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区域经济关系领域发生了两轮十分严重的区域经济冲突。每一轮冲突都加剧或引发了几乎所有的重大宏观与微观经济问题，同时还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三角债”成灾等极其严重的信用危机。展望“十五”计划时期，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现实中仍潜伏着第三轮区域经济冲突的潜在诱发因素，区域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一、前两轮区域经济冲突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区域经济领域发生了两轮区域经济冲突。这两轮区域经济冲突的基本线索是非常清楚的：重复建设（即盲目引进与重复布局）→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回眸过去的两轮区域大战，与80年代的相比较，90年代的区域经济冲突在规模、涉及范围、破坏性程度等方面都要甚于前一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变革，一元经济利益主体逐步为国家、区域、企业和个人等多元经济利益主体所取代，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企业的经济利益得到政策的承认并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但迄今为止，从传统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远未完结，而且新旧体制并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并使以前较为隐蔽的矛盾显性化、复杂化、多样化。这些矛盾在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均有所反映。在区域经济层次上这些矛盾的共同特征是冲突加剧，大战不断。
改革以来的区域经济冲突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每一阶段的冲突都引发或加剧微观与宏观经济矛盾。从改革开始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区域经济冲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4年)为盲目布局与盲目引进阶段。在“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实施后，各地区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投资与外贸等权利，地方经济利益得到明确承认。同时，当时的价格体系存在较多的问题且仍然具有较大的刚性，其中对区域经济关系影响很大的主要问题是，比较而言能源与原材料的价格偏低而加工业产品的价格偏高。在这种背景下，出于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各地区竞相向见效快、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投资，竞相从国外引进这些加工工业的设备与技术，重复引进颇多。由于各地区财力有限，资金分散，投资规模小，大部分新建企业与规模经济要求相去甚远。这一阶段的冲突造成全国性投资膨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不经济、加工能力与能源、原材料的供给严重失衡等恶果，并为下一阶段的冲突升级埋下了种子；
第二阶段(1985―1988年)为原料大战阶段。在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各地区为了不使本区内的加工能力闲置，政府、企业甚至个人纷纷加入原材料大战行列，区域经济大战此起彼伏，而且冲突剧烈。资源省区采用各种强制性手段明令禁止区内农副产品与原材料输出，到处封关设卡。当时有人惊呼“再没有不设防的城市”。加工省区则以抬高价格、强行闯关等方式抢购。这一阶段的冲突使全国与区域经济关系进一步混乱。由于投入物的售价不断被抬高，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价格轮番上涨，全国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大，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扭曲的价格信号导致农副产品及原材料的需求虚假，经过涨价与产量扩张的交替影响，许多农副产品与原材料过剩，大量资源浪费或闲置，许多农民与小的原料生产厂家损失惨重；
第三阶段(1989―1992年)为市场封锁阶段。在农副产品、原材料出现过剩的同时，加工产品因盲目生产也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为了治理过热的经济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加大了企业的市场压力与需求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开始疲软，各地经济增长趋于缓慢，市场成了企业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以及社会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关键。于是，以保护本地市场不被侵占为主要内容的区域间市场封锁逐步蔓延，各种以经济、行政乃至法律手段建立起来的关卡遍布全国各地。地区封锁具有传导性，在一些地方制订并实施了封锁规定后，其它地方便纷纷效仿，因没采取封锁的地区普遍认为“早封锁得利，迟封锁吃亏，不封锁遭殃”。区域市场封锁加剧或引发了全国市场疲软、经济滑坡、区域间经济联系断裂等问题。由于“假冒伪劣”产品本小利大，对地方收入增长有好处，许多地方政府对假冒伪劣产品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打假”时雷声大，雨点小。在地方保护的阴蔽下，一些地方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于市，致使人们谈“假”色变，而有些优质产品却找不到销路。此外，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下，企业不仅产品价值实现困难，而且周转资金严重短缺。为了维护本地经济发展，除采取市场封锁外，各级地方政府还插手资金流转领域，清理企业债务时采取“先区内后区外”的清欠原则，致使“三角债”愈来愈复杂，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组织清理“三角债”与限产压库工作。
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但一些冲突仍然存在，而且冲突所造成的许多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地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1992年以来不仅没有找到有效克服或管理之前产生的冲突的办法，而且发生了新一轮影响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冲突。
随着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八五”初期以来出现了全国性的、以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主、各种经济成份全面异常扩张为特征的第二轮区域重复建设与区域对抗，导致了“八五”后期全国经济过热及随后的市场需求不足，并恶化了之前就已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与“三角债”等一系列问题。
新一轮重复建设与80年代初相比，具有参与者更多因而扩张速度更快、其所导致的恶性价格战的负效应更大等特点。“九五”计划确定了化工、机械、汽车、电子与建筑五大产业为支柱产业。下面我们看看这些支柱产业的重复建设情况。
――化学工业。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资金和资源的大量浪费，雷同的低水平产品过多又导致了企业的恶性竞争，企业亏损，甚至濒临破产。但“九五”规划编制时全国有23多个省市区把化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目前大多数化工产品能力严重过剩，企业开工率仅为60%左右。有的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最多发挥50%。尽管如此，但仍有不少地区热衷于上化工项目，如华东等地区的在建、筹建、正在洽谈或已获批准建设的聚酯项目达13个，小聚酯生产线达60多条，总产能规模达190―210万吨，其中，仅集中在浙江省绍兴和萧山两地的9个聚酯项目新建规模就达117万吨。
