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蒙的半农半牧与汉文化的影响
内蒙农业可以脱离灌溉，较高的降雨量使雨水农业可为可能，特别是在东部。尽管蒙族的半农半农完全是在汉人农业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其农业却是被动的。在汉移民的农业不断入侵的条件下，牧地被占，他们才被迫采取农业以维持生存。在这以前，因可以很方便地从汉人那里得到粮食供应，他们基本上不行农业，有时他们宁愿雇佣汉人进行农业以获得粮食。牧地被侵占后，他们先是进行半农半牧，以后不得不定居下来长久进行农业。但由于近代农业区扩展速度很快，许多蒙古族半游牧半农业的时间很短。但半游牧半农业的形态一直存在，许多蒙族的半游牧半农业现在仍然存在。
蒙族的半牧半农主要存在于东部和中部，西部的阿拉善地区基本上没有蒙族农业存在。东蒙的农业开始得很早，清初在喀喇沁一带就存在着许多半农半牧的蒙人。到康熙年间，蒙民仍然农牧兼营，农业粗放落后，“田土播种后，即各处游牧，谷虽熟不事刈获，时至霜损穗落，亦不收敛，反谓岁歉”。[25] 康熙为了扶持蒙古农业，还派专人教蒙古人至敖汉、奈曼等旗，教蒙古人开凿沟渠。[26] 到后期，随着汉移民的进入和汉人程度的加强，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成为像汉人一样的精耕细作者。近代，喀喇沁一带的蒙古人农业已经完全精耕细作化，由于已经人多地少，当地的蒙古人也与汉人一起成为北向移民，成为扩展精耕细作农业的力量。近代的半农半牧主要发生在东蒙的中北部地区。
当时的蒙族半农半牧，有许多满铁资料可为佐证。在札鲁特旗，外有汉人的农业内侵，但蒙古族自己的半农半牧定居村庄已经形成，游牧业占很大比重。农业是汉农业的基本技术程序，只是不除草、不施肥，耕作粗放而已。游牧路径仍依游牧业的比重不同而不同，有的业已实行了打草。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定居游牧，村中一部分外出游牧，一部分留于村中，游牧圈往往以村庄为核心。在南花胡哨，大部分已经定居，农主牧副，放牧时朝出夕归。这个村只有3户以蒙古包形式外出长年放牧，他们放牧时春天距村3-10里，冬季距村10里左右。夏季只在村子周围放牧，因为农活忙，人不能离村太远。秋天也经常在村四围放牧。在奴多玛，游牧成份多一些，56户的村子有17户外出放牧，游牧距离远达30里，夏秋之季在村子周围游牧。在嘎习牙，游牧的成份更重，113户中只有38户是农耕者，其它人都从事游牧，原游牧形态仍然保存着。他们3-4户一组地到北方或河流地带放牧，一年四季在外。只是游牧的人总是和村里的人联系，随着准备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这与全家随蒙古包移动的纯游牧有所不同。与其它村庄相比，由于这个村庄农业程度小，农业需求的驴骡比重也比较小，羊和山羊却很多。[27] 阿鲁科尔沁旗的哈拉都塔恰是一个游牧为主、农业为副的村庄。定居游牧，夏季公共牧场在村庄北50公里处，冬季牲畜在村庄周围20公里的范围内游牧。牧场不是四季牧场，只分夏、冬两季。极少数没有牧地的人和一些经营农业的人长期定居于村庄内。但农业者却不是在村庄周围种地，而是到离村庄20公里远的一处山谷耕种。至于技术，仍行蒙古民原始的“漫撒子”农耕法。他们基本上可以随便地占地，占地时用犁拉一下即可。同一块地至多耕种3年，再休耕3年，休耕后原地主有优先权耕种。[28] 这个村1940年左右从游牧转向半农半牧，牧民在放牧的间隙耕种。耕种技术粗放，一个牧民一年耕种的时间往往只有30-40日，生产的粮食用以自给。[29]
以上的村庄大多数地靠北部牧区，南部村庄在快速的农耕化压力下，牧场会很快被侵占，成为农主牧副的村庄。村庄的农田也逐步与一般的汉人村庄差不多，四周尽是农田。但蒙古人往往仍划出部分牧地禁耕。在札赍特旗，在牧地开放时，原放牧者不习耕作，但可以雇佣外地人耕作。开放时蒙古人迅速地占地，将村边四周开垦，但仍保留了公共牧地，将公共牧地禁耕。在茂力图屯，村庄北侧保留了丘陵地作牧地，其处放牛，禁耕作。约鲁河边的地也是放牛之地，这块河边地是土壤不适合农耕的荒地。[30] 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朗布窝堡，他们将屯周围的一些质量差的草场禁耕，划作牧场。但多数牲畜是到离屯较远的新开河对岸放牧，那里的放牧地也被划作公共牧地。[31] 尽管禁耕，但时间也不会长久，随着人口的增加，剩下的牧地也逐步被占，成为完全精耕细作的农庄。那些没有被占垦的地区，只要牧地充足，蒙古人尽量不进行农业，既使半农半牧，也是“漫撒子”农业形态，不思半点改进。
