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条史料引发的联想
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有一条经常被人引用的材料。这条材料记载苏州金箔业中的一位董司，因触犯行规被同行活活咬死。见于近人黄钧宰的《金壶逸墨》。原文如下：
“苏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只许一人，盖规例如此，不欲其广也。有董司者，违众独收二徒。同行闻之，使去其一，不听。众忿甚，约期召董议事于公所。董既至，则同行先集者百数十人矣。首事四人令于众曰：‘董司败坏行规，宜寸碟以释众怒。’即将董裸而缚诸柱，命众人各咬其肉，必尽乃已。四人者率众向前，顷刻周遍，自顶至足，血肉模糊，与溃腐朽烂者无异，而呼号犹未绝也。比邑侯至，破门而入，则百数十人木立如塑，乃尽数就擒，拟以为首之四人抵焉。”[1]
这条史料，曾被许多研究者看成是鸦片战争前清代手工业行会制度下出现的事物。有人把它作为行会议定条规必须共同遵守的正面证明，[2] 有人则把它看作行会规章开始受到突破的反面例证。[3]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判明这条材料的确切时间，当我们把它放到本来的历史环境中时，它所反映的问题，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一百数十人把一个人活活咬死，这种行为，只能发生在相对愚昧的中国封建社会，而不可能发生在相对文明的中国近代社会。人们作这样的推断，自然有它的相对合理性。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手工业行会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记载， 这都是可能的。然而，见于《金壶逸墨》中的这一事件，却的确不是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主义的中国，而是发生在上距鸦片战争足足有三十个春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体地说，是在中国的机器大工业早已出现的1872年12月14日 。[4] 这里至少有三条记载，可以确切不移地证明这一点。一是1874年出版的一位当时人的记录，内云：“同治壬申[十一年]，苏郡有飞金之贡。先是，业金箔者，以所业微细，自立规约，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盖以事此者多，则恐失业者众也。其时，有无赖某者，以办贡为名，呈请多授学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广招徒众，来从学者，人贽六百文。一时师之者云集。同业大忿， 於是援咬死不偿命一言，遂群往持其人而咬之。人各一口，顷刻而死。吴县令前往检验，计咬伤处共一百三十三口，然何人咬何处，人多口杂，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问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谋先咬者一人论抵。”[5]
二是1872年上海一家中文报纸的报导，内云：
[《申报》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苏州金箔一作，其生意则甚大，其工价则甚昂。每一字号之中，只准留学生意一名，以习此业，不欲广其传也。该行中向来规例如此，亦相承至今不变耳。盖缘其业成之后，每日辛工所患，则有七千余文之多，故人视为利薮 ，而不能不为耑利之计也。乃有双林巷开金箔作之董司，己犯成例，不与众谋，另收一徒。 同行中之人闻之，无不大怒。强行禁止，该董司不从，且赴县署控告，谓其同业把持。宪堂讯两造，谕以该业私立规条，本非国例所当管办，特既有此规条，则将来宁勿犯之，以免拂人心而肇衅端云云，此案姑宽深究焉。乃董司因此遂任意不肯改从，仍收其徒而不遗。且又结衙役为护符，自以为同业虽多且横，可以无我何矣。众工匠俱各愤怒不平，其势汹汹，会集定计，召董司者于某日来公所议事。董司不敢不应召，而又畏其凶顽，姑偕衙役数人同往，以作保卫之计。乃甫到公所内，见有一、二百人早已聚集。见董司既已入门，遂将衙役驱之门外，紧闭公所之门，衙役捶门不得入，但闻门内呼号之声甚惨，喧闹之声甚厉而已。衙役心知有变，且门内者呼曰：“尔如欲启门， 除非请县尊来。”遂飞奔回署，报之邑宪，邑宪至，破门而入，则见一裸尸系于柱侧，自头至足，血肉模糊，不分上下，盖几如腐烂朽败者一般矣。而此一、二百人者，见邑尊来，则皆木立如塑，[6] 既不哄散，亦不畏惧，视其唇齿之间，则皆血污沾染，如出一辙焉。盖此人已为大众口咬而死矣。于是令闭大门，使众 无从逃逸。皆就擒焉。此本月十四日事也。夫工匠者虽系愚蠢之辈，何至居心悍毒如此所为者， 只同行私利，乃出此极刑，亦惨刻之至矣。是非亟申王法戢此刁风不可也。又传邑尊于公所讯问时，有一儿在侧，系亲见者。供云：初将董司裸缚柱，有四人者，令于众曰：董司坏我行规，可恶已极，理宜寸磔，方快我辈之心。今与众议，不用凶器，而置之惨刑，则王法所不能及，官刑所不能加也。尔众人各咬其肉，肉必尽乃已。于是众人争相上前，摇唇鼓吻，登时肉尽，血溢满地， 而其人转辗数刻方毕命云。 距邑尊之至公所， 盖董司方绝气耳。呜呼，奇酷异惨矣哉。[7]
三是同年上海一家西文报纸的苏州通讯，内云：