――机械工业。我国许多机械设备不宜再增加新的生产能力，然而盲目引进与重复建设并未因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而停止。受盲目引进和重复布局的拖累，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50％左右，锻钢件能力利用率只有30％左右。机械工业重复引进与盲目布局十分惊人。例如，在立式磨粉机生产方面，沈阳、上海重型机器厂和良乡电力机械厂等通过引进制造技术，早已能提供合格产品，可以满足2000年前的需要，但朝阳重机厂又引进同类技术；在双进双出磨煤机生产方面，沈阳重型机器厂和北京重型机器厂等已引进德国兴登堡公司制造技术并已国产化，但良乡电力机械厂又引进了同类技术；如机器人研制是科研热门，在“八五”末期至“九五”初期，全国有100多家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进行研究；光纤光缆全国有10多个单位研制，大部分都是在同一水平线上重复研究。
――汽车工业。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全国居然有22个省市区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1999年底，我国汽车行业共有生产企业2326家，其中整车厂115家，汽车工业总资产5116亿元，职工人数180万人，全年汽车产量183万辆。其中：载货车75.6万辆，客车50.9万辆，轿车56.5万辆。摩托车1127万辆。除整车厂低水平重复十分严重外，各地区的零部件生产也各自为战外，各搞一套，自成体系，难于协作。如一汽、二汽、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的“三大三小”轿车厂各自建立自己的仪表生产点；除广州外，其他五家各定2至3个滤清器生产点，天津夏利轿车厂仅在天津市就定了两个点。据不完全统计，“七五”时期汽车工业共有活塞厂42家，化油器厂28家，减震器厂32家，车灯厂41家，车轮钢圈厂57家，气门厂30家。
――电子工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多年来较为普遍地存在于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市场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领域中。一哄而上的“短视症”投资导致一些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而另一些产品却无能力生产，产品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目前，我国彩电行业生产能力达到4600万台以上，而国内需求加出口需求总计仅为3600万台左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库存扶摇直上乃命中注定。然而，计划上马新彩电生产线的报告仍不断地递送电子工业部的决策者手中。影碟机行业同样如此，我国影碟机行业从1994年起步，至1999年短短5年间产量就从年产2万台迅速发展到2000万台，其增长速度几乎赶上了火箭升空。其中，DVD的产量从1996年的5万台年产量迅速发展到1999年的200万台。据统计，目前全国影碟机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4500万台，而国内需求为1600万台左右，加出口约1000万台，影碟机市场仍存在严重的过剩。全国程控交换机的年生产能力已达1800万线，而实际年需求量为1200万线，即使如此生产能力还在继续扩大。国内软盘年生产能力达到30亿片，超过全世界年销售量总和！
――建筑业。据统计，全国建筑业企业数量在1996年达到了峰值，全国共有108555个，每万平方公里有113家建筑企业，平均每个省市区有3502个建筑企业。1999年底，全国建筑业年平均从业人员就达2765.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2%，1999年年底建筑业从业人员为3412万人，占全国的4.83%。也就是说，1999年全年平均每100人中就有2.2人从事建筑业，年底每100名从业人员中有4.83人从事建筑业。建筑行业队伍如此庞大，僧多粥少，使尽百般武艺抢饭吃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从建筑队伍构成来看，1999年底，全国建筑业企业96648个，其中国有建筑企业9394个、城镇集体建筑企业25443个、农村建筑企业49414家，分别占9.72%、26.33%、51.13%。一方面是供大于求，另一方面是行业素质不高，这两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注定了建筑业不可避免出现两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即工程质量低劣、腐败泛滥。
除五大支柱产业外，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重复建设问题。这里以羊绒衫与农用车为例。据纺织工业局的资料，1992年，全国羊绒衫生产厂不足10家，随着羊绒市场利好，全国各地纷纷上羊绒衫项目，至1998年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全国大小羊绒制品加工企业已达2600家，加工能力达2000万件(目前利用率不到一半)，加工能力是原绒产量的5倍，产量大于市场需求5倍以上，全国性开工不足与压价竞争在所难免。原绒价格已从最高时的240元/斤下降至40~60元/斤，同时国际市场羊绒价格也随之下跌，羊绒衫价格更是一跌再跌，不仅极其严重地伤害了牧民的利益，而且导致国家羊绒出口一项损失超过1亿美元，加工厂家自然是多败俱伤；农用车市场自90年代初开始火爆，面对需求旺盛的市场，不仅农机企业纷纷转产，众多汽车企业集团也加入农用车市场的角逐。1997年全国农用车生产企业达247家，平均每省市区8家，各地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而展开了一场恶性价格战，结果同样是一损俱损。1997~1998年全国农用车产量增长了7.6 %，但利润总额却减少了20多亿元。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区域间价格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近几年来，行业自律价与自律公约层出不穷。这一方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认识到了区域冲突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90年代以来区域重复建设问题是何等严重。
由于异常的经济扩张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的支持，再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九五”初期开始，整个国民经济渐显疲软之态，除竞相削价竞争外，新的区域市场封锁也成了中国区域经济领域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各地奉之如圭臬。“中国的一些部门为了暂时的区域利益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市场规则，而这些做法又能够畅行无阻地实施，在此非常时刻，此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如果说1992年以来微观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在逐步理顺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改革与区域经济关系改善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地方利益”的大旗之下，地方政府部门与党政官员不仅在市场争夺战中与本地企业共谋串谋，而且极尽护短之能势。在这种环境下，不仅区域重复建设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治理，而且“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三角债”成堆等老问题继续恶化，官员和集体腐败扩大化。