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是受市场需求的制约的。旧中国没有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统计，也没有市场交易额或商品流通额的统计，因而在考察近代中国市场时，我们总要注意市场上商品量的估计，意在以这种估计代表市场上的有效需求。先后研究的课题不同，估计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现在我把它们综合起来，试作一长期比较。
所谓市场商品量，是指某年或一个时期平均每年国内生产的商品加进口商品。国内生产的商品，有的即其产量，有的是除生产者自用以外的上市量；作价一般用生产者价格或第一次交易时的价格。有些商品不是从生产上、而是从流通中估计的，则是指较长距离的贩运贸易的商品量，按其报关价格作价。总之，所估商品量，原则上不包括地方小市场上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等使用价值的交换，也不包括上市后商人之间的转手交易和对消费者的零售交易。进口商品是计算其进口净值，以到岸价格为准，不计到岸以后的流转交易。又估计称国内市场商品量，因出口商品海关有详细统计，无需估计；不过，出口商品均先有国内流通，已包括在国内商品量的估计中。
一、农产品的商品化
这是我们较早研究的一个课题。意指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招致农村自然经济的分解，形成农产品的商品化。这项研究，是在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时，由徐新吾领导的一个上海工作组完成的，估计结果都载该书，兹摘列如表一。
表一所列，除粮食外，都是与出口有关的商品，因为早期推动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是茶、丝、棉花、大豆等出口。估计方法主要是根据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加上估计的内销量，即市场商品量；估价时，也是出口价格与内销价格分计。这些出口品都多少经过整理或加工，但仍可视为农产品。惟出口丝，已是工艺品(出口多是厂丝)，是把它折算成桑蚕茧，估算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
现以桑蚕茧为例，说明此项研究的内容。鸦片战争前，生丝主要是供家庭和机坊织绸之用，年约5.5万担，连同少量出口，共6.4万担。按每担丝需鲜茧15担，共需茧96万担，可视为茧产量。1894年，出口土丝、厂丝8.32万担，内用约7.7万担，共16.02万担，按同法折茧240.3万担，加这年出口干茧折鲜茧2.89万担，合计243.19万担，是1894年茧产量。其中，现代化丝厂消用33.78万担，手工丝厂消用8万担，连同出口干茧折鲜茧2.89万担，共44.67万担，是为商品茧，占茧产量的18.37％，即甲午战争前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只有18％强。1919年，出口丝13.15万担，内用估8.4万担，共21.55万担，而厂丝比重加大，按每担丝需鲜茧14.5担计，加出口干茧折鲜茧10.42万担，共322.91万担，是为茧产量。其中，现代化丝厂消用130.56万担，手工丝厂消用19.58万担，连同出口干茧折鲜茧共160.55万担，是为商品茧，占茧产量的49.72％，即1919年桑蚕业的商品化程度已近50％。
以上茧产量和商品量，都按出口和国内茧价分别计值，以便各项商品加总之用。从这项研究中，又可约略估计出1840年以前我国约有桑田240万亩，桑蚕农户160万户；1894年增为480万亩，240万户；1919年增为625万亩，308.8万户。
粮食是按一定的人均占有量估出产量，再按下列三项估出商品量：(1)非农业人口，包括城市居民、驻军、矿工、游民等所需粮食，扣除漕粮等征调部分；(2)估计茶农、蚕农、棉农、蔗农、盐民、渔民等户数，设每户需补充口粮半数；(3)酿酒、制酱、制醋及纺织品上浆、手工业裱糊等所需粮食(不是全部需购买)。商品粮占产量比重即粮食商品率，按此项研究，1840年为10％，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
在估算中，除粮食外，农产品商品值增加最大的是罂粟。国内种植罂粟，大约始于1850年代，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已超过进口。20世纪初，由于国际干涉，种植数量有所减少，但价格大涨，估计1920年产值达3.9亿两，实属惊人。不过，罂粟的价值很大部分是禁烟当局和走私集团所得，其中有多少是农民商品化的收入，还难以肯定。
如不计罂粟，1840—1894年54年间，粮食、棉花、茶叶、蚕茧四项商品值由1.92亿两增至4.66亿两，年增长率为1.65％；可见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是很慢的。而其中又很大部分是价格因素，如果按1894年不变价格计，这四项商品值的年增长率仅为0.92％。1894—1920年26年间，农产品商品化加速，按粮食、棉花、大豆、烟叶、茶叶、蚕茧六项商品计，由4.99亿两增至14.49亿两，年增长率为4.18％。扣除价格因素，按1894年不变价格计，年增长亦仅1.68％而已。
二、1869—1908年国内市场商品量