“这里几天前发生了一件最令人恐怖的谋杀。由于整个事态使我们能够揭开在这些不可思议的人们中间流行的某些传统习惯的内幕，同时看清中国行会在它们认为它们的权利和长期遵守的惯例受到侵犯时能够干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 我想，向你们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不是没有意议的。“苏州金箔业者有许多长期建立起来的传统，其中有一项就是作坊老板一次只能雇一名学徒，而且还只限于大作坊。这项手工艺的学徒期限是三年，只有在一个学徒期满以后，老板才能雇另一名学徒。它的目的，在于使工匠的人数，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以内，以保证他们目下每天七千三百文的高工价，不致下降。有一个同时又是行会首董的作坊老板，前此不久提议打破这个长期保存的惯例，要求在一个学徒期满以前，雇用另一名学徒。这引起了同行的骚动和反对。于是这位老板呈请县官处理这个争端。尽管存在着旧的惯例，县官还是决定学徒的使用，可以超过一人，不过只能偶一为之，以免引起工匠的反对，求得相安无事。然而本业工匠仍不满意这个决定。他们竭尽一切办法企图使这个行董打消招收第二个学徒的计划。而这位行董倚仗县官的判决，仍然一意孤行。当他受到工匠的威协时，就去请求衙门的帮助， 以期得到保护。工匠们最后请他到公所谈判，他在几个衙役的保护下来到公所。当他到达之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一百二十名工匠。 他们把衙役推出门外, 然后关上大门。衙役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公所，都归于无效。他们被门内的工匠告知： 只有县官本人前来，方准进入公所。当衙门听到他们陪同前来的作坊老板的惨叫而又无法破门而入之时，只好赶紧去报告县官。于是县官立刻前往公所，并且一到就被引进。但是，当他一进去，就大吃一惊。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付非常可怕的情景。大厅的柱子上绑着一个赤身露体而已经死去的人， 从头到脚布满了被牙齿造成的咬伤。县官于是立刻关上大门， 以防止嫌疑犯逃跑。然后叫来一个在场亲眼看到这付恐怖情景的小孩，要他叙述事情经过， 并指出为首的人。这个小孩指出为首的以后，作了以下的陈述。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当作坊老板来到之时，工匠已经聚会在公所。他们先是把衙役推出门外。关上门以后，他们剥下了受害者的衣服，然后把他绑在厅柱上。内中有一人告诉他，由于他破坏了行规，他们决定每人咬他一口，一直到把他咬死。谁要是拒绝参加这个可怕的行动，就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谁。这样，他们就一起上去把这个倒霉的人绑好，在他的周身遍地咬起来，直到他死去。当县官来到时，这些野蛮人刚刚完成这一可怕的勾当，还没有来得及揩干净他们嘴上的血迹。四名为首者被拘留，等待侦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不会判处谋杀罪，因为中国的法律还没有规定咬死人要处死罪这一条。尽管这件事是那样可怕，在苏州，人们却津津有味地谈论不已，就好象演了一出绝妙的笑剧一样。”[8] 行会对学徒的限制，长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行会之中。“学徒三年，一出一进，毋得滥规；”“三年期满，出一进一”。类似这样的规定，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手工业行会的行规中，是广泛存在的。[9] 就是在苏州的金箔业中，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7年还能看到造箔工匠“倡众停工”、“倡议停收教徒三年”的记载。[10] 所有这些，只能是反映行会生产关系的牢固。它不能说明“手工业作坊在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变化，”更不能拿来证明“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出现1872年苏州金箔业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 也只能是意味着原有手工业行会生产关系的牢固和延续的强烈要求。
不言而喻，那些没有出现这出悲剧的行业，并非就不存在行会的牢固统治。苏州的手工业行会多至七十余个，许多手工业行会在70以至80年代，还对产品规定划一价格并实行统一工价，以限制竞争和自由雇佣。苏州小木公所和梳妆公所在90年代的行规中，仍然规定控制学徒人数和限制入行的各种措施。[11] 行会的硬壳，延缓了苏州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这是不移的事实。
这种延续是不是仅限于苏州一地呢？看来也不是这样。就在苏州案件发生以后十年，人们从报纸上还看到在杭州的锡箔业中，有这样的记事：“杭州锡箔作坊于收徒一事，规则极严，费用亦钜。非逢乡试之年，不能擅收。起师满师，皆须遍请同业。一经学满，须为师家白做三年，方可外就。”[12] 而在福州，甚至在此以后十五年，还出现“超过行会规定多收学徒的店东”，“被残酷地打死的故事。”[13] 可见，这种延续，并不限于苏州，带有普遍的性质。
把这件事放进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特定环境中，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19世纪的70年代，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开始出现的时期。当苏州金箔业的一个试图突破行会限制的老板，因多招了一名学徒而被一百多名同行工匠活活咬死之时，正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正式产生之日。[14] 一边是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一边是封建行会势力的统治，这是一个多么不协调的局面！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确确实实是在这样一个不协调的环境中诞生的，这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
