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近代化与市场的关系
开始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可视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对经济近代化的看法有所改变：过去十分强调工业革命，现则认为欧洲经济的变革始于16世纪的重商主义，200年后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市场需求的扩大和它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变动的结果。这种观点的改变可概括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由生产导向转为需求导向。这可以C·M·奇波拉主编的一代名著方坦纳欧洲经济史为代表，它对每阶段的分析都是从总需求开始。
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可从经济学理论上探求根源。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故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为人所信奉。但自法国重农学派以来，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生产导向的思想常占优势，“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人人心。德国历史学派先驱Ｆ·李斯特曾批评斯密为“交换经济学”，因另创“生产力经济学”，并认为历史的发展顺序是由农业经济到农工业经济，再到农工商业经济。19世纪七十年代，边际学派兴起，从需求即物品的稀少性和效用上解释价值，章到学界重视。其后，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论也有改观。如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brand)是按交换的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毕歇尔（Karl Bucher）则从交换过程上提出三阶段论，即家庭经济（包括中世纪庄园，不依赖外部交换）、城市经济（指行会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国民经济（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商品要经过多种市场环节才到消费者手中）。
20世纪早期，以A·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居主流地位。马歇尔首创“需求理论”，从此经济学皆从需求讲起。但马歇尔的重点仍是生产论，并认为短期内是需求决定均衡价格，长期间则仍是供给起决定作用。1912年J·A·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创新论”，是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但其发展观仍是生产导向的，虽然注意到市场创新。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西方经济学发生重大变化。J·M凯思斯彻底批判了萨伊定律，需求和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成为研究的中心。同时，他创立了宏观经济分析，与经济史重新结合。经济史学中的需求导向思潮于焉兴起，前述奇波拉的巨著即立足于凯恩斯理论。
1969年，J·R·希克斯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迄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尽管这种过渡在各国先后悬殊，在历史上常有反复。他认为，欧洲的封建时代是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的混合，它向近代化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专业商人要求保护产权和保护合同。于是出现一个长达二百多年的“市场渗透”过程，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和政府制度的改造，农业的商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这一切的结局即工业革命和近代化。八十年代兴起的以诺斯（Douglass 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理论是这种思潮的另一种表述。它把经济的增长归之于制度的有效性变迁，而在解释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把它归因于１６世纪以来的产权制度的完备化，要素市场的扩大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是16世纪建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往（Verlejt，广义的交换）与生产力”的史论。这篇史论讲了欧洲中世纪后期“商人阶级”的形成，他们怎样促成城市间的人工，从而导致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又讲了17世纪以来世界市场上商业和航运业的大发展，怎样造成“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终于促使大机器工业的诞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资本自由存在方式，因而，“它在封建生产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1]
以上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都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的经验为依据的。不过，我认为，作为历史观，即作为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也适用于中国的近代化研究，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清代商业、商人资本的发展已有不少专著，市场的变化也有很多描述性的。论述。但市场究竟扩大了多少，发展速度如何，是否与近代化产业的增长相适应，尚罕见论证。与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至19世纪末出口贸易占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5％，近代化产业的建立必须依靠国内市场。本文下节的任务即在于考察1870—1910年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这以后，即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国内市场，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第三卷中已有估计。至于国外市场测海关有详细统计，勿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