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分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部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它符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所完全证实。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产生的研究，是一个还没有很好开辟的学术阵地。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是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直到目前，一个为许多人所接受的看法。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探讨。这个看法是：由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性质不同，因此，两者的产生，也必然循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从早期的洋务派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的形成。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条途径。而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的，由此而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论断，至少包括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中国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和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有没有继承关系?如果有，它是怎样继承的?这种“继承”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或者不是主要的，那么主要的途径又是什么?
二、洋务派的企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否只有发展为官僚资本的一个前途，还是同时又存在分化出民族资本或者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另一个前途?
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凡是接触一点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人都会承认：在中国现代工业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许多部门中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发展成为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例子不必遍举，不妨集中分析一下采掘工业中的煤矿和纺织工业中的纱厂这两个部门的情况。这是两个比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部门。
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起到1890年大冶煤铁矿止，15年间，前后共出现过14所新式煤矿。从这14所煤矿成立的情况看，由原有的手工采煤的煤窑向机器采煤的煤矿转化，在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的。这14家煤矿，绝大多数是官办或官督商办。它们的创办者或主持人有7家是大官僚，它们是磁州、兴国、基隆、荆门、骆马山、淄川、大冶等煤矿；有3家是洋行买办，它们是开平、池州、贵池等煤矿；还有4家是中小官吏、绅士和商人，它们是峄县、贺县、利国驿、临城等煤矿①，却没有一家是原来用手工采煤的所谓土窑的业主。这14所煤矿中，有两所(兴国和临城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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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70—1173页。
最初是用手工开采①，似乎可以称得上由手工到机器。但是，它们都是由一批和原来土窑没有关系的人在试办的时候采取的措施，而不是原有土窑的进一步发展。非但不是这样，相反，很多地方的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反而陷入进一步的衰落。台湾基隆煤矿矿区之内，原有手工煤窑92处。②基隆开办以后，“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采取”③。开平煤矿矿区，原有煤窑、包括设窑烧炭、凿石烧灰在内，不下百处。④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原有土窑开采之煤，也不许随便销售。⑤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有土窑的进一步衰退， 自然是在意料之中。
新式煤矿对原有土窑的改进，有的似乎也在进行“帮助”。例如，淄川煤矿苏家隄官煤井，“旁有民井十余处，悉由官井代为吸水”⑥。乍看起来，这似乎有助于原有手工煤窑向机械开采的转化。但是，民井用机器吸水以后，所得煤觔“须以四成缴官，以资津贴”⑦。一望而知，这实际上是对手工煤窑的另一种方式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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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70—1173页。
② 《淡水厅志》第4卷，1871年刊，第213页。
③ 《申报》1877年10月23日。
④ 《皇朝经世文续编》第57卷，第18页。
⑤ 盛宣怀：《愚斋存稿》第2卷，1914年版，第16页；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1937年版，第26页。
⑥ 《益闻录》1888年11月3日。
⑦ 同上。
由此看来，中国原有的手工开采的煤窑，如果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在中国新式煤矿出现之前，它们既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它们更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峄县煤矿的主持人朱采说：“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钜款接办乎?”①在朱采看来，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原有土窑向新式煤矿转化的可能性。亦即否定煤矿业中所谓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向民族资本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朱采是新式煤矿的当事人，他发表这个意见，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第一个高潮的1883年。他的话免不了有夸张的一面。但是，这个当事人对当时客观形势的估计，今天看来，仍然有值得肯定之处。
