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尽管未曾明言，不同的经济学体系总对应不同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正是如此，因“出发点”各异，从古典到新古典，从历史学派到奥地利传统，从行为主义到实验心理，各个体系的理论构建也大不一样。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人”概念的发展进行描述，在回顾了几次重大论争后引出“新经济人”的概念，接着在此假设下，提出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新构想，这就是文章后来讲到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关键词：经济人、古典经济学抽象、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新经济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一，导论：缘起与文献综述
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J.A.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全部著作构成了对“经济人”范例进行经验验证的宏伟建筑，“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从何而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开宗明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了经济理论的进程。然而，纵观理论更迭，论战频仍，经济学理论不断进步，其“出发点”本身却遭到忽视。经济学家总有意或无意其运用，或批评或捍卫，对“经济人”这一概念却殊乏了解，难有定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也难尽如人意，少有关于“经济人”的专著问世。屈指可数的有《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对经济人持批判态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借助于理性经济热尔架接在实证主义基础上，但理性经济人却是非现实的和不可检验的），《超越经济人》（莱本斯坦因,1976），《有思想的经济人》(米茨,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和《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一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由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1。此外，尚有散见于一些方法论集子中的短小论述，包括汪丁丁先生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几篇短文。
所幸，《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一书对“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演进作了详细评述。洋洋大观，娓娓道来，涵盖面极广，因之有关经济人假说的史实取材以此为纲。
正是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并结合经济思想史著作和若干方法论教程，笔者开始了“经济人”的研究之旅。这不独是因为杨氏在其著作中已然证明“经济人抽象”关联社会秩序的建立，而且，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之对人的理解不同，对“经济人”的抽象不同，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要理解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公允偏颇之处，自然应当从人的角度入手。
不过，与杨氏将关注重点落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上有所不同，本文愿意将矛头直指当今的理论经济学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后者将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严格假定，进而“非人化”，“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为数学符号”（凯恩斯，1936）。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正统经济学所乐道的“工具理性”使得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丧失了人文精神2。严格如神的假定和冷冰冰的数字取代活生生的人，正在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理论模型一旦面临现实，就缺乏起码的解释力。尽管凯恩斯曾热情呼唤对此加以修正，可战后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仍然按着数理化的“康庄大道”迈步向前。直到最近，经济学研究方法才得以拓宽，2002年的诺贝尔的授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似乎预示了，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正在发生悄然的变革3。笔者正是注意到这一点，并试图通过出发点本身的研究，给与新经济学变化的一些基础性说明。然而，对“经济人抽象”本身存在着大量的误解，许多方面为达成一致，因之要探讨“经济人”，自然只能首先从“经济人抽象”的演变历史入手。
二，历史的回顾：从“古典经济人抽象”到“新古典经济人抽象”，“经济人”中的道德因素被逐步丢弃，经济学也开始了其非人化潮流。
对思想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开端。我认为，如果人们只熟悉现在但对过去一无所知，或者只了解过去但对现在茫然不解，那势必会在思想上更趋保守。
——J.M.凯恩斯
“经济人”的概念源于对人性的考察。无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多么不愿意涉及伦理，却正是对人性的不懈探讨和反复争论促生了最初的“经济人”形象。熟悉经济学说历史的人总可以津津乐道亚当•斯密，以及在《国富论》中展现的“自利”的人的形象。然而，往往令人忽略的是，巨著《国民财富及其性质的研究》恰恰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密不可分。后者正是一部对人性的探讨性著作，并集中了那个时代以前几乎所有对人性考察的最终结果。今天，当人们反复争论《国富论》中“经济的人”的形象是否与《道德情操论》中“道德的人”的形象迥异甚至相悖的时候，重提此问题，旨在明晰二者并不冲突，同时也宜加说明“经济人”范畴对于经济理论构建的基础作用4。当然，也需记得，在《国富论》中其实本没有“经济人”的明确表述，可是，后来的“经济人”正由此而发端。