中部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扩展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发生，近代的半农半牧区是在察哈尔北部，这里的蒙古人在牧地减少的压力下农牧兼营。农业水平因同化程度的深浅而有不同。同化程度浅的蒙民基本上偏北，那里的蒙古只种一些糜子和荞麦，其农田在牧地中显得较为零碎。[32] 在厢白旗，19世纪末就有蒙古人在汉人的影响下接受农业，形成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33] 到近代，这些地区仍然是固定包和移动包并存，有的定居有的放牧。由于长期不习农业，许多人更愿意将土地租给汉人。接受农业的是下层的贫牧，因他们在缺少牲畜和牧地的条件下必须接受农业。另外，旱灾也会使牧民为了自给而被迫接受农业。由于农耕扩展的加剧，放牧地逐渐狭窄，蒙古人不得不定牧，在各自的牧场上经营，并实施较为集约化的畜牧业方式，包括建畜舍、打草等。最后，如果牧地进一步减少，蒙古民不得不经营农业，在察哈尔半农半牧区的南部，蒙古人成为同化程度深蒙民，不但像汉人那样农业，也像汉人那样经营畜牧业，甚至像汉人那样养猪。[34]
1949年以后，牧区半牧区实行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半农半牧的型态又有所变化。在中部内蒙古地区，半农半牧区范围由政府划定，牧场、农田各有界限。由于草原农田交错，一些农牧矛盾时有发生，草原带和农田带的人往往互相禁止外地牲畜或外地牧民的移牧。郡王旗一些人用粗暴的方法追赶外来牲畜，包头县的一些人则因牧民不让他们放牧而不让牧民经过。基层组织往往将大片牧场中的小块农田尽量封闭，这些都使得游牧活动受到限制。牧民只在村庄周围种地，不在游牧路径上选地种植。另外，种田也要征收农业税，只有种苜蓿才不征农业税。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了牧民的农牧兼营。[35] 在东蒙，农牧业逐步由集体统一经营，规定一部分人农业，一部分人游牧，工作分开。由于不断有“左”的影响，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往往盲目地扩大农业，减少牧业，使游牧业成份减少。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长期以来以游牧业为主，20世纪60年代政府的号召农牧结合。认为游牧业为农业提供肥料，农业为牧业提供秸秆和粮食，生态上可以相互补充。但这种生态理论没有社会基础，蒙古人不愿意搞农业，政府从外地迁了一些汉人搞农业，试图以农促牧。但汉蒙并没有成为一体，蒙古游牧民是流动的，汉人是固定的，无法农牧结合。最后，汉人只能在城乡附近种菜。[36]
1949年以后的游牧业相对集约化。在克什克腾旗的白单查干公社，公社时期的打草、建圈都已经普及，定居程度也得到了加强。生产中的分开明显，有专门的牛倌和羊倌夏秋时节外出用蒙古包放牧。粮食也有专人种植，只是所种的粮食不多，多种紫花苜蓿，用以作饲草，也种玉米，当饲料。粮食由上级部门供给，但蒙古人以肉奶为食，常将每月20多斤的粮食定额送给别人。[37] 但农业仍是粗放的。以阿鲁科尔沁旗几个典型村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农业几乎并没有比民国时期有什么进步。他们只重视牧业，粮食种植反倒不如饲料种植。道德苏木的阿拉善嘎查位于沙丘中。1984年左右，仍以牧业为主，农业只种植一点糜子、谷子和高粱，广种薄收，技术粗放。他们利用水肥条件好的耕地种饲料，因他们对饲料的重视过于粮食。[39] 在科尔沁右翼后旗的科尔沁沙地，蒙古民牧主农副，农业程度稍高，他们不再游牧，而是定居放牧。每家种地8-10亩，但农业技术与汉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当地的汉人起垅种玉米，起垅耕作可以保护土壤。蒙古人实行无垅耕作，种地于沙坨子上，作物是糜子和大瓜等。不施肥，只是简单地锄一下地。这种传统的“漫撒子”方式使土壤进一步沙化，沙化又进一步破坏草原，使游牧业也萎缩，减少游牧的牧民只好再进一步开荒，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草场和土地承包给个人，现代的半农半牧的型态多种多样。往往是多个定居点，多处牧场，也有农业，也有牧业。草场上有定居点，苏木点上也有定居点，农田在苏木定居点附近。[39]
五．小结
