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曾经简练地将科学与历史划等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和世界。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研究世界和研究中国，基本内容就是相关历史。研究经济学的就要研究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历史。
一、经济理论来自经济史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49年前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到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经历了曲曲折折，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这主要是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的。邓小平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
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也有许多经验与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相悖。相对于西方典型市场经济的四个特征：私有制、完备的法制、崇尚个人主义、多党制，中国经济体制却包含着：公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共存、半法制化、崇尚集体利益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证明，这四个方面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相当的效率，这种历史现象将催化中国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应当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才有助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即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口、就业、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
正因如此，老一代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在谈到经济史的重要性时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陈振汉先生也反复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是根据经济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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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只有能够说明经济史的经济理论才是有意义的
刘国光在1983年带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他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邹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刘国光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实际上，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分析过抽象逻辑与历史常识的关系，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多了逻辑少了常识，而中国一些学者则相反；缺少逻辑的学者往往被认为是研究不够深入，但是少了历史常识的逻辑则可能百无一用，甚至误入歧途。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