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资本的有限流动性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由于外汇管制政策的不完善，以及执行管制政策的力度不足，短期资本的流动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套利活动实际上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的渠道主要有： 1．混入经常项目办理结售汇，主要表现在：（1）混入出口收汇项目中，“光票”结汇；（2）以外国驻华机构外汇的名义办理结售汇；（3）以假合同、假凭证向银行购汇，或者用一份凭证重复购汇的方式套汇。
2．利用资本项目管理中的漏洞实现人民币的兑换：（1）将外债直接结汇；（2）以外商投资企业外方资本的名义流入并设法套取人民币资金；（3）以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汇出为名，套取外汇汇出；（4）以工资、差旅费等非贸易用汇需要的名义套取外汇；（5）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方式套取人民币资金。
3．直接通过外汇指定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实现国际短期资本进出，一般采取私下议定的汇率，境内收付人民币资金，境外收付外汇的方法。
4．通过外汇黑市实现国际短期资本进出。
关于国际短期资本在中国流动的规模的全国性数据是缺乏的，但是从个别城市的调查统计中可见一斑。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株州分局的一次调查，1994年株州市资本项目混入结汇范围达1263.3万美元，主要有三种形式：（1）外商投资企业擅自将资本金结汇；（2）以合资企业或个人名义，将私有借入款结汇，调换成人民币使用；（3）外汇贷款结汇，主要是假出口押汇结汇。
由此可见，短期资本确实可以通过种种渠道规避管制，实现本外币之间的兑换，达到套利的目的。但是，这种套利资本的流动性却是不完全的。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套利资本的流动在政策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一点与多恩布施模型中关于资本具有充分流动性的假设是不符的。对于套利者来说，当其它条件相同时，持有人民币资产所需承担的风险要高于持有以自由兑换货币计价的资产，因此套利者要求获得相应的风险报酬作为抵偿。这一风险主要来源于外汇管制，外汇管制越严格，套利者所要求的风险报酬越高，套利资本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汇率的形成缺乏效率 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人民币汇率水平完全由国内外汇市场的交易活动决定，央行可以根据其政策目标进行市场干预。但是，在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下，绝大多数国内企业的现汇帐户被取消，其外汇收入均须全部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而企业的对外付汇则要按付汇当日的银行挂牌汇率，持有效凭证到外汇指定银行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再付出境外。由于企业存贮及吞吐外汇的行为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本应发挥的“蓄水池”的功能基本丧失。当国际收支出现持续性失衡时，由于外汇指定银行受结算外汇周转比例幅度的管理及本币资金头寸的限制，使得央行不得不最终承担起平衡汇市供需的责任，不得不经常性地收购（或抛售）外汇，其市场操作几乎完全是被动的。由于央行持续性大规模的入市干预，市场上形成的汇率已不能如实反映国内外汇市场的实际供需形势；相反，由于央行在市场上的买卖量在市场交易额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作为外汇市场上的“垄断力量”和价格领袖，市场上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仅仅反映了央行对汇率合理水平的看法（孙明春，1995）。显然，在这种特殊的汇率形成机制下，汇率的变化缺乏灵活性（而是取决于央行的意愿），外汇市场的价格形成缺乏效率，市场信息封闭匮乏且缺乏意义（唯一有效的信息是央行对汇率水平的意愿）。 在当前中国的外汇市场上，当外汇的供给持续大于需求时，央行必须收购超额的外汇供给，弥补需求缺口（D1D4），否则银行结售汇业务将难以持续开展，市场无法实现平衡。央行被动性的介入外汇市场平衡供需，人为地增大了外汇市场的需求，使市场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汇率水平E1上即予结清，市场的其它主体会因此得到错误的信息，误认为市场供求在E1达到均衡，使得市场参与者及最终的外汇供需单位（企业）难以准确地调整其经济行为，外汇供给就被维持在大于真实需求的水平上。这样一来，汇率变动与外汇市场中的实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汇率变化缺乏弹性，外汇市场的结清乃是央行干预下的人为平衡。 央行是外汇市场中的价格领袖，其在外汇市场上的价格策略显然将影响汇率的调整速度。若央行以稳定汇率为目标，在操作中尽量减小汇率的波动，人民币汇率对供需变化的弹性就较小，从E0到E′的本币升值过程将延长，外汇市场的真正出清难以实现；若央行在操作中允许汇率有较大的弹性，央行干预下的市场则能相对较快地达到真正的均衡。
当央行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时，假设国内利率水平上升，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国际市场的水平，套利资本的流入会增加外汇市场中的外汇供给。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就有责任在其意欲维持的汇率水平上收购超额的外汇供给。这就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资本流动极不敏感，人民币不可能在瞬间完成升值，实现市场出清。中国外汇市场的这一特征与多恩布施在其模型中所要求的瞬时结清的外汇市场是不同的。
汇率预期形成机制的简单化 在多恩布施模型中，汇率的预期变化率取决于长期汇率水平与即期汇率水平之间的差距，两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诸如相对货币供应量、相对国民收入、相对利率水平的变化，都会影响市场对长期汇率水平的预期，进而改变汇率变化率的预期。根据前面对中国外汇市场的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决定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率预期的主要因素是市场中外汇供需力量的对比和央行的汇率政策。
