单》(《淮北票盐志略》卷九《奏销》)。
另，道光二十一年，淮北曾征报效银3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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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澍座师曹振镛以盐筴起家，陶澍曾致书探其意，振镛复书曰：“淮北盐务之弊极矣。势非更张不可，吾子有所见，何不急行之，如有困难，老夫当从中主持。老夫行年七十，何能更为子孙作家计，且天下焉有饿死之宰相乎!”表示完全支持。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曹振镛本传》转引自魏秀梅：《陶澍在江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12月版，第150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④ 王守基：《盐法议略》卷一《两淮》，光绪丙戌十月刊本。
⑤ 在改革过程中，淮北票盐征税科则有所变化。道光十二年至十三年六月，每引征正税七钱二分，经费五钱二分。盐价六钱四分。至十三年三月起，改为每引正税一两五分一厘，经费四钱，盐价六钱。十三年三月以前征引59714，三月以后征引270152。十五年每引启征驳费一钱八分，签席人工一钱二分。十八年加征杂课二钱，盐价、驳费、签席九钱。二十一年，代纳淮南悬课每引六钱五分二厘一毫。二十二年代纳淮南悬课每引改为六钱九分三厘二毫。二十三年，经费银改为二钱四分，盐价、驳费、签席七钱八分。二十四年经费银改为三钱四分，盐价六钱，驳费、签席二钱四分。二十五年经费改为四钱，驳费、签席三钱。本表以实际收税情况为准。
淮北额引215362引，如果以道光十二年改行票盐之时的征税科则计，即每引正税七钱二分，经费五钱二分，盐价六钱四分计，合计每引共征银一两八钱八分计，则应额征404881两。通过数据处理，淮北地区溢销盐引数及溢征税银数的变化曲线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出，随着票盐改革的成功，清廷得以在淮北地区大量溢销盐引，并从中获得巨额税收。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正是由于这种惯性的存在，故在陶澍去世之后，淮北票盐改革仍能获得巨大成功，并未随人事的变动而出现过大的波动与反复。
当然，陶澍的改革亦有很多缺憾。首先，两淮盐政改革的难点在于僵化的盐区划分，而盐区划分的根本原因，又正是清廷出于对税收征收的担心，希冀通过盐区划分与总商包干相结合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利益。显然，陶澍的改革并不敢触动这根神经。其次，陶澍曾表示，如果淮北
改革行之无弊，可在淮南推广，但由于反对票法改革的阻力太大，且易与其他盐区发生冲突，故终陶澍一生，票盐改革均未跨越淮北一步。其三，虽然票法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陶澍借助市场力量，但不能认为票贩行盐已完全市场化。实行票盐法以后，无论是纳税、领票、付价、买盐、运盐、卖盐等环节，都保留了许多繁琐的手续。行盐的路线虽然较前简便，但必须遵循指定的路线，更不能脱离盐区范围。这也为日后盐法的进一步变革，做了必要的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