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实行统制经济和救济农村金融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社会团体、银行机构以及一些大学在西北、华北、华中地区广泛开展了棉花产销合作运动，陕西棉花产销合作是其中办理较早、规模最大、成绩较好的地区。由于各方的努力，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棉花品种得到改良，棉田面积扩大，棉农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棉花产销合作也存在诸多缺陷，面临许多困境，前景仍然十分艰难。
[关键词]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
On the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government implemented monopoly economy and relieving country finance, the government、social organization and banks launched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in the Northwest 、the North and the middle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was earlier than others, it's dimension was biggest and it's achievement was the best among the cotton cooperatives in China.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all the organizations, the cotton coope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obtained some definite achievements, the cotton seeds improved and the acreage of cotton field enlarged. Thus, the farmers obtained definite benefits. But the cooperation had a lot of shortages and also faced serious difficulties, it's foreground was still quite hard.
Key words: ShanXi province; cott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cooperation;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saving bank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loan banks
棉花产销合作是抗战前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而陕西棉花产销合作又是其中办理较早、规模最大、成绩较好的地区，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迄今为止，尚无文章和专著论述，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深化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一 缘起与发展
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村金融枯竭和都市资金膨胀。为了解决银行资金出路和救济农村破产，在各级政府的倡导下，银行资本纷纷向农村扩张，举办各种形式的农村贷款，通过合作组织向农村输入资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运动就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事例。
1931年李仪祉担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后，鉴于陕西是中国重要的产棉地区，棉花对农家经济尤为重要，但是，由于棉花品种退化，不仅产量不丰，而且品质低劣，农户植棉收益每况愈下，于是决定扶植棉植业，并首先从改良棉花品种着手。是年，建设厅从中央大学郑州棉作实验场购买50担脱字棉棉种在陕西各县实验场繁殖。次年陕西省立农棉实验场等机构又购买120担，经过繁殖，良有成效，建设厅准备在陕西棉区大规模推广[1] (第9页)。1933年恰逢西北农工改进会拟在泾惠渠流域办理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经双方商洽，决定以即将成立的合作社所在区域为改良棉种推广模范区。
1930年冬华洋义赈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在陕西著名的产棉地区泾阳县修建泾惠渠，次年6月完成干渠，1932年泾惠渠基本凿成。泾惠渠的完工极大地改善了泾阳县棉花生产条件，这就是棉花产销合作社首先在泾阳县永乐店成立的原因。1933年4月20日建设厅与西北农工改进会和金陵大学在泾惠渠流域的永乐店正式成立永乐区保证责任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推广改良棉种，举办棉花合作运销，是为陕西棉花产销合作之嚆失[2] (第1页)。
1932年陈公博担任实业部部长后，极力提倡统制经济，棉花生产和运销是计划实施统制的重要内容之一。1933年在实业部指导下，棉业统制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国棉花生产和运销改进工作。1934年又成立了中央棉产改进所及各级分支机构，它们与各大学和农事实验场协力推广棉种改良工作；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及各地农业推广机构合作，推广棉花种植；与金融界联合，推广棉花运销合作[3]。
由于中央棉产改进所和陕西棉产改进所的协助与指导，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等金融机构的支持，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33年在永乐成立第一个棉花产销合作社为肇始，1934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发展到16个，1935年又成立10社，共达26个[4]，农户达33654家，平均每社1294人，股金17967元，社均691元，棉田574808亩，社均2969亩，棉田占棉农农田34.8%[5]。但是，1936年棉花产销合作社下降为18社，社员18152人，棉田307523亩。1937年虽然产销社数量猛增到52社，棉田面积增加到599988亩[6] (第251页)，但社员反而减少到28100。
