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司 垦民 作物
与淮南垦务局放垦走向相适应，垦殖公司兴办时间，“先后不一，大概自南而北”（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农林畜牧·盐垦》。）；其中“泰半发起于民国六七年之际。斯时通、泰盐垦之风，大有岁前上海各交易所风起云涌之势”（注：李积新：《苏北盐垦事业概况》。），出现了短时的特殊发展。究其原因，一在内部：政府取消淮南盐禁和通海垦牧公司的积极示范。通海垦牧公司成立之初，“风气未开，从之者寡”，历经十余年磨难，始才获利倍增，“当时一般人鉴于垦牧公司之获利，几视垦殖事业为致富捷径”（注：张保丰：《淮南垦殖的过去和未来》。）。二在外部：西方列强忙于一战而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发展很快，市场原棉需要量大增（注：胡竟良：《世界棉产与中国棉产》，见实业部棉业统制委员会编《棉产月刊》1937年第1卷第7期。），从而推动了淮南盐垦实业的兴起。从附表《1935年苏北滨海盐垦区农垦公司概况》可以看出，1915-1924年是公司创办的高峰时段，10年时间新生48家，占了农垦公司总数的66%。
就规模而言，1935年73家垦牧、盐垦、农垦公司，占地面积超过410万亩，实际垦殖169万余亩，占地面积超过10万亩以上的公司有12家。华成、大豫、大丰三家盐垦公司位居前三，合计占地多达153万亩。最早放垦的伍祐、新兴两场，而今有泰和、大祐、华成、合德、大纲、阜通、新南等七家盐垦公司进驻，“荡地已垦熟者什居七八”（注：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5《赋役》。）。
据国民政府实业部1932年经济调查报告，公司创办者的主体大都来自苏北南部，率多南通人。其中，张謇兄弟以主要创办人身份的大公司不下十余家，属于“南通系”的则多达近二十家，“故各公司有南通系与非南通系之称，南通系者，即南通垦牧、大有晋、大豫、大赉、中孚、遂济、通遂、大丰、大祐、通兴、大纲、阜余、合德、华成、新南、新通等公司是。此乃直接为南通张謇、张詧昆季所经办，或间接与南通有关系之人所经办”（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农林畜牧·盐垦》。）。
而垦区生产者主体，据实业部1932年经济调查报告，也率多来自苏北南部，“各盐垦公司之垦户，总其数约五万余，计二十余万人，约言之，可分为两种：一为真正之垦户，一为灶民改煎为垦之垦户。真正垦户，以崇明、海门人为最多，通州、如皋、东台、阜宁人次之。盖因崇、海两地，地少人稠，且世代以植棉为业，故多迁地谋食而营旧业，此崇、海人之所以多于通、如、东、盐、阜也”（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农林畜牧·盐垦》。）。就其比重，“承租佃户什九多通、海人，其中海门人尤多，约占60%，南通、崇明、启东人次之，合占30%，其他本地人承租者，仅10%而已”（注：胡焕庸编订：《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第五篇《垦务》，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1934年。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不难看出，垦区移民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来自垦区以西的失业农民和弃盐经农的原盐场灶丁，即“灶民改煎为垦之垦户”；一是来自苏北南部崇、海一带的“真正垦户”，他们是构成垦区生产的主要技术劳动力。因为崇、海等地接近江南，有着悠久的植棉历史，拥有较为先进的种植技术。诚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记载：盐城“自泰和、大祐各公司来此购地植棉，以土著之人娴习者寡，乃招海门、崇明人至。近则成效大著，连获丰稔，来者益众”（注：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4《产殖》。）。民国《阜宁县新志》也记载：阜宁“各垦殖公司罗致通、海佃农，经营棉田，产额颇巨”；而“二十年(1901)前，此间并无所见，棉花纯取于南方”（注：民国《阜宁县新志》卷12《农业志·农作》；田谨：《江苏盐城、阜宁之棉业》，见《农商公报》1921年第86期。）。因而，垦区移民同样呈现出自西徂东、由南而北逐步推进的特征。
此外，据实业部经济调查报告，至1932年淮南各场盐户由盐转垦者比例多达80%。“垦事日拓，盐灶遂日废；盐废灶，则盐民之生计顿绝，故盐垦公司于兴垦废灶之时，对于盐民，资以金钱，给以田亩，佥其耕食。今淮南各场所有之盐户，改垦者已有十之七八，所余者仅二三耳”（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农林畜牧·盐垦》。）。大批奴隶式的灶民因此获得了“解放”，而在放垦前，编入官册灶籍，是不能随意改变灶民身份的，祖祖辈辈束缚于盐滩之上，以煮海为生，饱受盘剥。相比之下，可以说，他们差不多跨越了一个历史时代；同时从一个侧面也为我们揭示了苏北沿海区域经济主导产业部门的巨大变化：盐业至此基本为农垦代替。
