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对应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是由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这种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又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③其中资本比较雄厚，或社会地位比较高、社会影响比较大的部分，也即他们的上层部分，是他们的领导力量。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内容是：在政治上主张不推翻封建半封建政权的统治，而试图促使封建半封建统治阶级自身向资产阶级转化，以改良的形式确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制或共和民主制；在经济上主张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并期望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政权大力扶植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以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途径，学界存在着分歧。这个问題主要涉及到中国资本主义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題。大部分论者都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由一部分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向近代工业投资而来，而不是由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来。(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有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其所著《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李新：《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53页。)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有重要的连续性。如孙虞棠认为工场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途径。(孙虞棠：“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言。)吴承明和戴逸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多数行业经历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且从企业构成来看，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经济研究》1965年第9期。我们赞成第一种观点。首先，我们认为，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更不存在工场手工业。(参见拙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国有化和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工场手工业上升为近代机器工业的现象是在20世纪初以后才出现的，而此时的工场手工业本身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导致自然经济解体的产物。其次，单从企业的数量来看，工场手工业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中小企业要占绝对优势，但从资本额、雇工数和产值来看，它们却只占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的极少部分，而由地主、官僚和买办资本的投资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则占民族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从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来看尤其如此。也就是说，由地主、官僚和买办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也即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而传统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主及由其上升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即所谓的资产阶级中下层则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中的非主要部分。
争取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向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转化，是民族资产阶级所追求的一个重大政治目标。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是从封建性的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买办转化而来的，他们从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受恩之处甚多，对其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他们并不希望推翻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而是希望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自身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当中虽然也有人很早就投入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去，但那主要是受反满思潮的影响所至。民族资产阶级梦寐以求地试图用改良的手段促使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自身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实行自身的近代变革，转变成一个支持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政权。但是，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始终拒绝按照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拒绝实行自身的近代变革，竭力地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常常在口头上表示要促进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也会在实际上允许民间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禁止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或把民间私人资本完全吞并掉。因此，要求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实行其自身的近代变革，与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拒绝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拒绝实行自身的近代变革，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同掌握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关于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的矛盾。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倾向。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主张从外国资本手中收回中国的“利权”，而且主张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中国的主权，这与掌握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会自愿地出卖国家的“利权”和主权，他们的根本着眼点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独裁统治。当帝国主义初来乍到，威胁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对帝国主义采取反抗行动。但是，一旦人民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他们便害怕人民群众更甚于害怕帝国主义。他们害怕人民群众一旦武装起来就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对于人民群．众的反帝运动总是进行打击和镇压。当人民群众的斗争真正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时，他们甚至会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①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只不过要他们的“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所谓“肢体之害”)，而国内人民群众一旦起来则会要他们的“脑袋”(所谓“心腹之患”)。所以他们总是把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运动摆在优先的地位，在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镇压时，甚至还会利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镇压国内人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茅海建教授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书中，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是无意义的，惟一正确的做法是停止抵抗，满足英国提出的要求，然后锐意改革，迅速走向现代化．茅教授把日本作为通过这样做而达到现代化的一个典型’并称“安政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茅教授的结论可能过于简单了。鸦片战争注定要失败，只能从当时中英两国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实力上来说才有意义。但是，一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它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清政府当时能够运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反抗英国军队的侵略，最后的结局可能会大不一样。但是，由于清政府害怕人民群众一旦起来就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宁可割地赔款、向英国侵略者屈膝投降，也不愿去动员人民群众。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的腐朽和反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结局。茅教授忽略了以下几种情况：一、忽略了英中贸易和英日贸易的不同特点．即英国的对华贸易是逆超的，因为英国所需中国物品很多，而中国所需英国物品则很少，英国为了实现贸易平衡而向中国输入鸦片；而英国的对日贸易则不是这样，因为英国所需日本物品无多，而日本由于已经存在着一定的国内市场(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拙著《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英国输入了较多的商品，所以英日贸易是顺超的，英国因而无需向日本输出鸦片。这一背景导致中日两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鸦片的输入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日本可以不战，而中国则不能不战。