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我在一篇文章说，“我的乌托邦是道德市场经济”。此论一出，批评纷至沓来。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历经一个半世纪磨难才找到的文明大道。市场经济本身虽然不讲道德，但“看不见的手”机制自动保证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正是有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才变得繁荣、发达。呼唤道德市场经济只能让人回想起文革，回想起斗私批修的年代。有人则从相反方向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本不讲道德，也不可能讲道德的。倡导道德市场经济必然承认市场经济，模糊人们的视线，放过那班巧取豪夺的权贵。想用道德说教让吃人者放下武器，这纯粹是梦呓。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早就把这种观点批透了。当然，也有人比较理解。伊然先生在香港《镜报月刊》2001年第2期上撰文《韩德强倡导“道德市场经济”》后，一些读者来电表示支持和欣赏。
如此，我只好进一步交代道德市场经济想法的来龙去脉了。
一、不道德的市场经济
自秦汉以来，中国其实就一直有市场经济，到明清时，已经相当发达。农业上，棉、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不同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粮食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1]；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例如纺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六种之多，并从工场内部分工引起地域分工，史称“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从所有制上，官营手工业衰落，民营手工业不断发展。清初实行“听民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政策后，民营矿冶业获得空前发展，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全国民营铁产量达到45000吨，占当时世界第一位；仅广东一省的铁产量就达到27000吨，比英国1737年的18000吨还要多[2]。与农业商业化和手工业发达相应，商业也十分繁荣，明代即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拥资动辄数十万，清代更加发达，大商业资本已达千万两白银的水平[3]。但是，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却始终是最低下的，士农工商排末位。为什么呢？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二是，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恐怕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不是欧洲边陲的大不列颠群岛。然而，中国的商人总是有自卑感，一旦腰缠万贯，即或买地成为乡绅，或买官步入政坛，或舞文弄墨，树碑立传，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上往前挪动，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孔夫子脚下。而在欧洲，经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后，成功的商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致富目的不再受到道德谴责；继之，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笼（1776年），雄辩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神奇机制，当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社会利益也就实现了最大化。这样，致富的手段也不再受到道德谴责。从此，“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私利即公益”，“私恶即公利”，“利己即利他”，“不道德即道德”，“作恶即为善”，成为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好辩护。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财富、社会关系、智慧、教育、疾病各不相同，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辩护者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规律，正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然而，如果社会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大多数人作为劣者被淘汰的话，这样的最大化其实就是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人非草木，可以任意被羊吃——羊又被狼吃，随着弱肉强食进程的加剧，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必然要起来反抗，将整个社会烧成灰烬。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才会有重农抑商政策，倡导伦理道德的孔子才会被尊为圣人。斯密学说所以能在英国成立，客观上是由于英国处于工业和贸易中心地位，是世界强者，其盘剥对象是殖民地或其他各国，被本国圈地运动赶出农村的农民（本国弱者）又可以漂洋过海到北美谋生。因此，斯密逻辑的内在矛盾不是在英国一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在较短时期内，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才会得到彻底展开。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1990年代日本的大萧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全球两极分化加剧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以及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都是斯密逻辑破产的最好证明。但是，由于斯密逻辑使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掠夺穷人，而大学、传媒又掌握在富人手里，故斯密逻辑至今一直被当作神圣教条供奉在大学的香案上。
有了斯密教条的武装，道德节节败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让位于贪欲无度；在中国，信义如山、童叟无欺的儒家伦理让位于厚黑之道。东西方古代文明殊途同归，合流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的现代商业文明。只有到当代，才真正做到了无商不奸；也只有到当代，每一件物品都有了标价，道德、良心、法律、正义、权力、符号都成了商品，每一个人都成了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商人，而且——无商不奸。这样，当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道德的市场经济。
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的人认为，并不是斯密学说导致市场无道德化，而是市场本身排斥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缺德者将击败有德者。因此，不是无商不奸，而是无奸不商。不是商人缺德，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大部分商人都不讲道德，则讲道德的商人会受到排斥。如果不愿被排斥，就会被迫遵循由利己者互动形成的游戏规则，并且一样变得不讲道德。这种例子俯拾皆是。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某市猪肉注水，全市找不到一家肉铺出售正常猪肉。道理很简单，如果甲出售注水肉获利厚利，则此人有可能降低猪肉价格，吸引更多顾客前来购买，其他售肉者的生意就会减少。有聪明者就会打听甲的发财奥秘，照方抓药。于是注水肉就慢慢普及到各个摊位，谁不服从这一规则，谁就要赔钱。到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位坚持出售正常猪肉，并且向顾客说明这一点，那么他就会侵犯众多售注水肉者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暴尸街头。在西方经济学上，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又如传销，传销的机制实际上是传销者一次性出售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被排斥到社会边缘，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也找不到工作，唯一所有的是一点微薄的信用资源，至少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相信他。传销者把石头说成金子，卖给亲戚朋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欺诈；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一次性出售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信用资源。被骗者开始不觉得受骗，慢慢发现后，后悔莫及。为挽回损失，更加主动地进入了传销网，接过行骗的接力棒，在亲戚朋友中寻找下家。这样，随着传销网的不断扩散，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信任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