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
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pective)作为方法论，都源于社会学。社会学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乏和”，而结构意味着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自始即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学重视的不是显赫人物，而是组成社会的群体；不是动人的事件，而是不显眼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该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以他1947年完成的《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使结构主义整体观史学系统化并臻成熟。
布罗代尔的史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1)长时段(以世纪计)的构造史，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史、地理变迁史、社会心态史。(2)中时段(数十年计)的动态史，包括社会史、经济史、国家史、文化史等。(3)短时段(以年月计)的事件史。他认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事件史，其事件的发生常由动态史的局势和节奏来调节，而中时段的动态史又受长时段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心态，的制约。三个时段或三个层次的相关研究，才能显示任何事件和(经济与社会)周期波动的本质和意义。就历史来说，结构意味着一种集合，一种构造，一种在相当长时间内延续力强的实在。它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因为它规定了某个历史时期人们不能超越的边界。
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是以他的多元时间理论为基础的。人是生活在短时段里，生命有限；但他同时也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之中，实际是“多元时间的我”。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多元时间的，先我们而存在，等我们死后还存在。用多元时间研究历史，可以避免眼光短浅、对事件那些只争朝夕的评论，也可以避免那种就事论事、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的历史文风。
布罗代尔是重视长时段研究的，但不都是时间长。他1967-1979年出版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其第二卷讲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的周期性；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特别是经济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而第一卷，相当于他体系中长时段构造史那一卷，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其内容：从人口、气候到百姓的婚丧、医药、教育；从资源、产业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从市场、货币到人民的收入分配和社会风尚。他说，正是这种每天重复发生的“结构”规定了各种经济活动的“边界条件”，也就是第二、第三卷所述那些重大活动的依据和制约。
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整体史观可谓完备无遗，但应用颇为困难。首先，体系过于庞杂，有“万花筒”之讥。这也必致卷帙繁浩，其《地中海》一书有1200余页，令人畏读。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还应提倡分工合作，专而后宏，对每个研究者说必有所舍，才能有所取；但都应有整体观点，全局在胸，力戒孤立地看经济问题。许多问题，特别像自然、地理、生态、人口等，可依赖专家。作为史学家，只于专家成果中理清其结构或“构造”关系，就达整体史观的目的了。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已广泛进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就经济史而言，主要是用结构分析修正传统史学的线性发展观和修正单线的因果链。并且，所用不仅是经济学中那种产业结构、部门结构的概念，而是社会学中多元、多层次、多时间的相互关系的概念。
第三，人们批评布罗代尔太轻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布氏在《地中海》再版中作了回答，他说对事件不能客观地叙述，而是由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哲学选择的。这有一定道理，历史都有选择口不过，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事件，尤其是政权离合、变法改制，以至州县建置，驻屯军等都对经济作用很大；至近代，涉外事件常左右全局，几乎是不可选择的。许多事件都影响深远，甚至一个诏令都可成划分时段的标志。因此，也不能以分析史完全取代叙事史。并且，不但叙事，在多元、多层次的解说上，或恩格斯所说“合力”问题上，用叙述法往往更周全和概括。20世纪初西方批评历史主义，有人(M.White)写了一本书《分析时代》，那时，分析史学弥漫整个西方。但是，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叙述主义之风，福柯、伽达默尔都有此主张。中国史学没有卷入这场风潮，基本上是叙事之中有分析，以史带论或论从史出，我看这样最好。
(四)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史研究中早已应用统计学方法，主要是作为实证之用。我一向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作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如过去常以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畸形”发展，是洋货入侵结果。但据估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进口商品只占9%，而且在洋货大量进口前已有很大的商业资本了，不得谓之畸形。惟我国缺乏长期统计资料，尤其20世纪20年代以前，即使在此以后，定量分析亦需靠推算和估计口或以为估计不可靠，不如不用。实则估计有一定的数理法则，尤其是相对数(如指数、速率、比重等)，只要计值方法前后一致，仍是有效的。又长期的历史统计中有两项统帅全局的数字，即人口与土地，这两项资料我国最为丰富，但因各朝代计量方法不同，不能直接运用。近年来经考证、估算、改编，成绩喜人。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与统计学不同。它是设定一个经验模型或目标模型，求出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出结论；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现实经济的分析、预测、决策和制定计划等。计量经济学用于历史研究，即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Clio是希腊主管史诗女神，因以命名。