新近一位考察京西煤矿历史的经济史研究者在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后得出结论说：“在我国的采煤业中奴隶制劳动也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前。光绪八年湖南巡抚卞宝第所记述湖南耒阳县煤矿中的‘水承行’，1921年(新青年)杂志所记述的湖南桂阳县煤矿中的情况，与清代前期京西地区的关门锅伙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②这就是说，就中国原有的手工采煤业的整体而言，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起一直到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它们内部的生产关系，一直原封未动。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上述意见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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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采：《清芬阁集》第8卷，1908年版，第12页。
② 方行：《清代北京地区采煤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研究所集刊》第2集．1981年2月，第205—206页。
上面关于煤矿的分析，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煤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完全是由于受到官办、官督商办企业控制、排斥以至扼杀的结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简单，至少并不完全如此。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未能得到正常的发展，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我们之所以在煤矿之外再选取纱厂作为分析的例证，目的就在于比较具体地说明这一点。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最好拿中国和资本主义的最早摇篮英国进行比较。
英国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古老的毛纺织业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①。在英国的毛纺织业中。这个过程至少在16世纪之初，便已经开始。在商人包买主的控制下，原来是独立的、自有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者，先是被剥夺了原料，随后又进一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如果说。在16世纪，由包买主供给原料的家庭毛纺织业者．还自有生产工具，保持着外表上的独立，那么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小生产者生产工具的被剥夺，在英国西南部的毛纺织业中，便已开始出现。②而在18世纪末叶，毛纺业的商人包买主一手工制造业者一工厂老板的过渡便已基本完成。③
马克思说：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一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④。如果说，英国的毛纺织业走的是第二条道路，那么。棉纺织业就是第一条道路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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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2—783页。
② Paul Mantoux，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61年版，第64—65页。
③ 同上书，第265—2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当第一个使用水力转运的纱厂在兰开厦出现以前，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家和工人，也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向分散的手工业者散发原料的商人，也广泛存在于产业革命以前的英国手工棉纺织业之中。①但是，英国新的一代纱厂老板，却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散发原料的商人包买主，而是来自像皮尔(Peel)、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和费尔登(Fielden)这样一些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族。②他们之成为纱厂资本家，几乎是跳跃式的。拉德克里夫家族的威廉·拉德克里夫(William Radcliffe)在1785年才开始投身棉业，三年以后(1789)就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场主，又二年(1801)，他的手工工场就成为一个拥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厂。③费尔登家族的约瑟亚·费尔登(Joshua Fielden)在1780年还是一个兼营手织的农民。到了18世纪终了之时，他那由三间小农舍组成的、和由九名子女参加劳动的手工纺纱工场，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五层大楼的工厂。④
这两种途径，在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前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没有实现的。不可否认，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中，也存在过包买主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不但鸦片战争以后存在，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迹象。⑤但是，它们却没有一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大工厂。至于由独立的手工业者发展成为大工业的资本家，那在中国第一代纱厂的建立时期，也不见于历史的记载。像威廉·拉德克里夫和约瑟亚·费尔登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棉纺织工业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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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D．Chapman，The Cotton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972年版，第13页。
② Mantoux，上引书，第370 —371页。
③ 同上书，第371页。
④ 同上。
⑤ 参阅彭泽益《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一文，《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113页。
当然，在以后的年代里，棉纺织工业、特别是棉织工业中由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也若有轨迹可寻。当时间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现象，似乎还相当普遍。例如，1929年无锡丽华织布厂有手工织布机152架，同时又有动力织机42架。①1932年杭州广生棉纺织厂有手织机143架，同时又有动力机27台；永新织布厂有手织机35架，同时又有动力机50台；振华织布厂有手织机56架，同时又有动力机11台。②1934年重庆三峡染织工厂有手织机76架，又装动力织机30台。③同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山西八省市的415家小型染织厂中，有手织机11886台，同时又有电力机11208台。④据此，一位研究中国棉纺织史的专家说道：“假使我们记起19世纪初英国织业动力化的开展，或许要把中国手工场的此类现象，认作中国织业动力化的原始形态。”“但事实上，中国大机器织布工厂都不是这样演进而来的。而手织工场之能这样实行部分机械化者，也只是极少数。”⑤这个评价和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中国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的过渡，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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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无锡年鉴》第一回，转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0l页。