《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一文将“经济人”范畴的演变作了大体划分，这里准备沿用此分期。因初步形态、系统论证、严格形式化的过程，也恰切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的逐次演变。而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亦有助于加深对“经济人”概念本身的理解。值得说明的是，囿于篇幅，这里断然舍弃了经济人假说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并不是意味起源的考察并不重要，而是研究的重点发生偏移之故。不过，在讨论“经济人”问题时，也应首先表达对坎布兰、沙夫茨伯里、巴特勒、洛克、孟德维尔、孟德斯鸠以及休谟等人的敬意。正是他们的相互质询与论战将“个人利益”从中世纪的道德中解放出来。正如大卫•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中所表露的那样，个人利益，这一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正是日后“经济人”范畴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还有哈奇森。正是得益于他的启迪，“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而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并经典型的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丰裕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经济学的证明。”（杨春学，1998）5
那么，斯密笔下人的形象到底如何呢？还是回到他本人的著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其间可以看到，在渊博的学识之外，还展现了斯密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关怀。
他承认人本来就是一种不完善的社会动物，即各种互相冲突的原始情感、动机和品质于一身，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道德完美境界，但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的“痛感”和内心的“公正的旁观者”对各种情感、动机、行为所进行的细致平衡，个人度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至于堕落到无限放肆妄为的地步。6
即便如此，亚当•斯米还是给予了“经济人”的自利以严格经济学分析和论证，而且如此有说服力，使得众多信徒继承，并开始了经济规律系统的说明。这些传播者中突出的有边沁、西尼尔7、约翰•穆勒8。但无论从心理学角度还是方法论的意义，可以看到，在“经济人”的初步论证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人的严格自利外，总还有着道德的约束。由此产生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也就不如后一时代那般倾向于严格的抽象。而一旦“经济人”脱下功利主义的外衣，径直以个人的私立作为关心的焦点，不再谈论经济行为的道德问题，此刻的经济学便径直解释“无形之手”的作用，经济学的第二个大的时期，即新古典经济学就已经到来。
这也便是所谓“经济人”假说的严格形式化。如回顾经济学发展的璀璨星河看到的那样，杰文斯、瓦尔拉斯、帕雷托、马歇尔等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之人。尽管对“经济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却有着颇为一致的认为：经济人是自利的，在交换中，他的行为动机不包含增进其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为了使的经济人成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心理学和伦理因素应该抛却。这一经济学理念后来集中反映在1935年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那里，经济学拒绝讨论为什么人们会对具体的物品赋予不同的具体价值和评价。
其后，在萨缪尔森等人的推进下，“经济人”获取了更加严格的形式化表达。与之相对应的“经济人”的新古典抽象，具有了如下的特点：
在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上，从早期新古典到现代的新古典抽象，经济人的理性日益膨胀，偏离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阐述的范畴，理性行为被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特别是在数学化的一般均衡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中，经济人获得了神一般的理性，而被西蒙戏称为“超级经济人”。
正是由于此，与古典学派中相应的经济伦理观的不同，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日益减少。特别是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潮流中，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已经成为主流。此刻，经济人的数学化形式使得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交换契约中的个人行为，只去重视目的——工具的纯逻辑选择，甚至根本不把市场作为一种交换过程或制度看待，而把市场仅仅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除此之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活动环境要求完全的竞争，要求效用的最大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论则显示这本是一种机械的经济观。
经历了有古典形态到新古典形态的变化，“经济人抽象”越来越丧失了曾经为无数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伦理色彩。原本在社会生活众多层面多姿彩的人，日益退化成为完全自利，完全理性的非人化主体。从是否具备理性的角度上看，这种新的抽象似乎赋予了“人”以“神”的能力，相对应的，若果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这等于是抹杀了主体人的丰富性。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努力宣称，这样的抽象乃在于提供分析的范式，但是完全理性土壤上孕育的纯粹理论之果却始终面临着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