这是我提交1994年洋务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篇论文：《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载《文史哲》1994年第6期)，是用厘金、常关税、海关统计的土产埠际贸易值、盐、进口洋货等五项指标来估计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长；限于资料，未能包括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而只有1869—1908年。
(一)厘金覆盖面广，遍及内地各省，研究19世纪土产运销者，无不注意厘金。但厘金税率不定，省自为政，很难用以估算货运量；我过去在考察19世纪市场时也只以厘金作为发展趋势，未用为数据。厘金统计最令人疑惑的是它一直徘徊在1 500万两的水平，有减无增，与贸易发展趋势不符。经研究，我认为主要是19世纪后期物价下跌所致，如用物价指数修正，仍是稳步增长的，见表二。至于1894年之下滑乃政治形势使然，盖1892年起清廷田赋、关税、其他收入均大幅度跌落，非只厘金。厘金的另一难题是各省扣留部分无法核定。不过，过去文献未免夸大，户部报称四五百万两概指甲午之际，经1897年财政整顿追回200万两，我以为各省扣留数不会超过15％。
对厘金之最大误解恐怕是在税率上。厘金原意值百抽一，各省滥加，遂无标准。一般都强调清廷“搜括”，估计从高；美国D·H·珀金斯在其《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各省分计，然平均达3.5％—3.7％，实亦从高。原来海关洋人谋攫取内地税权时曾做过调查，中国内地税实低于拟议中之子口税2.5％。子口税行后，与厘金处于竞争地位，厘金过高，则商人诡寄子口渠道(也有少量诡寄于海关之复出口渠道，其税率亦为2.5％)，这是厘金收入不振的一大原因。但我考察多项事例，商人货运转寄子口者大半不是因为厘金税率过高，而是因为厘卡腐败，稽迟延宕。同时也有降低厘金税率以与子口争夺货源之事。甲午后，清廷命令加厘，多省拖延不行，盖恐失货源。我用罗东玉《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7—12章所述20个省的不同税率，再用1880—1889年各省厘金收入额作权数，求得总平均税率为2.26％，低于2.5％的子口税。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因用此税率将各年厘金收入还原为货运量，见表二。各地厘卡均有刁难商旅额外勒索之事，不过这不影响货运量之估算。
表二中的厘金数，是减除洋药厘、土药厘、盐厘之数。因洋药厘、土药厘根本与鸦片之价值无关，鸦片作为商品的价值已包括在进口洋货之中。盐的流通我另行估算，不过有的年份盐厘过小，未能减除。又厘金统计至1908年止，1911年系资政院预算数。
(二)常关税原有800余万两，鸦片战后无统计，实行厘金后更凌替，19世纪70年代约200万，80年代约260万，20世纪初约100万。1888年起，广东二关由海关接管；1902年起，各省24个关由海关接管；接管后税收激增，有历年统计(见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兹按上述情况，也以2.26％税率还原为货运量，见表二。
(三)土产埠际贸易。此是海关统计的“各关贸易货价全数”中的“土货出口总数”，包括各关运往其他关的土货，也包括转运往外洋者。它增长甚速，部分是夺取厘金的货运即上述改入子口而来。惟此项流通限于轮船运输并向海关报关之货运，而厘金货运大皆土法运输及无海关处所者，二者相加可代表80％以上的土产贸易。其值见表三。
(四)盐。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估计鸦片战争前后官私盐销量共5 853万两。盐销量只随人口变动，本期无大增长。惟甲午后增课、增厘而主要是加价，无各区全部引数及批价，无法估算，只好据张謇《改革盐政计划书》及督办盐政处1910年统计，计全国国产盐成本2 750万元，各项课厘加价4 542万两，共作6 500万两，列入表三。此数实已计入各省扣留数。
(五)进口洋货净值，据海关统计。从表三可见，洋务运动期间，市场商品量的增长十分有限。19世纪最后30年，即1869—1899年间，市场商品量增长74.7％，年增长率不过1.88％；若用物价指数修正，仅增长59.7％，年率只有1.57％。进入20世纪，即1899—1908年9年间，市场商品量增长35.7％，年率达3.45％；但主要是价格因素，用物价指数修正后，年率亦仅1.54％而已。
洋务运动于19世纪60年代引入现代化产业后，即遇到一个总需求不旺、物价下跌的市场局面，直到世纪末才见转机，成为洋务派企业不能正常发展的原因之一。这期间，进口洋货中，占第一、第二位的是鸦片，每年大都在3 000万两以上，加上估计的走私数，1869—1894年进口鸦片220余万担，值9.97亿两；1895—1918年约81.5万担，值5.72亿两。鸦片戕害人民，姑且不说，而其市场作用则完全是消极的，它汲取了消费者十数亿两的购买力，成为工农业发展的一个阻力。如前节所说，1880年以后，国产鸦片的数量已超过进口鸦片，估计1894年值9 000余万两，1919年达3.9亿两，这个商品值并未包括在表三土产商品量之内。国产鸦片，虽然也汲取了大量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它同量增加了烟农、走私商和缉私官的购买力。表三中未能列入此项商品，是估计中的一个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