②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932年5月14日，转见严中平上引书，第301页。
③ 《重庆之棉纺织工业》，转见严中平：上引书，第301页。
④ 《全国棉纺织厂统计资料汇编》，转见严中平上引书，第30l页。
⑤ 严中平：上引书，第301页。
⑥ 参阅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100—101页。
这个特点的出现，离不开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分析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的入侵时，多次说到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他在1858—1859年两年之中，接连指出：“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①“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前夜的英国农村，也存在这种紧密的结合。18世纪的70年代，在斯托克普(Stockport)的密罗村(Village of Mellor)中，每50—60家农户中，只有六七家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农业，其余的农户都要靠家庭的纺织收入加以补充。③在里兹区(Leads District)，“没有一个农民不干一点城镇交易而单靠农业就能维持生活”④。可见，这种结合，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黎明期的英国，仍然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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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1962年版，第6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962年版．第601页。
③ W.Radcliffe, Origin of the New System of Manufacture Gommonly Called"Power loom Weaving" 1928年版。转见Mantoux, 上引书，第63页。
④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Woollen Manufacture, 转见 Mantoux, 上引书，第63 页。
但是，在中国，这种结合却表现了特殊的坚韧性。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现在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一个方面看，由于中国地主制经济所制约的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大的排斥力，又由于小农承受封建剥削的严重，只有依靠这种结合才能对封建剥削具有较大的负荷能力，可能是一个原因。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走私、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封建剥削的增加，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负担，使农村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在某些方面说来，更加趋于牢固。农民除在小块土地上辛勤耕作，忍受沉重的地租剥削之外，还不得不被迫从事更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以抵交沉重的租税。专靠农田，已不能维持一家的最低生活，而兼营一些小手工业，则简单的再生产，还可望继续维持。被称为“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1775—1855)说：农民兼营织布，“虽暴横尚可支持”①。寥寥七个字，准确地反映了贫苦农民不得不从微薄的家庭手工业中寻找出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
为什么中国的棉纺织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以前不曾出现英国毛纺织或棉纺织业所出现的情景；为什么中国手工棉纺织向机器生产的转化迹象，反而发生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已经出现之后，从这里是不是可以得到一点解释呢?我想，这至少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索的。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黎明时期，有没有由手工向机器过渡的事例呢?有的。在70年代大机器工业出现的前后，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某些手工业有恢复和发展的趋势，其中有些部门有相当多的手工工场出现的迹象②，产生了向大机器工厂转化的可能性。从我们现在所占有的资料看，这种过渡，主要出现在和对外贸易有关的行业之中，也就是说，主要出现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原料、推销成品服务的行业中，至少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生的70年代是这样。这里不妨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行业，作比较具体的分析，从中观察这种“过渡”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两个行业，一是广东的缫丝业，一是上海的船舶修造业。一是服务于中国生丝的出口，一是服务于外国船只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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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世臣：《安吴四种》第26卷，1891年版，第34页。
②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00—155页。
广东的南海、顺德、三水一带，原来是手工缫丝的一个集中地区。这里有大量的、以家庭女工为主体的手工缫丝工人。她们有长期的生产经验。这些都是这个地区较早地出现缫丝工厂的历史条件。至于说到这个地区第一个由手工向机器过渡的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之在南海出现。则不能不首先说到这个工厂的创办者陈启沅。
陈启沅是广东南海的一个华侨商人。他的家庭世代“以农桑为业”①。1854年，他开始出国经商，前后近20年。大约他在国外看到机器缫丝的工艺，产生了创办丝厂的念头，因此，在他回国以后不久的1873年。他就在南海简村创办了一个名叫继昌隆丝偈的缫丝厂。②最初规模很小，丝釜不过数十部。它的主要改进，在于采用锅炉热水，以蒸汽煮茧代替手工缫丝的炭火煮茧，还不能断定已经采用蒸汽作为动力来源。不过在当时或稍后的记载中，有的说它“用机器牵轮，互相引动”③，或云“用机器展动各轮”④。有的说这种缫丝工厂有很高的烟囱，机器声响很大。⑤因此，即使最初没有使用蒸汽动力，但随后采用了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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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启沅：《蚕桑谱》，1903年重刊，自序。
