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

前言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第六、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情形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第六、《汉书》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独占
第三、道统的观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败坏
后语

前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谈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朝到清朝，陷于停顿状态。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尚有因秘方失传或不得善传而退步者。这完全是经济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本文的题目，是《从司马迁到班固》，并不是将中国经济思想转折、退步的责任，诿过于班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只不过因为《史记》和《汉书》中，司马迁和班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写与评价有了显著的不同。令我们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思想转变，看得非常清楚。
　　司马迁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约为150年，但思想之转折已极明显。本文即用这种方式，将二人对相同事物的见解分别列出，可以看出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态已有显著转变。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