进出口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是决定外汇市场中真实的需求与供给的基本因素。当二者基本平衡时，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央行无须进入汇市干预汇价；若二者不平衡，人民币汇率就存在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央行必须入市干预，发挥其平衡汇市供需的作用。此时，央行虽不能完全自主选择干预的方向与规模，但是它可以决定交易的价格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价格策略就决定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率的预期。
住何可能影响央行汇率政策决定的因素都会改变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率的预期。汇率政策的目标不同将影响预期的形成。若汇率政策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为目的，央行把人民币汇率水平维持在略高于出口换汇成本之上，那么，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变化率主要取决于出口换汇成本的变动。若央行的汇率目标是要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市场将预期汇率的变化率趋近于零。汇率政策制定的规则不同也会影响市场预期的形成。央行可以依据一定的政策规则制定出具有连续性的汇率政策，也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需要相机抉择。在相机抉择的情况下，市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受政策、经济等方面的新闻的影响较大。
若央行汇率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那么在国内外汇市场中的外汇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市场会预期人民币将小幅升值；反之，市场则会预期人民币将小幅贬值；但无论升值或贬值，其幅度都将十分有限。
2．利率平价在中国的表现
由于央行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实行管制，短期套利资本并不具有充分的流动性；风险厌恶型的套利者只有在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风险报酬的情况下，才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根据在第一部分中所介绍经过变形的无抛补利率平价表达式――等式（7），我们可以得到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的表达式：
P=rd-rf-ΔEe
（8）
风险报酬P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国内利率水平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即rd-rf；另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变化率，即ΔEe。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假定市场预期的汇率升（贬）值率实际上是被看作是给定的，也就是说假定汇率预期是静态的，即ΔEe是确定的，当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超过了套利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技术成本）时，套利资本将流入国内。
当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外币资产时，关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率的预期对于套利资本的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假设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市场预期人民币将保持小幅升值的走势，也就是说，ΔEe＜0。国内利率水平超过国际利率水平的差额（Rd-Rf＞0）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升值率（ΔEe＜0）一起构成了国内金融市场为套利资本流入所提供的风险报酬。当这个风险报酬高于套利成本时，套利资本内流。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不足以弥补过高的套利成本，那么套利资本的流动不会发生。在套利资本的流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国内利率水平越高，预期的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率越大，风险报酬就越高，套利资本流入的规模就越大。
随着套利资本的流入，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量将进一步增加，人民币面临着更大的升值压力。但是，由于央行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为政策目标，致使人民币汇率对外汇供需的变化缺乏弹性，汇率升值的幅度被限制在很少的波幅内，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在瞬间实现充分的升值以令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将要贬值的预期，来抵消国内利率水平上升所形成的风险报酬。相反，由于套利资本的流入，外汇的供给进一步增加，市场会预期人民币将继续升值。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不仅得以维持，甚至有增大的可能。套利资本继续流入。图（2）显示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路径。假定在时点t1国内利率水平上升，短期资本流入以获取超额收益，人民币汇率开始进入小幅升值过程。
图（3）则描述了在多恩布施模型中，本币汇率的升值与国内利率的上调几乎是同时完成的，在时点t1本币汇率从E0升值到E1。对比图（2）和图（3）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路径中，汇率的瞬间升值被延长为从t1起的缓慢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套利者不仅可以赚取利差，而且可以获得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额外的汇差，套利行为几乎没有汇率风险。