② 同上。
③ 《上海新报》，(以下简称《新报》)1881年11月7日。
④ 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第6卷，1882年版，第21页。
⑤ 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Herald)，1874年6月13日，第526页。
从1873年第一个丝偈开始，新式缫丝工业在珠江三角洲上以相当迅速的步伐向前发展。在继昌隆成立的第二年(1874)，机器缫丝就采行于顺德和广州。①一年以后，又有人在当地仿照陈启沅的机器，另建了四个丝厂。②1881年广州、顺德、南海地区的丝厂， 已增加到10家，有丝釜2400位，生丝年产量近1000担。③80年代中期以后，新式缫丝工业“在广东已经牢固地树立了根基”④。当时除了顺德、广州、南海以外，附近的新会，也添了三家。⑤进入90年代，一向是农业区的三水，也逐渐变成产丝区，第一次出现了两家缫丝厂。⑥
这些缫丝厂，有的可以判明是由原来的手工缫丝即所谓手*[纟+互]转化而来的。19世纪末叶，海关的报告说：三水“西南有一缫丝局，闻已创设十有四年矣。惟用机器者不过五年而已”⑦。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估计这种情形，在广州、顺德、南海、新会等处，也会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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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未发表)，参阅《民国顺德县续志》第l卷，1929年版，第25—26页。
② China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No. 3. Silk,1881年版，第15l页。
③ 同上书，第151页；参阅North China Daily News(以下简称Daily News)，1882年1月16日，第47页。
④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1885年广州，第4页。
⑤ 陈启沅：《广东蚕桑谱》，1897年版，《广东厘务总局详》，《申报》1887年12月5日。
⑥ 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1892—1901年，三水，
第264页。
⑦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以下简称《关册》)下卷，1898年，第73页。
另一方面，手工缫丝也并没有全部消失。如果说，机器缫丝是应付出口的需要，那么，手工缫丝在国内市场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阵地。80年代以后，效率较高的足缫机——踩*[纟+互]，逐渐取代了手缫的手*[糸+互]。与此同时，陈启沅设计的一种半机械的缫丝小机，也逐渐为广大的手工业者所接受。90年代以降，广州府“通府县属用此法者，不下二万余人”①。这样，手工业和机器，在20世纪的广东缫丝业中。又形成“并行不悖”的局面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机器缫丝也没有长期昌盛下去。广州机器缫丝出现以后，在中国生丝的出口方面， 曾经取得显著的地位。80年代初，当广东厂丝最初见于海关贸易统计时，一年出口不过1200多担。到了90年代之初，就已经突破1万担的大关。20世纪开始，再一跃而至3．5万担。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更猛增至4．5万多担。战后仍然有过一度短期繁荣，出口生丝曾经突破5万担。全省丝业收入达到l亿元以上。②但繁荣转瞬即逝，进入30年代以后，广东缫丝工业不管手缫也好，机缫也好，都呈现一片衰败的局面。丝厂大批停闭，工人大量失业，生丝出口一落千丈。在1930至1934年的5年之中，全省开工的丝厂由121个减少到37个，生丝出口由4．7万多担下降到不足3万担。平均价格由每担728．65元下降到298．95元。资本损失在1800万元以上。失业工人不下20万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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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蚕桑谱》，自序。
② C．W．Howard。A Survey 0f thc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1925年版，第8、38页。
③ 参阅《中国蚕丝问题》，第5l—52页；《关册》，1930年、1934年；Kwang- tung Raw Silk Testing Bureau Reports for Season 1931—1932，1934—1935；《广东建设所生丝检查所四周年年报》，1935年，第6、18—19页。
继昌隆本身的结局自然也不例外。这个工厂后来经过多次转手，营业不振。30年代以后，有人到这个丝厂的所在地简村进行调查，发现那里已无一丝厂存在，而当年继昌隆的厂址，则已还原为陈氏遗族的住宅了。①
和广东的缫丝业一样，在上海的船舶机器修造业中，也可以找到由手工向机器过渡的轨迹。中国机器工业中最早出现的一家船舶修造厂——发昌机器船厂，就是一个例证。
这家船厂的成立，大约在60年代初期。②这个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860—1864年5年之中，上海进出口的船舶吨位， 由43万吨增加到187万吨以上。③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 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这5年中，上海一共成立了9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Nicolson＆Boyd Compa- ny)和耶松(Farnham ＆ Company)，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之成立于60年代初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这家工厂的创办人，据说是两个手工业者出身的广东人。一个是在上海当过打铁店的学徒和流动的手工打铁工人的方举赞，一个是本乡素业打铁制造农具的孙英德。④在初创的时候，只有打铁炉一座，四五名工人。⑤由于他们和外国船厂搭上丁关系，专门为外国船坞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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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学海：前引书。
② 这家船厂的创办年月，没有直接记载。但1884年该厂在报上刊登广告，说它在上海开设已有20余年(《沪报》1884年10月26日)。1893年另一家上海报纸上出现了这家工厂的广告，则称开设已“历卅余年”(《申报》1893年5月17日)。据此推断，其成立应在60年代初。
③ Herald，1864年1月16日，第11页；1865年6月25日，第98页。
④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79年版，第77—78页。
⑤ 同上书，第79页。
制、修配轮船零件，发展较快。不过十余年，便能制造轮船上的机器部件以及车床、汽锤、铜铁器皿。①大约这个时候，也就是70年代中期，发昌已经使用机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制造轮船。在1876—1884年的8年之中，先后制造和装配小轮多艘②，工人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③
