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贸易是明清徽州商帮的四大经营项目之一。［①］以往研究者在探讨徽商茶叶贸易问题时，大多止于清代道光中叶。其实，道光中叶以后徽商的茶叶贸易还有一个发展高潮，这一高潮的形成，与上海有密切的关系，而其后果，则是将徽州商帮的衰落推迟到了光绪以后。本文根据部分新发掘的有关徽州茶商的原始资料，着重讨论徽商在道光中叶以后围绕上海而展开的一系列茶叶贸易活动，希望有助于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商帮的全面了解。
一 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
清代徽商茶叶贸易的主要类型有二种：
一是经营内销，俗称做“京庄”茶。它在徽州商帮传统的茶叶经销活动基础上发展而来。从有关资料记载来看，道光中叶以前，徽商经营内销茶，最主要的销集市场在北方，尤以北京为中心。据《歙事闲谭》记载，“北京歙县义庄，在永定门外五里许石榴庄，旧名下马社，规制甚宏，厅事高敞，周垣缭之，丛冢殆六七千，累累相次。盖亦经始于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与创设会馆同时。……至清初则杨监正光先曾重加修整，其后世守之。曹、潘二相俱曾资助。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据黄记，则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千。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②］“茶行七家”、“茶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千”，于此可见道光以前徽州茶商在北京活动之盛。而且，这仅指歙县一县之茶商，若加上徽州其它五县的在京茶商，则规模更大、人数更众。以北京为集散地，徽茶行销北方各大城市及中小市镇，甚至远到东北地区。道光中叶以前徽商经营内销茶，也兼及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在有关茶商的资料中，我们也能见到这一时期徽州茶商在上海经营内销茶的踪迹。譬如，始创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的徽宁会馆思恭堂，在嘉庆年间扩充以后，由婺源巨商胡炳南任董事，下设的多位司事中，有四人就是婺源茶商。［③］不过，就徽商经营内销茶的大局而言，上海在其中的地位远逊于北京及其它一些城市。
二是经营外销，俗称做“洋庄”茶。它是适应中外贸易形势而兴盛起来的徽茶重要销售渠道。道光中叶以前，由于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唯一外贸口岸，所以中国茶叶外销均集中在广州。其时，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如光绪《婺源县志》记载：“朱文炽，字亮如，官桥人。性古直，尝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在粤日久，而同乡族殁者，多不能归葬，爰邀同志捐资集会，立归原堂，限五年舁柩给资，自是无枯骸弃外者。”［④］原籍婺源的我国近代著名铁路建筑工程师詹天佑之父詹世鸾，字鸣和，“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金。壬午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⑤］在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集中收录了不少有关徽州茶商在广东经销茶叶的资料。［⑥］当时徽州茶商与外商交易，多在船上进行，茶叶价格由徽州茶商报出，获利极厚，徽州人称之为“发洋财”。［⑦］随着中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外销茶在徽茶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⑧］因此，作为清政府唯一外贸口岸的广州，在徽商茶叶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发突出。
因此，从清代徽商茶叶贸易的二种主要类型来看，道光中叶以前内销以北方为主，外销唯广州一地，上海在徽商茶叶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并不突出。
然而，道光中叶以后，尤其是经历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咸丰兵燹”，上海异军突起，迅速取代广州在徽商茶叶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成为徽茶出口的最重要口岸。《安徽茶叶史略》在描述这一段历史时说：“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时，经营洋庄的徽州茶叶商，资本额较大者，有忆同昌等４８家。在外地经营大茶号的徽商为数也不少，汉口、芜湖有，九江、上海也有。如九江即有仁德永等六家，上海有洪永源等七、八家，营业一时还颇为发达。有数家资本额还曾达四、五万两，其余亦在数千两。”［⑨］这时广州已如昨日黄花，道光中叶以前出口徽茶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而上海则悄然崛起，几乎垄断了徽茶对欧美等国的出口。据歙县知县何润生在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茶务条陈》中估算，“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十分之八九均为外销。［⑩］在占徽茶总量８０～９０％的外销茶中，绝大部分均经过上海口岸销往外洋。
为什么在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得以取广州而代之，成为徽茶出口最重要的口岸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个：
