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商人支配生产和工场手工业
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一是工场手工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封建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过渡的“两条途径”。
商人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古老的资本形式，封建社会晚期，大理出现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不是所有商人支配生产都具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指的是那引进支配小生产者的劳动的包买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的包买主，语义略有不同，指的是由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商人。[20]①我们现在史料中所见，主要都是马克思所说的包买商这种类型。
列宁所说的包买主的五种形式，在我们看来，其前三种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这里，他们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来支配生产的，这种支配，尽管可以占有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但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否则，象后来我国买青苗的情况非常普遍，亿万农民都要进入资本主义了。在我们考察的行业中，如商人对茶农的“先价后茶”，对蔗农的放“糖本”，对烟民的“给值定山”，对纸坊的“以值压槽”，都是这种况。我们考察它们的资本主义萌芽需另有依据。
所谓包买商，他实际是(1)“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2)“成了超过他原来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3)他“为了 以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21]②，以购买原料供了的劳动力使用。我们是按这三条来确定包买商的性质的。
清中叶丝织业中的“账房”，可称为包买商的典型。它不权配机户，还支配染丝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并大多是计发工资形式，有相当大的追加资本。安掌握了全部生产过程，是相当完备的资本主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丝织业在明后期已有工场手工业的雏形，而到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
据我们考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包买商的形式并不多。象广东佛山的铁钉、铁针业，景德镇瓷器的红炉(釉上彩)业，是受包买商支配的，但它们只是冶铁、制瓷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事实上，我国包买商制度的大量出现，还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事情。
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商人支配生产，除包买商制外，还有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
商人雇工生产，在农产品加工中甚为普遍，从砻米、磨面到油、酒、酱、醋都是，它们多是前店后厂，也有的是附设作坊。按说既是商人雇工，即是受雇于资本，为市场而生产。但是，要确定其资本主义性质，还必须雇工有一定的规模，有生产关系的具体材料。据我们考察，还只有某些地方的制茶、创烟丝、榨油作坊比较肯定，为数并不多。至于酿酒、制糖、造纸，则多半已成为独立的工场手工为了。
商人雇主制和商人投资于工场手工业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投资是否已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商人在陕西南部开设的圆木厂、枋板厂，投资颇巨，雇工众多。但所产木料，一般仍是由该商人运出山来，以至运销河南、江苏。这里，投于木厂的资工未转化为产业资本，其利润也主要是运销利润，并由住在大城市的商号统一核算，因而我们视为商人雇工生产。反之，如北京西产的煤矿，也是商人所办，而所产的煤大都一出窑就卖给别的运销商，煤矿的资本也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它就不是商人支配生产，而是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两种资本的性格有所不同。
棉布加工业中，苏州一带的踹坊，雇工近二万人。他们实际是由商业资本布号发工资的，但又有包头组织作坊，也有投资，商人只垫支可变资本。可以说是介乎包买商和工场手工业的一种中间性质。为棉布加工染坊，规模比踹坊更大，可能也是这种性质。但因鸦片战争前的有关经营的史料未详，还难肯定。
通常论及商人支配生产的特点是，它不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而是维护这种生产方式。不过，这就包买商制而言。在商人雇主制中，就多少已经改变了；在踹坊这种形式中，也已不是个体生产了。当然，就更多的革命作用来说，还是工场手工业。事实上，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也还是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分工，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再生产。但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一点。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工场手工业是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那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后)的情况相比的。有些行业，如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本来没有多少劳动分工。有些行业，如造纸，虽说“过手七十二”，实际一人可兼不同工种。在我国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的制瓷业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加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倩，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在我们的考察中，一般不以场内分工多少作为工场手工业的规模，而主要看一个资本支配下劳动者的数量。
我们所见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工场手工业，是四川的井盐业。其也因井、灶等的专业化妨碍了场内分工。并且，它用工最多的是“担盐之夫”“盐船之夫”和“挑水(卤)之夫”。前两种可能是按件计价给个体劳动者，担水夫则史料有明确记载，都是临时工。一套井灶所雇用的固定工人大约不过一百人，我们也依此决定其工场手工业性质。富荣盐场头号资本家族王三畏堂雇用的固定工人共一千二百余人，二号资本家族李四友堂三大灶共雇佣固定工人五百余人。这恐怕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主了。采矿业，固然矿工众多，但雇佣关系复杂，前已言及。惟云南铜矿，最大的商人投资据说有二十万两，可能也是大资本家了。
六 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意义
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探讨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一个萌芽过程。然而，它有着广泛的意义，它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这一外来名词的含义，而以为它指的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机器隆隆作响的怪物。如果是这样，对于发生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就只能从文艺复兴和精神上去找原因了。不幸，当时输进的西方史学也正是这么说的。[22]①其后，《资本论》介绍到中国，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加以外国资本在中国势力的嚣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历史，仍然是不肯定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改后，发生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中，任曙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论点，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资本的“伟大作用”。任曙是中国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家，他在这个时候提出外铄论，其含义就不同了。