在打“假”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对制假售假者不闻不问，而且公开或暗中护假。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制假售假者出谋划策，协助转移或藏匿制假售假所得；有的司法人员及执法者与制假售假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充当内线，通风报信；有的地方政府官员煽动群众阻挠和干扰执法部门的“打假”工作。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三角债”规模一直呈扩大之势。鉴于“三角债”的肆虐，1990年3月16日，国务院曾发出“国务院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但收效不大。“八五”前“三角债”规模最高时达3000亿元，至1994年为7000亿元，1996年竟达10000亿元。“三角债”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全国资金投放规模增长率连年大幅度超过经济增长率。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工人下岗、企业不活、物价波动大、内需不足或通货膨胀严重、假冒伪劣产品猖獗、三角债越来越多、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差距拉大等重大宏观与微观经济问题的发生与发展都与区域大战有密切关系，或者说区域大战引发或加剧了所有的宏观与微观经济问题。
二、“十五”时期区域经济关系前景分析
“十五”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国际方面，“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环境将毫无条件地要求中国各区域加强合作克服冲突，因为内耗丛生将必然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主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可能再次被延缓；在国内方面，“十五”期间将进行以“西部大开发”为重点的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区域利益格局肯定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新的区域矛盾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加强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否则，失衡的格局将长期难以改变，区域利益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区域经济冲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形式来看，协调区域经济关系无疑是“十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十五”期间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任务仍十分艰巨。除前两轮的区域经济冲突尚未得到根本性治理外，新的重复建设苗头已开始显现，新的区域经济冲突有可能再次爆发。仅从宏观经济的总体趋势、未来五年的战略重点项目、产业发展方向三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首先，从宏观经济的总体趋势来看，重复建设有卷土重来的可能。2000年宏观经济形式已出现重大转机，这是公认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我国的市场物价止降转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4%，改变了1998年以来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服务项目上涨14.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8%，能源、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5.1%。一系列的数字表明：家采取的积极的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已取得了良好效果，价格运行已经出现积极变化，通货紧缩趋势已经得到遏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2000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扬及随后的波动，可能会使各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卷土重来。
其次，从“十五”的战略重点安排来看，重复建设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十五”期间，需求膨胀的可能性很大。根据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十五”期间国家将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其中，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号称“改写中国经济区域版图的四大工程”，将在“十五”期间陆续上马。在为这些气魄豪迈的大手笔工程感到精神振奋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肯定会对投资需求产生非常大的拉动效应，那些已经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重复建设企业可能趁此机会借尸还魂，死灰复燃。除四大工程外，以“五纵七横”为重点的公路国道主干网建设，“八纵八横”铁路主通道的建设或改造，龙滩、小湾、水布垭、构皮滩、三板溪、公伯峡等一批大型水电站的开工建设，黄河沙坡头、嫩江尼尔基、淮河临淮岗、岷江紫坪铺、澧水皂市、右江百色等一批水利工程的开工，以长江、黄河为重点的堤防建设等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宁）贵（阳）昆（明）等经济区的培育也会产生极大的投资带动效应。这些项目无一不耗资巨大，投资需求量大，其对重复建设的诱发作用不可低估。仅就“十五”将上马开工的巨型项目而言，那些“严重通货膨胀不会卷土重来”的预言是否值得商榷呢？
最后，从“十五”产业发展方向分析，盲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倾向值得注意。“十五”期间将“积极推进高技术研究，在有相对优势或战略必争的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产业化。重点攻克高速宽带网、高性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大型应用软件、国家空间信息应用与服务等信息技术，生物芯片、遗传改良动植物、基因工程药物及疫苗等生物技术，特种功能材料、纳米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等新材料技术，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机器人制造、飞机制造等先进制造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无疑是英明、正确的决策，但同时还应看到，国内各地区已经兴起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热”，不少地方纷纷组织代表团到国外与沿海地区“取经”并展开招商活动。如此多的地区如此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无疑很令人振奋，“科教兴国”战略深入人心了嘛。然而，其中一些过热行为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两类问题特别突出：一是同类型的高科技项目建设过多，许多地方计划开发的科技项目相似，产品雷同；二是不顾当地的实际条件盲目引进，有些根本不具备科技创新环境、没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小城镇也在热衷于引进大科技项目，颇有头脑发热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