计量历史学于20世纪60年代创于美国，著名学者有福格尔、戴维斯(Lance Davis)、休斯(Joanthan Hughes)等，大都研究经济史。以历史数据不足，常用间接度量法，如以成本变动度量产量，以社会储蓄度量国民生产总值。又创“反事实”(conterfactual)研究法。如福格尔作《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假定美国不建铁路，用其他有效运输方法，国民生产总值仅减少3%而已。发表后批评踵至，盖铁路的社会文化效益不能进入其所设模型。又如托马斯(Robert P. Thomas)研究，假定北美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北美将有多少收益和损失。亦引起物议，因所计算仅是英美间贸易，殖民主义不仅是作生意。福格尔又与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合写《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计量结果，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效益高于北方个体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这里，自由平等人权价值不能进入史学家的模型，何足以言历史? 以后，美国第二代的计量历史学家转入国民收入、经济增长、政府政策等宏观研究，诺斯、托马斯等大师则另创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
近年来，中外学者用计量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亦渐兴起，但大都属于回归分析，且限于一次线性回归，并用回归方程求得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用概率求出标准误差。这种分析实际属于统计学范围，以系列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我所见最早是关于宋代会子发行的研究，以及唐代里甲户口，其余都属近代，主要在进出口贸易、货币量、个别行业的生产等方面口物价尤其是粮价的研究较多，为分析季节变动、长期趋势、周期性、市场整合等，主要也是用回归分析，不过较为复杂，如运用价格差、价格方差、价格离散差等分析，以及利用余值法、标准误差等。
计量学方法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包括生产关系；又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不能概括在历史演变过程的全部内涵。今所用回归方程多为单元或二元，有的虽加设动乱、灾荒等因素，但只能以有无为准，不能计值；而颇为重要的制度、政策等因素，只能假定不变。这都表明，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作出结论。在我看来，计量学方法应该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事实上，国外学者用。此法也大都称test(检验)，多半是检验某种假说。已有的定性分析是从广泛的考察、前人的见解和史学家的历史知识得来，它不免有夸大、不足乃至错误，用计量学方法加以检验可给予肯定、修正或否定。总之，使用计量学方法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希德(Palph W. Hidy)在就职演说中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
(五)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近年来，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在中国颇为流行，大约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之故。诺斯的经济史理论兴于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三部分组成，而以产权理论为核心。
诺斯认为，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来获得经济收益和生活保章。产权是交易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产权结构和交易的有效性是由制度安排的，其目的在于查成一种激励，使个人(企业、团体)努力以赴，获取最大收益，以至个人收入接近于社会收入，而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增长。个人收入不可能等于社会收入，因为制度安排、产权的制定和监肾执行，交易协议的达成和保证实施，都需要成本或费用，连同交易中的代理、度量、信息、不确定性(保险、投机)等费用，统称交易费用。这是过去经济学常忽略了的。而经济发展，专业化阳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的扩大，又都增加交易程序，增加交易费用。因而，新的制度安排，能唱进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效率的安排，常因交易费用方面的阻力而滞碍难行。诺斯说，长期来看，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时期总是少于经济停滞和经济衰落的时期。
在国家理论上，诺斯采取契约说。在封建社会中，他就是采取契约说领主以封赏土地换取属臣和农民的效忠。在现代国家，国家制定产权和激励制度，与个人(企业、团体)相交易；国家以服务(国防、治安)和公正(法律、裁判)与选民相交易；目的在使政府的租金(权力报酬)和税金最大化。但国家的收益要受制度成本、特别是监督执行费用的制约，加以官僚政治，制度改革常会得不偿失。像“白搭车”的现象，国家的强制力量几乎无效。国家还要受选民机会成本的制约，税率过高，选民会要求更换政府，以至革命起义。因此，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很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甚至同意历史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的看法q在论述中，他也提到伦理道德和世界观在制度的选择和决策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的是通过公民教育，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以保证制度规范的实施。例如在制度改革中，要有“灵活的”意识形态，以赢得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和老的利益集团的不反对。他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白搭车问题。因如人人白搭车，等于制度完全无效，而解决白搭车问题，除了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外，没有其它办法。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
诺斯的经济史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现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斯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完全正确。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我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斯的观点就更狭隘了。
(六)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我以为这是极好现象，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的全面发展。如何研究经济史，每人都应有自己的看法。下面简括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希望不要因此干扰别人的看法。