虽然不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都是提倡外铄论，但他们都是把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等同看待，认为两者是“共存共荣”的，“好象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内合股经营”。因而，只要外国商品占领市场，并进入农村，就“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热势力”，中国就“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23]②这就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取消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历史上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有一章“现代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澳洲建立资本主义工业，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工人。聪明的皮尔先生，不仅把价值五万镑的生产设备和生活资料从英国运到澳洲的斯旺河畔，还带去了三千名男工、女工和童工。但一到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给他铺床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他带去的人都去弄块土地变成小生产者了。马克思说：这里是“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记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24]①
可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块处女地。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并不需要输来资本—雇佣关系，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术高超的熟练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原来就是租用中国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上海开埠后，第一家外国船厂伯维公司也是这样。“很少人能相信那人时候黄浦江上居然能修造汽船”，可是，第一条汽船“先驱”1876年下水了，“雇的是宁波木匠，用的是中国柘木与樟木”。不仅如此，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业，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添置机器而成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工场手工业，1869年左右引进西洋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商、洋务派或民族资本家，在开设第一家近代纱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找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早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所有封建礼教问题，也于光绪初清政府一场关于茶厂女工的廷议中解决了。
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务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人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是孤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长期流行着一种中国是个停滞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上溯到黑格尔。在他看来，中国是“永无变动的单一”，“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25]①当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求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候，包括那些阐述“白种人责任”的历史学家，倡导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理论下，中国的现代化及任何进步，都只能寄望于西方的炮舰、牧师和资本家的到来。随着中国的殖民地化，这种理论也众口铄金，并由西方传到东方。三十年代，乃至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专门研究了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有待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加以“克服”[26]②。
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会出现或长或短时间的停滞以至倒退，完全是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辉煌发展的时代，也不乏悲惨的倒退。资本主义萌芽所考察的时期，确是中国在经济科学文化上发展比较迟缓的时期，但它是一个酝酿着巨大的变动的时期。我们所看到的明清社会，无论在生产方面或者在流通方面，无论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上，都是一个个不为演变的过程，形成一幅觥筹交错的活动画面。正是在这种变动中，出现了新的、尽管是十分微弱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随着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停滞论彻底破产。但是，研究历史的任务并未终结，理论斗争也不曾停止。六、七十年代，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在国外又出现多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这些学者，比较集中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生产力的状况，着重从积累与消费、人口与环境以及技术等方面探讨近代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并注意运用了经济计量学方法。但是，他们普遍忽视了我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演变，更不曾注意到或者根本否认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有些比较流行的理论，如“传统平衡”的理论[27]①，“高度平衡机括”的理论[28]②等，实际是一种新的停滞论。因为这种“平衡”意味着静止，失去内部能动力，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仍然只有依靠西方的“刺激”和资本、技术、管理“帮助”了。
在国内，也有一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系统”的理论。它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王朝变迁和大动乱)；另方面，这种振荡总是使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表现为停滞性。[29]③
超稳定论也就转变为外铄论。“是否任何国家，任何文明系统都能自动产生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人显然这样认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给这种必然的信念以致命的打击。”“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系统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拒绝受其他文明系统的信息(负熵流)，只能在平衡态附近振荡，不可能产生新的结构。”[30]④
也有人从法权、文化观点出发，得到同样结论：资本主义，“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播于世界”；“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那真是梦呓!”[31]①