在发昌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创办者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和外国洋行以及中国买办，有广泛的交往。在船厂之外，又和洋行买办纠集在一起，合办其他工厂。④发昌船厂本身，也进一步和外国资本发生密切的联系。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外国船业资本家戴克(G．T．Darke)、阿美士丹(O．Armstrong)和史丹福(B．R．Stanford)等先后打入了船厂的经理部。⑤实际上和中国老板共同经理着这个企业。
尽管如此，这个船厂还是经受不起上海外国船业巨头的长期压力。1895年以后，船厂业务逐渐冷落，这时全厂只有60余人，也不再建造船只，只作一些零星修配的业务。⑥到了1899年，终于落入上海最大的一家外商船厂——耶松船厂之手，成为这家船厂的一个车间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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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报》1876年12月2日；《申报》1877年1月24日。
② 《申报》1876年7月3日，1877年1月24日，1880年2月8日，1833年3月16日，3月31日；Herald，1884年2月6日，第152页。
③ Herald，1884年10月29日，第472页。
④ 例如孙英德在1882年就曾和平和洋行(Messrs Birt and Co．)老板以及中国买办唐茂枝等人合办中国玻璃公司，参阅Herald，1883年12月12日，第679—680页。
⑤ The Chronicles and Directory for China，Japan and the Philipine，1886年、
1891年。
⑥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85页。
⑦ 《申报》1899年7月11日，转见上引书，第86页。
工厂转入外商之手以后，工厂老板也转入外国洋行，成了洋行的买办。①
从继昌隆和发昌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吗?不是的。继昌隆出现以前的广东缫丝业，“经营方式，在手机时代，多半为家庭式的手工业，即兼营的小商品生产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中的老妇。”“自汽机丝厂创设后，手机缫丝往往变为丝厂的附庸，盖丝厂间有将劣茧选出，另设小室或小工场雇用女工用手机缫之。”②这就是说，在机器缫丝出现以前，广东的缫丝基本上还停留在小手工业的阶段。能够勉强算作手工工场的，乃是在机器缫丝业出现之后、作为丝厂附庸的那种专缫劣茧的“小室”。当然，继昌隆的工人，系本村左邻右舍原有的手工缫丝女工，它使用的机器图样，虽然来自外洋，但机器的制作，仍是出自广州的一家铁器作坊。③没有手工缫丝以至手工铁器制作的原有基础，继昌隆的出现，虽非绝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个工厂之非由原有的手工缫丝自身发展的结果，这是可以肯定的。断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普遍地经历了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以之解释继昌隆的产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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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78页。
② 吕学海，上引书。
③ 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广州文史资料》1962年第2期，第61页。
至于发昌机器船厂出现以前，上海手工锻铁铸造等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情况比较复杂，遗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也比较少。根据解放后的调查，大体上可以说除了冶铸以外，其他各行业，包括船舶修造在内，都还停留在小手工业阶段。作坊规模很小，内部尚无明确分工。①发昌虽然是由手工生产直接发展为机器生产，但它是处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它是作为外国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和发展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②。
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不排斥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转化这样一个途径。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但是，如果为了和“自始就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官办企业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这个途径相对立，就规定“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这样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途径，认为只有这样一个途径才代表民族资本产生的途径，只有沿着这个途径所产生的现代企业，才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那就失掉了事实上和理论上的依据。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与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入侵的资本主义相绝缘而产生，在内外反动势力夹缝中成长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不可能摆脱与它们的联系而存在。当广东第一代缫丝工厂受到手工丝织业的反对时。继昌隆和其他缫丝厂首先是求助于封建官府。不成，则独自迁往澳门，以求澳门殖民当局的庇护。③发昌机器船厂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外国船厂对它的业务上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在它最后为外厂所兼并时，它的老板，仍然醉心于洋行买办的职位。如果把这些说成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民族资本，那么它们的民族性也并不那么纯粹，它们也并不是一点买办性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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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陈天杰等，上引文，第70—71页。
中国近代史上大机器工业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也好，民间近代企业也好，都不意味着中国之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它只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没有达到向资本主义大工业转化的阶段，就遭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正常道路。在这种条件之下，所谓中国“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的”，既不可能是大量的，更不可能是主要的途径。即使有一些，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比附于正常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必然陷入事实上的失据和理论上的混乱，从而不能正确掌握中国资本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性格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