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mpeter.J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独辟蹊径，为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Shumpeter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一个简单再生的静态经济中，当所有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经济处于均衡。如果经济中各种投入量能维持给定的数据，这种均衡就会自行重复。不过，在静态均衡中，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积累、也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自于静态均衡的破坏，而打破静态均衡的关键乃在于超额利润诱发的创新。
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Shumpeter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他们的工作，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什么，但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利润，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中的总收入增加，经济出现增长。
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对创新的模仿。在超额利润的诱使下，许多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厂商，从而使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展开，并使创新厂商的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此时，经济来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在Shumpeter看来，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而企业家的创新往往不能连续出现。由一次创新到另一次创新之间的演进，正是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变动。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S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而出现的。总之，他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及其波动性增长的思想以及创新性垄断的思想是独具匠心的，这给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研究工具上的贡献，其理论思想上的贡献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现代经济学源于Keynes, J.M.（1936）的“有效需求”革命。与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给分析不同，Keynes则倚重于需求分析，从而给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有力的解释。
Keynes本人认为，他的《通论》同传统理论（新古典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非常清楚，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和被动的；第二，传统经济学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萨伊法则识网络深化、组织创新活力，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传统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所以，Keynes的经济分析重心从经典学派（新古典）的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基于此，现代经济学才有了真正的均衡（两种力量的交汇点）分析范式，而不是经典学派的恒等（单种力量的生长线）分析范式。
关于这一点，Keynes说：“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是在对此二函数（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Ｎ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水准，f(N)与φ(N)常相等。故当Ｎ增加，Ｚ（＝φ(N)）增加时，Ｄ（＝f(N)）亦必与Ｚ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经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Ｎ取何值，收益Ｄ常与总供给价格Ｚ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变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予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总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与“恒等”的概念差别就是：“均衡”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互交叉的一个点；而“恒等”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处处重合的整个一条线。其实，关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过，只不过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总体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顺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实质上的“恒等意义”，因为它是萨伊法则（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总超额需求价值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观念性原则。
基于Keynes的理论，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尽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关键假定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即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为gw=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
不仅如此，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对稳定增长条件的说明。按Harrod的说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稳定性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率gＡ 、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gw 和人口增长率gＮ 三者之间的吻合度，要实现完全稳定增长，必须要求gＡ＝gw＝gＮ 。但问题在于，这一条件不能自发实现。按Harrod的解释，gＡ与gw 的差异来自经济现实的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并不能依照经济体系本身自发地加以调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不稳定。如果gＡ>gw ，则实际资本－产出比低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从而投资者会进一步投资，这会进一步提升实际经济增长率，直至受到劳动量的制约才会停止。相反，如果gＡ<gw ，将导致实际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促使经济中出现失业。因此，Harrod-Domar模型结论是经济的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注定了该理论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尽管它建立在Keynes理论之上且出现在大危机过后不久。Robert.Barro在谈及这一点时说：“尽管这些贡献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今天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这些分析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基点模型。
鉴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且不稳定性的结果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实际经济波动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长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该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产技术假定，代之以资本和劳动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Harrod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能自发相等的困难。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而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则因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而被回避掉了。这样便可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不过，Solow模型中的储蓄率仍是外生给定的。Cass-Koopmans(1965)将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储蓄率，这样便建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数学形式来源于Ramsey(1928)的论文。在该论文中，Ramsey构造了一个动态优化的模型，并运用古典的变分法得出了决定储蓄率的Keynes-Ramsey规则，从而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
尽管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与Solow-Swan模型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是相同的，即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基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这在本文的增长模型综述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只作简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类，从模型中对生产函数刻画的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可划分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两大类。凸性模型强调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收益不变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这类模型可以认为是AK模型的推广。
非凸性模型则设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该类模型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却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来综述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金融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就供给层面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机制探究上，新增长理论没有作特别的论述，只是将内部机制产生的结果体现在生产报酬递增性函数上。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方面：生产报酬递增何以得到出现。
就增长动力因素的选择上，新增长理论非常强调技术因素，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并且也认为制度安排和技术进步在长期中是互动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因素。不过，对制度进行内生化处理及经验性研究显然是不成熟的。另外，新增长理论在技术和制度的共性方面缺乏研究。事实上，技术和制度都是人类所创造的“知识”，而对知识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必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方面。
另外，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形式主要采用Ramsey式动态优化框架和确定性模式。从经验研究来看，Ramsey模式在解释储蓄率问题时表现并不理解，所以，丰富和发展Ramsey分析模式也是值得做的工作。至于突破确定性模式，构造随机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周期，而利用随机模型似乎可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与周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