我们将不对这些理论进行评论。我们只是探讨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历史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有无文化大革命)。我们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绝不含有“中国也有”争一口气的意思。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也明确地观察到，它的出现甚迟，比西欧差不多晚了两个世纪；它的发展极慢，到鸦片战争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要研究它为什么发展这样迟缓，因为这也是近代中国经济落的原因。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封建经济，经过长期的自发的调整，确实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它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十分坚固。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凝固的体系。它尽管推迟、但不能阻止新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微弱，毕竟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就要在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本主义工业不是直接过渡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不必预示要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衰亡，兔起鹘落，然后才在某个地方，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
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生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
本文开始时曾说过，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除非不可抗的原因，它是不会中途夭折的。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复杂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情况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欧，意大利某些城市和荷兰某些城市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而出现萌芽较晚的英国首先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不过，这和葡萄牙特别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崛起、囊括新大陆贸易，和英荷三次战争、英国成为海上霸主，都是分不开的。原来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是在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变动，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都是不可抗力量。
在我国，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佛山冶铁业，嘉庆以后就见衰落，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日趋枯竭。规模颇大的云南铜矿业也是这样，至今不能恢复旧观。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由于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落了。这都是不可抗力量。
我国的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商品入侵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至被摧毁，这当然也是一种不可抗力量，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同归于尽。但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当时受摧残最厉害的是农家棉纺织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手纺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为机制纱所代替。但手织并非如此，尤其是农家自用土布，生产一直超过鸦片战争前水平。其次是冶铁业，但受打击的是土钢，而土铁则直到二十年代还保持着鸦片战争前的产量。据我们考察，三十六个传统的手工行业(不包括艺术品行业)中，受到摧毁的有手纺、土钢、土针、土烛、踹布、制锭、创烟、木板印刷等八个行业。其余大多是有所发展的。此外，鸦片战争后还出现了二十余个新手工行业。在近代中国，如我们所见到的洋布和土布、洋铁和土铁、洋纸与土纸以至西药与中药实际是两个平行市场一样，许多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也是平行发展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族近代工业发展最快时，也是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四十年代民族近代工业陷于半破产的境地，手工业又有了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三十六个传统行业中，在鸦片战争前，有二十个还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除有五个被摧毁外，都逐渐出现了工场手工业，有的出现包买主。最引人注目的是织布业，我们曾说由于棉纺织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而使得整个资本主义萌芽黯然失色，现在，手纺是被摧毁了，手织则有了工场手工业，也有了包买商。这样，三十六个传统手工行业，除被摧毁的外，全部都多少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兴的手工业中，如火柴、肥皂、搪瓷、油漆、铅石印刷等，大都是手工工厂；织袜、发网、抽纱、草帽、钨砂等，都有包买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鸦片战争前还微不足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则已在国民经济中占一定地位，其总产值大约还超过民族近代工业。我们是把1940年以前的工场手工业等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一个人为的界限。其实，我国工场手工业(以及包买商制度)的繁盛，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决不是萌芽“中断”，而是它的延续、继承，并大大发展了。
在我们所考察的三十六个传统手工行业中，除了被摧毁的八个外，有十六个(恰好一半)行业，是有部分手工工厂逐渐采用机械动力生产，开始向机器工业过渡。有些行业，如采煤、缫丝、磨粉，尽管早已有了新式煤矿、丝厂、面粉厂，仍然有土窑、土丝、土磨向机械化过渡。鸦片战争前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除了三个被摧毁外，基本上都有了向机械化过渡的现象。其中萌芽发生最早的丝织业最为典型，由包买商、工场手工业发展到象美亚这样的现代化绸厂。惟景德镇制瓷业，虽经试和机器生产，终不如手工精致。新兴手工业多半是国外输进的，也更容易向机器工业过渡。
农业方面，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极其微弱。鸦片战争后，直到解放前，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是，无论是富农雇工从事商品生产或是地主经营商品生产形式，比鸦片战争前，都增大了不知多少倍，还有一些生产橡胶、果品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公司，则是以前没有的。
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并不限于它的继承和发展，前面已提到过，它为中国近代工业(包括外国资本)的兴起准备了现成的雇佣关系，准备了熟练工人，也准备了市场。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也为近代化作了准备。中国近代工业，确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引进、或者说是移植过来，但和它并行的，还有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逐步过渡来的部分。即使移植过来的，如前所说，第一家外资工厂、第一家洋务派工厂和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厂，也都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的。以煤矿而论，有些新式煤矿，就是在土窑的基础上，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有些是另行勘探，全部另起炉灶，但原来土窑的矿夫变成新矿的矿工，乃至一些土窑窑主也变成新矿股东。差不多所有的新式煤矿，其矿区原来都有大量土窑生产，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我们曾一再指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指一厂一店。它的延续性，或资本主义关系的继承性，也不是指某厂某店，而起码是指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这种生产关系。正如在生物界中，所胃遗传，从来不是指个体，而是指群体；因为物种是由居群组成的，所谓进化，也不是指个体，而是指群体遗传基因频率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