如果对外贸易持续逆差，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给不足，市场会预期人民币将小幅贬值，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就是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与外币资产之间的利差减去人民币预期的贬值率（绝对值）。若该风险报酬仍高于套利成本，那么短期资金会流入；若该风险报酬不足以弥补套利成本，但仍落在中性区间的左右边界内，套利资金是不会流入的。如果预期人民币将发生大幅度贬值，预期的贬值率不仅抵消了正的利差，还使套利资金的流出变得有利可图，即风险报酬落在中性区间的右边界之外，套利资本将外流。
如果进出口贸易额基本持平，预期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那么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就是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水平之间的差额。只要这个利差落在中性区间之内，套利资本的流动就不会发生；否则，套利资本的流动不可避免。 1994年初的外汇体制改革导致外汇市场中的供给大幅增加，外汇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到1994年中期已日见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根据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预期人民币将持续小幅升值。与此同时，人民币利率也远远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从货币市场来看，国内短期存贷款平均利率水平在年利率10％以上，而国际货币市场上平均利率不足6％。以1995年1月底为例，国际资本市场上LIBOR六个月期美元利率为3.3125％。如果将100万美元资金调入国内，以8.7∶1且的比率兑换成人民币870万元，以一年期存于银行中，可得利息87万元（年率10％）。假设年底汇率仍维持8.7∶1的比率，可得美元利息10万美元，比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存款所得利息高出200％。从债券市场上看，国内债券利率平均高达14％左右，最高的国债利率加保值贴补率高达16％，而西方国家的国债年利率平均不到6％。从股票市场上看，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幅较大，短短数月内波幅可达200％以上，1994年投资股票的收益率在35％以上，而美国、日本国内的股票收益率不到10％。
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国内金融市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强。1994年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8.7∶1，1994年末上升到8.4∶1；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为年率10％。若在年初将100万美元换成870万元人民币，存入中国的银行，一年的利息收入为87万元，连本带息共计957万元。按年末1美元兑换8.4元人民币的汇率，957万元人民币可以兑换成113万美元，实际回报率为13％，其中10％是人民币名义利率提供的，3％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高额的利差和汇差为短期资本流入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风险报酬。
由于将制度因素数量化存在很大的困难，我们不可能准确地估算出套利资本流动所要承担的制度成本的数值，技术成本的估算又因缺乏统计数据而难以进行，因而套利资本流动所要承担的套利成本的具体数据难以得到。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套利资本的流入确已发生。前文引用的国家外汇管理局株州市分局对1994年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汇的外汇资金的调查数据就是一个例证。
三、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利率平价在中国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这一形式反映了国内金融运行机制从原计划经济下封闭的行政管制的模式向金融自由化迈进的过程中，汇率、利率与资本流动之间的不协调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当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将单向升值（贬值）或保持稳定时，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基本稳定的利差将形成相对稳定的风险报酬，在套利成本（包括技术成本和制度成本）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将引发套利资本的单向流动，因为此时套利活动几乎不存在风险。这使人民币汇率存在更大的升（贬）值压力，外汇储备的变动也难以控制，国内基础货币投放面临失控局面，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受到威胁。显然，当市场预期人民币汇率将单向升（贬）值时，预期升（贬）值率、利差水平及套利成本将成为影响套利资本流向的决定因素。要解决这种不协调给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可以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和措施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如增强汇率波动的弹性和自由度、加大惩罚力度等；但从长期来看，只有进一步推进金融外汇制度改革，如实现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实行企业意愿结汇制等等，缩短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利率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将更接近于没有引入交易成本的利率平价的表现形式，因为任何能够有效地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自由化措施将缩小中性区间的宽度（Hamid Fraquee，1992）。此时，政策当局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在资本帐户控制逐步自由化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则将退而成为对付货币危机的应急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