土地利用的成本、收益影响着利用者的利用方向和利用方式。作物结构调整便是这一运作的集中体现。据统计，1914-1919年，棉纺厂每包纱的平均盈利上升70%（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65页。），1916年以后的五、六年，各厂盈余极丰，“常有分息至50%以上”。因而植棉被各公司视为收入之大宗，“每年只种棉花一季，余皆休闲，从无轮作或间作，每年如此是已成习惯”（注：李士勳：《江苏盐阜区棉虫调查及防治意见》，见《江苏研究》1936年第2卷第2期。）；“冬麦所占的面积，小到成为例外的农作物”（注：陈洪进：《江苏盐垦区农村经济速写》，见《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12期。）。从附表看，73家公司占地面积412万余亩，实际垦殖169万余亩，其中植棉面积110万余亩，约占公司实际垦殖面积的65%，代表着本区域产业优势之所在。种植取向的改变，反映了沿海农业结构商品化意识的提高。1912年，通、崇、海三地有78家棉花商，到1923年时，仅南通一地棉花商就有100多家，“南通棉花种植之如此发达便是为市场而生产的证据”（注：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从书“中国经济史刊丛编第1辑第2种”，（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第26页。）。
据1919年《中华棉产统计》，南通、海门两县共有棉田1018万余亩，棉花产量170余万担；而江南的江阴、常熟和松太地区则只有棉田224.8万亩，棉花产量70多万担。通、海两县的棉花产量几乎比江南地区的棉花产量多出近100万担，棉田面积几乎是江南地区的四倍之多。由此可见，苏北滨海棉区1919年已超过江南地区而成为江苏省新的棉产中心基地（注：转据张丽《江苏近代植棉业概述》，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值得关注的是，若将公司植棉面积与同期公司占地总面积相比，仅占27%，除去小部分种植麦、稻、豆等外，公司占地尚有大半不能垦殖利用。究其原由，主要是垦殖自然条件不成熟。垦殖利用，重在去盐蓄淡。“海滨新涨之地，号曰涂滩，若干年岁始生鹾蒿细草，再若干年岁产草丰茂乃可言垦，如以人事经营，筑堤穿渠，潴淡种青，亦必一、二十年始可奏效”。所以，公司购地虽多，“但泻卤不可垦者实居多数”（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农林畜牧·盐垦》。）。故此，盐垦公司创办之初大都因地制宜，盐垦兼营，以盐济垦，诚如张謇所言：
四 简短的结语
综上可知，土地利用本身具有时间与空间尺度上不断演变发展的动态性。废灶——并场——东迁，盐业生产逐步至衰；私垦——放垦——兴垦，垦殖开发逐步拓宽。但两者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土地利用系统的影响是非恒定的，驱动土地利用变化因子具有综合性。
区域地貌变迁是推动“废灶”的前提，这主要是由土地利用的自然适宜性所决定的，因而构成了驱动由盐转垦这一历史变化进程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是推动“兴垦”的关键，这主要是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特征所决定的，因而构成了驱动上述历史变化进程最主要动力，集中表现在土地相关政策层面上的变化：清代朝廷“例禁私垦”——民国政府“一律放垦”。
盐业生产与区域地貌变迁息息相关，废灶兴垦又与盐业生产盛衰息息相关。所以，按土地成陆和开发先后，废灶兴垦呈现出自西徂东、由南而北逐步推进的“时空”演化特征。具体说来，“废灶”自西徂东，以1900年伍祐、新兴两场最早放垦为标志；“兴垦”则由南而北，以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最早创建为开端。与废灶兴垦走向相适应，垦区移民同样呈现出自西徂东、由南而北逐步推进的特征。
不难发现，自然条件即区域地貌变迁突出的是“自西徂东”这一主线。因为土地由西向东逐步淤积而成。范堤沿线东台、盐城、阜宁三县成为废灶兴垦的中心地带，就是因为那里是堤外增滩面积最大、盐场放荒最多的区域。而淮南垦务局由南而北办理放垦事宜，以及崇、海移民由南而北规模性推进等经济活动突出的则是“由南而北”这一主线。
1935年苏北滨海盐垦区农垦公司概况
资料来源：1.李积新编《苏北盐垦事业概况》，1924年6月；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年2月；3、江苏省垦殖设计委员会编《苏北滨海垦殖区各盐垦公司概况》，1936年5月。
说明：1.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报告时间为1932年8月至11月；2、江苏省垦殖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2月，负责苏北盐垦区农垦调查设计工作；3、资料来源1、2所列44家公司有15家不在资料来源3中，另有8家创办时间也与其记录不同。本表以资料来源3为参照标准，并据民国《阜宁县新志·农业志·垦殖》、江苏省地方志编委会编《江苏省志·海涂开发志》第二章《围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盐城市地方志编委会编《盐城市志·海涂开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等相关资料修正整理。
至1932年淮南各场盐户改垦者十之七八。大比例盐户身份的改变，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苏北沿海区域经济主导产业部门的巨大变化，成为实现从煮海为盐——废灶兴垦，即由樵采、煎盐——成熟农田过渡的标志，至此盐业基本为农垦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