1935年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的顶峰。是年，棉花产销合作社分布于关中泾、渭二河流域的长安、户县、泾阳、三原、高陵、灵潼、渭南、华县、大荔、合阳、蓝田，共11县，遍布关中主要产棉区。1936年有8个合作社因经营不善，陕西棉产改进所下令进行整顿[7]。从1936年开始，合作社的主要金融支持机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数量大幅减少。例如，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贷额达高608万元，产销合作贷款370万[8]，而1936年仅共贷出133万[9] (第601页)。同时，由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10家银行组成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农村业务趋于停滞，放款数量大大减少。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借款资金主要来源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由于金融机构放款数量减少，产销社失去了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1937年产销社数量虽然大幅增加，但总体上看，业务却没有能够获得大的发展。
二 结构与特点
中国近代农村合作社与欧美不同，它不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各种社团组织和银行机构的协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是合作社的外部结构，还是内部结构都极为复杂，这在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表现得十分明显。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就好比温室里的禾苗，在几个"园丁"的精心培育下才孱弱地生长起来：一、西北农工改进会是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当之无愧的发起机构，陕西省政府和建设厅负责宏观指导和协调各个赞助机关。二、中央和地方共同组织的陕西棉产改进所具体负责召集农民组织合作社，联系金融机关借款，给农民提供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负责合作社的内部组织和业务指导，联系棉花运销等事宜，是合作运销的实际指导和操作机关。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和陕西银行负责提供棉花产销贷款，尤其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作用尤大，合作社大多数贷款由该行提供，该行农业贷款部主任邹秉文、副主任徐仲迪，不仅积极协助贷款，而且对在上海销售棉花，出力尤多，并且派员长驻合作社，处理相关事务。1935年"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还在西安了设立办事处，负责办理合作社借款。四、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不仅提供资金，而且还提供业务指导，主任徐仲迪亲自数次到陕西指导业务，合作社第一次小麦青苗借款也经其促成，60%来自该校[2](第2页)。五、棉业统制委员会下属机构中央棉产改进所1934年在上海成立运销办事总处，1935年在西安设运销办事处，渭南设运销办事分处，与上海运销办事总处及合作社双方随时联络。运销办事总处除代理运销合作社销售棉花外，并提供棉花市价行情，将国内外花纱行情逐日报告各合作社及有关机关，此外还派员在陇海路各站与路局接洽车辆运销事宜[10] (第29页)。
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内部结构也十分复杂：一、名称为保证责任棉花生产运销合作社，社员应负保证责任。起初，社员责任限于所认社股之全部数额与所缴委托合作社售出货物之全部及用作青苗借款和其所借其他担保财产抵押部分[2](第2页)。后来，全省各社社员概负股金十倍至二十倍保证责任，同一组社员连环担保，负无限责任[3]。二、组织方法。以联村为范围，农民自由组合结社。每个合作社组织单位，以8至13个棉农为一小组，5至13个小组设立区协作部，再集合若干区协作部，组成一个合作社。三、合作社组织系统。社员大会为最高机关，社员代表大会代替其行使职权。社员代表大会下辖理事会与监事会，由常务理事会代替其行使职权，常务理事会下设交际、司库和文书。监事会下设社务委员会，业务经理对社务委员会负责，它下面设有总务、工务、运销、贷款和合作购买等机构。四、合作社职员。1、理事，合作社设有理事和常务理事，理事共9人，由社员代表大会选出，再从中选出5人为常务理事，并由其互相推选正副委员长各一人，其余分任文书、司库、交际。2、监事，社员代表大会选出监事7人，再由其互相推选正副监事长各1人。3、区协助部长及组长，1个村或几个村设立一个区协助部，按该社社员人数多少，规定协助员1至3人，部长1人。8至13个社员为1小组，设组长1人，负责该组社员与本社一切往来，直辖于区协助部，协助部任务为推行理监事会之决议案及传达社员各种意见于理事[2](第18页)。五、区指导所。陕西棉产改进所在合作社成立之初，经常派员到各社指导业务，但随着合作社迅速发展，现有人员不敷分配，于是1935年在合作社较多的泾惠区、省东区（即泾阳、临潼、渭南、华县）各设1个指导所，设主任、指导员、助理指导员各1人。泾惠区指导所设于三原城内，永乐、斗口、鲁桥、花源、大训、公义、广阳、枥阳、新市、交雨等棉花产销社归其指导。省东区设于渭南西关，中西、赤水、龙背、新丰、上涨、新兴、柳枝、下庙、固市等棉花产销社归其指导。其余仍归陕西棉产所直接指导[11]。六、合作社联合会。1934年各合作社成立联合办事处于西安，便于合作社间沟通信息。1935年正式成立陕西省保证责任棉花产销合作社联合会，设常务理事5人，主持会务，协调各个合作社内部关系和全省棉花产销事宜，同时合作社西安联合办事处自动解散。
与其它类型的合作社和其它地区的棉花产销合作社相比较，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具有很明显的特点：
首先，合作社社员人数众多。据统计，1932年全国合作社社员1至25人者占61.01%，26至50人者26.85%，51至100人者6.59%，100人以上者仅197社，占5.55%[12] (第104页)。河北棉花产销合作社社员最多者分别为768和380人[13] (第11页)，晋县和无极两个棉运社仅21和24人[14]。湖北棉花产销合作社社员人数一般在40人左右[15]，而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远远超过此数。永乐社最初成立时社员即达10村256户，到1935年发展到4095户，棉田面积达95264亩，最小的花源社亦达110农户（其中尚包括集团社员2个，棉田面积大），棉田面积达3077亩。1935年26个合作社平均每社社员1294人，真可谓中国合作社中的超级巨无霸。
其次，合作社地域范围庞大。合作社组织过程中，由个体农民结合成小组，由小组结合成区协助部，再由区协助部最终组成合作社，社员往往涉及几个甚至几十个村，这不仅在一般合作社极为少见，就是江苏、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棉花产销合作社也很少见。
最后，合作社种植棉花面积大，棉田占农户耕地比例大。到1935年，陕西棉花产销合作社棉田面积达574808亩，同年，江苏、河北、山西、河南棉花产销合作社棉田面积分别为120962、47306、62856和37729亩[16]。1935年陕西每个合作社平均棉田达2969亩，占耕地34.8%，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