从以上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出，欧亚草原的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半农半牧，且有发达的农业技术。自蒙古族形成草原帝国以后，游牧文化曾极盛一时，农业相对萎缩。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7世纪以后，各地的蒙古族都有一部分人不得不接受与半农半牧。这种半农半牧主要受三种文化的影响，一是汉文化，二是中亚文化，三是俄罗斯文化。这三种农业文化用地养地的水平不一样，农牧业的比重不一样。汉文化重农轻牧；俄罗斯文化农牧并重；中亚文化固守游牧业传统，但有发达的灌溉农业。蒙古族基本上以纯游牧为生，在汉文化的圈子内，但他们并不积极地学习农业，只要生态条件许可，他们仍是游牧者，或是游牧+粗放农业者。在近代的移民浪潮下，大部分无法游牧而完全接受汉农业。但在半农半牧区，他们选择的生产方式是“漫撒子”农业+游牧业，并没有选择精耕细作+游牧业。但中亚和俄国的文化圈中，蒙古族都直接接受了当地的农业传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除了生态条件外，关键在这三种文化对牧业的态度不同，这决定了蒙古族对这三种文化的接受程度。汉文化的特点是精耕细作，主要的精力都在农业种植业上，这种农业不但要求定居，而且要求农业者全力以赴，农业者很难再进行一定规模的游牧业。对有游牧传统的蒙古族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俄式文化农牧并重，布里亚特蒙族在同化吸收俄人农牧业技术时，不但畜牧业技术也得到了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他们的游牧传统。特别是俄式农业中的休耕和种植牧草等制度，都促进了蒙古人的农牧结合。在喀尔玛克和吐洼人那里，俄国文化影响的结果使得中层蒙古人接受了农业，但在内蒙，下层贫牧先接受了农业，因为汉农业可以在一贫如洗的条件下完成。除了劳动力投入外，其它要求不高。而俄式农牧业不但要求有一定的土地、牧场和牲畜，也要求一定的文化素质，这些条件往往只有中上等阶层才具备。中亚文化保留了游牧业，但沙漠和绿洲的生态环境往往迫使游牧民必须接受灌溉农业作补充，灌溉农业+游牧业的半农半牧型态几乎在那里都一样。蒙古人接受这种文化一点也不难，游牧业是他们的老本行，而农业又为生活所必须。在外蒙，生态条件同样也决定了游牧民要进行农业就必须接受灌溉农业。因他们较早地接受了俄国文化，促使他们进一步提高技术。内蒙中东部蒙族不灌溉就可以进行“漫撒子”式的农业，环境没有压力，他们才把这种落后的农业保持了更长的时间。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types of agriculture-nomad of Mongolians in modern time
There is changing process of Mongolian culture from nomad to agriculture-nomad system in Eurasian Steppes by the effecting of modern change in the world. Change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ecology and cultures. The west Mongolian in central Asia were practicing oasis irrigation agriculture with desert nomadism, and the desert nomadism were ordinary settled nomadism with three camping sites; the Kalmuks and Buryats in Russian cultural area accepting agriculture and stock raising of Russian, but the nomadism of Mongolian were maintained and several camping sites were kept; But in out-Mongolia, that is in Chinese-culture circle, traditional pastoral systems and irrigation agriculture were practiced; in inner-Mongolia, Mongolian pastoral system and Han agriculture were not very compatible. Form long period, Mongolian give up nomadism and accept Han agriculture, or they maintain pastoral system and Manshzh agriculture.
Keywords: agriculture-nomad Mongo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