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游行之后，民主进程重新成为社会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评论员及学者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已经觉醒，加速民主化是大势所趋。那边厢，不少政府官员及亲中人士却认为市民只是因经济持续不景而对政府有所不满。只要经济好起来，繁荣自然稳定，稳定自能压倒一切。
零三年炎夏，香港经济和社会气氛开始出现一点点的起色。中央一边「送礼」一边「挺董」。特首的民望看来又没有那么糟了。纵使是倾向民主的学者和评论员，都以为特区和「保皇党」们又可过一关，但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区议会选举，无论是投票率或各政党的胜负，都指向所谓「七一效应」。些微的经济好转，没有令那二十万「新选民」却步。
这一次区议会选举似乎否定了「经济好，香港人就不会喊民主」这「港版经济决定论」，但这是「七一」后才出现的现象吗？这论调在以往的时间里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具体点说，在回归后及「七一」前这六年间，香港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价，以及对民主的诉求，和香港的经济环境到底有着甚么样的关系？以下，笔者会根据回归后首六年的一些民调数字及经济数据作出分析，尝试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答案。
一 经济环境和政府民望
笔者通过研究助理的协助搜集了九七年七月至零三年六月间以下几项有关香港经济状况的数据：(1)特区政府所记录的每月份失业率，(2)差饷物业估价署按月计算的私人住宅价格指数，(3)每一个月首个股市交易日开市时的恒生指数，以及(4)每季的本地生产总值。这些经济指标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关系。表一显示，私人住宅价格指数与失业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尤其高，恒生指数和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则较弱。恒生指数日以继夜的上上落落，以每月首个交易日开市时的指数作为指标，其「可靠性」难免会低一点，但这文章不是专门的对股市的研究，所以笔者选择了一个简单的指标来使用，应该是足够的。
有了这些指标，我们便可以分析经济状况对「民意」的影响。我们可先看经济状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断定了市民对特首及政府的评价。这里，笔者借用了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网站所提供的资料1，结合以上的经济指标来作统计学上的回归分析。表二的上半部总结了这分析的结果。
整体而言，经济指标对特首及政府的民望有着很强大的影响。这从表二所示的R2值里可看出来。以特首评分为例，回归分析的R2值是百分之七十九点六。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代表香港回归后首六年里特首评分的每月升跌所构成的「变异值」（Variance），有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可以用那四个经济指标的「变异值」来解释。同样地，市民对政府满意程度及不满程度每月与每月之间的起跌，也分别有百分之六十五及百分之七十八可以用四项经济指标来解释掉。2
除了经济状况之外，当香港出现社会危机或政治争议的时候，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可能被影响。所以，笔者再在分析中加上一个变量，就是到底香港在不同的月份里是否有社会或政治危机存在。不同的学者或评论员可能对社会或政治危机有不同的定义，这里笔者只根据个人的记忆及观感，将以下事件列为社会或政治危机：１）九八年一至三月香港首次爆发禽流感，２）九九年十月及十一月间连串的公屋丑闻，３）零零年七月至九月间的民调风波，４）零二年十月及十一月间社会对国安法的激烈讨论，５）零三年二月梁锦松买车事件，６）同年三至五月的沙士疫潮，以及７）同年六月的「七一」游行前夕。3以上这些月份，在「危机」这变量上的数值都是１，所有其他月份的数值都是零。我们可以预期的结果是特首及政府民望在「危机月份」里会较低。
表二下半部分所示的分析结果引证了社会及政治危机对特首及政府民望的影响。在「危机月份」里，特首的评分比在其他月份时平均低三点六，满意政府的市民比例平均少三点三个百分点，不满政府的比例则平均多五点八个百分点。4值得留意的是，当四项经济指标及一个很简单的有关「社会危机」的变量加起来时5，已经可以解释到特首评分起跌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九，也可以解释到市民对政府不满的起跌的百分之八十二。
换句话说，从宏观层面看，政府及特首民望的起跌大部分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若再加上那间歇性出现的社会或政治危机，已差不多可以完全解释政府及特首民望在回归后首六年间的起跌。
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以上结论只是从「宏观层面」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文章所分析的，是香港的整体经济及社会状况，以及整体市民对特首及政府的评价。如果我们在个人层次上作分析，尝试理解个别市民怎样评价特首及政府，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方面的因素其实都在发生作用。但表二所显示的，是当所有个别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分被整合起来时，所得出的整体评分极大程度上建基于经济状况之上。
另外，在四项经济指标当中，其实只有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强烈地影响着市民对特首及特区政府的评价。这是不难理解的。恒生指数的起跌始终和政府的政策没有最明显而直接的关联。失业所直接影响到的人在全港市民的比例上不会太多，但楼价的下滑却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所有已经置业的香港人。楼价相对于本地生产总值来说又没有那么抽象。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普遍认为政府的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楼市持续下挫。概念上而言，就是在市民心中特区政府对楼市下跌有「因果责任」（causal responsibility），故此政府民望便和楼价挂上了鈎。
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表二中的分析假设了经济状况对民意有接近即时的影响。亦即是说，当某月份里香港经济有好转时，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会在该月里上升，反之亦然。理论上，另一种可能情况是经济转变对民意的影响需经历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都说不定。可是，笔者以现有数据作过以不同假设为基础的分析，发现以「经济状况对民意有即时影响」这假设为基础的分析解释力最高。这就显示了「即时影响」这假设符合现实情况。
无论如何，根据表二的结果作推论，我们可以预期，当香港经济好转而楼市复苏时，政府及特首的民望也会节节上升。这似乎就是政府官员及亲中人士所期望的情况。其实，这种预期本就很正常，除非我们认为经济好坏和政府施政无关，否则，经济好时给政府打高分一些，是合情合理的。经济状况对政府民望的影响在很多民主国家都是显著的。以美国为例，经济状况好时，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丑闻拖不垮克林顿（Bill Clinton）；经济情况差时，海湾战争的胜利不足以助老布殊（George H. W. Bush）连任。6
问题是，表二的分析并不代表香港市民不会因应政府的构成及产生方法来评价政府。表二所分析的是政府民望在回归后六年间的变化，而香港的政治制度在这段期间内，除建立了一个被很多人视为有名无实的「问责制」外，并没有甚么重大改变。变化中的民望当然不能以没有变过的政治制度来解释。但如果有一天香港的政治制度起了重大改变的话，那特首和政府的民望仍有可能会因此而大变。
这也指向了过分着重定期民意调查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大家的眼光（包括这篇文章本身）很容易就集中在每次调查之间的变迁上，而忽略了在这起跌背后，可能有一些长久不变的基本问题。不过，以本文的中心旨趣而言，这一点是题外话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