历史 我是学经济出身的，并曾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我认为经济史首先还是“史”，要有个历史观。我赞成中国传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总不能逆天行事；要辩证地考察历史上经济的兴衰，包括周期性。这种历史观有自然主义倾向，因而在我看来，一切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都不足取。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史料考证是治史之本，实证主义不可须臾或离。但历史真实是个认识论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并有我们时代的局限性。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精神的演进，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认识和改写。因而许多话不能说死，许多事可以存疑。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主张应作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价值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要写在后面，那是用；天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歉虚，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也有时代局限性。
我赞成结构主义整体史观，但作为方法论我们还作不到。今天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应是分工合作，以专题为主，但要有全局观点。既称经济史，在研究中还是先考察经济变迁，然后及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口这不符合逻辑思维，但较实用。
经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包括我前面未提及的中国的经济思想)都应视为方法论：思考方法或分析方法。史无定法，需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性质和资料可能，选用适当的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帛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 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因为过去注意不够，我主张大胆推广计量学方法，但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不宜凭模型创造新的理论。
制度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运行的。制度制约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也有变迁，尤其像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劳动制度等。制度变迁常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经济的衰退。一般说，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反复则多半是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而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中，例如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不仅要求有上述一般制度的变革，还要求有体制的(systematic)变革，以至根本制度的(constitutional)变革。前者包括所有制的变革，后者包括政治变革。
这个转变，在西欧就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口马克思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用了300年时间；希克斯称为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用了300年。考虑到社会、文化，布罗代尔和诺斯都说用了400年。
我以为16世纪中国经济就有向现代化转变的迹象，也有一定的制度变迁，但未能引起体制改革，即告中辍。
社会 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口同时，制度的变革往往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力量的配合才以实现。
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元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说，主要是考察人口、宗族、等级、分业(士农工商)、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据我考察，16、17世纪，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都显著的变化，但未普及到全国。
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中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就中国封建政府而论，它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上，效率要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政府。在阻碍经济现代化中，中国政府也远大于西方。
文化思想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历史上称之为“启蒙”。
经济史学者，限于精力，只能考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就是儒学文化。秦汉以后，儒学文化实际已渗入其他各家，才居于主导地位。至于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可放在社会研究之中。
文化思想变迁不是与经济变迁如影之随形，必须破除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说，思想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规律如何，我说不出。不过，就宋以后而言，我以为儒学的发展就是它逐步理性化，至王阳明的良知说，将“知”和“理”直接挂钩成一元论，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代，西方思想变迁也是理性化和解放思想)
16世纪出现的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首的反传统思潮，17世纪出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首的“经世治国”的实学思潮，都是启蒙思潮。但中国的理性化思想中，只有道德理性，缺少工具理性，不见成效口入清以后，一元化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的控制比在经济上还厉害，启蒙思潮全被扼杀，儒学转入经学。到19世纪后期以西学改造儒学，才有第二次启蒙思潮，以至“五四”运动，文化思想又都是以先导为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