正因为如此，林则徐才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二、忽略了日本现代化的复杂性。日本的现代化并不如茅教授所想象的那样，靠统治阶级和精英分子锐意改革就成功了的。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许多条件，也经历了重大的挫折．把日本现代化简单化确实是学界的一个通病。因此，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条件与日本相比，有相当的不同，不能拿日本的例子简单套用于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的态度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明显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外国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这是因为他们大都是借助帝国主义对本国封建制度的破坏，依傍着条约口岸城市发展起来的，①他们在积累资本和开拓市场上都依赖于外国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归根结底缘于国内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扩张的据点条约口岸城市和沿外国铁路的特权区域，正是这些区域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地。民族工业在技术、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所以大多集中在有外国资本和外国势力存在的条约口岸和沿海大城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曾经为了摆脱外国资本的压迫，试图脱离条约口岸和沿海大城市，如自1896年至1913年共开设的19家本国资本的纱厂，除4家在上海外，其余都在内地中等城市。(参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7页。)但由于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内地交通运输不便等原因，这些工厂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纺织工业繁荣时期所开设的纱厂，又重新集中到沿海大城市，托庇于条约口岸了，如1914年至1931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71家纱厂中，有28家在上海。7家在天津，其余也大多在沿海城市和条约口岸城市中。(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治上的封建统治和经济上的自然经济对于民族资本发展的严重阻碍，他们不得不庇护于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只有在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破坏了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地方才能立足。只要有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存在的地方，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都不得不退缩。民族资产阶级热切地期望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实行自身的近代变革，变成一个支持民间私人资本发展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权，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克服封建制度的阻碍、军阀统治的破坏和自然经济的束缚，这样他们就可以减轻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但是，他们的愿望一次次落空了，他们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来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种种制约。但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外国资本的压迫，又从另一个方面阻碍着民族资本的发展。①民族资产阶级在依赖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的同时，也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领导和参与了一次次“收回利权”运动、“抵货”运动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显示了与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迥然不同的品格。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具有天然的“软骨性”，这决定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资本的侵略是不坚决和不彻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依赖性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夹缝中的现代化模式。
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近代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依赖性和在夹缝中只不过是由外部环境的作用而使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带上的软弱性而已，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自身的一些因素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首先，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维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其结．果必将使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民长期处在封建地主的剥削下越来越贫困，越来越无力购买工业制品，从而使近代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其次，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追求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这必然要造成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在近代中国，由于土地及其他自然和社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极低，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会导致稀缺的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从而使社会上的极大多数民众陷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这同样会导致国内消费需求的萎缩和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的缩小。这样，工业化就会被限制在较低的水平之上，很难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就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工业化的好处，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排斥于工业化之外，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民间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最终结局与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的结局是基本相似的。不同的是，在后者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主要集中到国家和官僚私人手中，而在前者的情况下，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主要集中在私人资本手中；后者由于利用了国家政权而使资源和财富的集中变得非常简单和快捷，而前者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因而资源和财富的集中相对较缓慢一些。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向私人资本的集中，国内市场的日益缩小，必将使国内工业化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而由于当时各国国内市场本身也很不足，也拒绝外国势力的进入，要想大规模进入别国市场，只有依靠武力强行进入。而这正是日本走过的道路，一条最终失败的道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汪敬虞先生称这一现象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参见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废除了大名土地所有制，而承认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寄生地主制”。国家一方面支持私人资本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又通过重税将农民手中的财富集中到国家手里，强力扶持私人财阀资本，同时推进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建设，准备向海外扩张。国家重税和私人垄断资本的剥削是二战前日本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根本原因。以对农民的重税为基础的国家财政是明治以后日本政府强力扶植民间资本发展的支柱；地主也不断将从农民手中剥夺来的地租通过银行或以债券的形式向资本转化。①在国家的强力扶植下，日本产生了被称作“政商”和“财阀”的私人垄断资本，但农村却日益贫困化，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日本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外市场，越来越具有对外扩张性。这种趋向与明治维新以后依然被继承下来的“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地租和地税的资本化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作用，请参阅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
成了军国主义。①二战结束后，日本解散了财阀资本，并进行了农地改革，废除了寄生地主制，重新启动了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 日本是东方落后国家中私人垄断资本极度发展导致现代化发生挫折的典型例子之一。在日本，如果没有国家政权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异乎寻常地支持，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或迟或早地也会导致现代化的挫折，国家政权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强力支持，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过程，加上日本独特的“武士道精神”的作用，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近代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比日本还要落后，为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提供的空间更为狭窄。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一般比较适合于地大物博、人均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而十分不适于地瘠民困、人均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近代中国具有进步意义，但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