其一，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上海开埠。外贸出现新格局。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根据《南京条约》中有关条款的规定，上海被辟为商埠。同时允准各国通商的城市还有广东之广州，福建之福州、厦门，浙江之宁波。于是原先以广州为唯一外贸口岸的局面被打破，变成“五口通商”的新格局。在这五口通商城市中，又以上海地位最重要。正如方志所说：“中外通商，昔以广州为首冲，今以上海为首冲，缘长江各岸遍开商埠，而上海居长江入海之处，商轮由海入口，必于是焉始，是为江之关系。曩者外洋贸易，皆自印度洋而来，今则太平洋之贸易尤盛，而上海在太平洋西岸，南北适中之地，是为海之关系。故上海为中外通商第一口岸，亦形势使然云。”［①①］一大批外国洋行纷至沓来，致上海“商业日形起色，于是郊外荒凉之地，一变为繁华热闹之场。”［①②］尤其是众多做茶叶生意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最重要基地。最早在上海做茶叶出口的洋行有英商怡和、仁记、天祥、锦隆，德商兴成，俄商新泰，后有英商协和、同孚、天裕、杜德、保昌、福时、英发，法商永兴，印度商富林、瑞昌、裕隆、谦义，美商慎昌，波商美昌、克昌、来发、源生等洋行。［①③］从经上海出口的茶叶数量来看，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始有茶叶出口，数量为１，１４９，０００磅。以后逐年增长，道光二十六年内为１２，４６０，０００磅，道光二十九年为１８，３０３，０００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达到８０，２２１，０００磅，是最初上海茶叶出口数量的６９倍。［①④］有的学者将它同广州茶叶输出相比较，指出：１８４４年上海出口茶叶数量仅是广州茶叶出口数量的六十分之一，“但１８５２年以后，茶从广州出口的数量即迅速下降，而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却急剧上升，致使１８５２年广州出口的数量（３６，１２７，１００磅）只及同年上海出口数量（５７，６７５，０００磅）的６２．６％。１８５３—１８６０年，除１８５４年外，茶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年年超过经由广州出口的数量；１８５５年（上海出口数量是８０，２２１，０００磅，广州出口数量是１６，７００，０００磅）竟超出了近四倍。”［①⑤］这个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提供的有关数据所统计出的结论，表明道光中叶以后在全国的茶叶外贸中，上海已取代了广州的地位。徽州茶商在其经销“洋庄”茶的过程中，舍广州而取上海，同当时上海开埠后外贸出现这种新格局是分不开的。
其二，徽州茶商舍广州而取道上海经营外销茶，还有“地利”方面的因素。徽州地处长江流域腹地，与广州有千川之阻，万山之隔，途程在３０００里以上。从徽州运茶至广州，一般以屯溪为起点，往西南行经休宁、祁门，在倒湖附近进入江西地界，途经浮梁县、景德镇、狮子山、饶州府、竹鸡林、康山，抵达江西省城南昌府。由南昌府南行，经樟树镇、新淦县、峡江县、吉安府之卢陵县、泰和县、万安县、赣州府之赣县、南康县、南安府之大庚县，在梅岭头入广东省界。复经南雄州、韶州府、英德县、清远县、三水县，最终到达广东省城广州。［①⑥］据徽州茶商《道光二十五年江祥泰进广滕清帐册》记载，徽商携茶前往，水路雇船，陆路雇夫，途中费时在二个月以上。［①⑦］如此旷日持久的长途贩运，对茶叶这种十分讲究季节性的商品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而且，这条跨越三省数十府县的徽茶出口运输路线，并不安全。光绪《婺源县志》中记载，茶商李登瀛（字亘千）“尝业茶往粤东，经赣被盗，办控究办，请示勒石于通衢，商旅以安。粤匪阻船需索，诉诸督抚各宪，河道肃清。”［①⑧］李氏茶商所遇“被盗”、“需索”之事，其它徽州茶商也时常遭遇。因此，在手抄本《徽州至广东路程》中，有一些地名下徽州茶商小心翼翼地注上了“多盗”的字样，以示警惕。
然而，与徽州到广州的路程相比较，徽州至上海的路程则要便捷得多。徽州茶商一般在屯溪雇船，沿新安江东下，直抵杭州。在杭州过塘，经嘉兴、嘉善、松江、黄浦等地，到达上海。途中货物只需在杭州中转一次，转输甚为方便。徽州茶商贩茶走完该路全程，约需２０天左右。
从这二条路线来看，去广州需二个月以上的时间，且长途颠波，路不安全；而到上海只需２０天左右，缩短了三分之二时间，运输费用也大为减少。因此，在通商的“五口”中，徽州茶商自然会选择路途较近且外商洋行云集的上海作为茶叶输出的最佳口岸。正如我们新近发现的徽州茶商江绍周写给其妾秀兰的信中所言：“现因连年茶叶夷商通于上海，利虽微而生意快捷，予所代经理之茶叶，年年均往上海脱售。……上海之近，惟广东之远，贸易与广东一式，不能舍近而求远也。”［①⑨］江绍周的想法，正是大多数从事茶叶外销活动的徽州商人的共同心态。于是，当时徽州商人适应“洋庄”茶盛行，且多经上海出口这一新的外贸形势，纷纷将人员、资金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扩大经营规模。其中，婺源茶商程泰仁就是当时徽商业茶由粤转沪的典型之一。
据《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义行》记载，程泰仁原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同乡贩茶至粤，“众举经理徽州会馆，六县商旅均服其才”，成为粤东徽州茶商中的头面人物。其后，粤东生意难做，咸丰年间，程泰仁转而“业茶上海”，获利巨大，曾经“独捐巨资修广福寺”。当时，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凭借“洋庄”茶盛行的市场有利条件以及茶叶外销多经上海出口的地理优势，清代徽商茶叶贸易在其它诸业渐趋衰疲之际，仍能再度中兴，并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光绪以后才渐渐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