当然，不能把行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绝对对立起来。行会是封建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这是经典作家一再指出过的。[15]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行会制度又发生了多种变化，这也是经典作家根据欧洲的历史所作的论断。[16] 在封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行会本身不但经常变化着，而且在它自身的运动中，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某些古老手工业中，同样可以看到。在苏州古老的手工业中，也同样存在。例如，同是在手工业行会势力支配下的苏州丝织业和踹布业，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它们或者有了类似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的散处织工，或者有了类似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它们和箔金业中的情况相比，似乎还看不到行会的那种严格的限制。那么，苏州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是不是首先从这里出现的呢？事实恰恰又不是这样。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照。
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之出现于苏州， 是在苏州辟为通商口岸的1896年以后。在这一年七月，上海的一家报纸出现了以“苏州在进步”为标题的一则不寻常的报导。报导中说：“这个新开口岸的前景是：一个建筑宽敞的新丝厂，最近已经完工，同时一个大型纱厂也已经接近完工。”“ 在未来的电灯公司的厂基上，已经立起了界碑”，“在新租界东边的密渡桥头，另一家丝厂差不多也已完工，而使用外国机器的碾米厂、砖瓦厂等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在开始进行。”[17] 七月以后， 这方面的报导，更是纷至沓来。铁路、[18] 轮运[19] 和新式银行，[20] 都在开始酝酿筹划。这些蓝图，虽然还都停留在纸上， 但是把它们都放在“苏州在进步”的标题底下，看来仍然是合适的。
原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踹布和丝织两项手工业，现在是一付什么样的情景呢？
请先看踹布业。
在下距鸦片战争一个多世纪的1730年，那时苏州踹布业的生产组织是：“踹坊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21] 从这里可以看出：踹坊内部的雇佣关系，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同时又具有很不完全的形式。在这里，包头是踹匠的雇佣者，但却不是主要生产资料——布匹的所有者。他雇佣踹匠，但却不支付工资。他也垫支资本，但又通过踹匠按名收取生产工具的赁价。他的身份，对踹匠来说，像是“老板”，对布商来说，又像是牙行一类的中间人或包工头。真正的资本家，不是踹坊老板， 而是发布交碾的布商。一直到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1872年，苏州踹布业的生产组织，始终维持原状，没有变化。“凡各布号已经坊户立折，仍照常领踹，”“新开布号，亦由号择坊发踹”[22] 一切悉沿旧章，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如此。
如果说，踹布业可以看作资本主义萌芽“停滞”之一例,那么丝织业就可以说是“发展”之一证。
鸦片战争以前，在江南的农村蚕丝业中，除了“纺经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的所谓“乡经”以外，还普遍流行“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的所谓“料经”。[23] 对此，1822年苏州的一个碑刻有这样的记载：“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计工授值”。各乡匠揽织机只，每有“勒加工价”，或“将付织经纬私行当押”，甚至“将货具经纬私行侵蚀”[24] 从这里可以看出， 机匠织丝所需的原料和货具，都来自“机户”的供应。也就是说散处的机匠，已经是丧失了原料和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他们是家内工作而领取工价的劳动者，他们和机户的关系，已接近工人和老板的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散处机匠的小生产者地位，看来受到进一步的削弱。这从1896年也就是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苏州首次出现的那一年丝织业中机匠反对捐税的一则报导中，得到可以据以分析的信息。报导中说：“苏州城区和郊区大约有缎纱机14000架。多年以来，机匠必须按织机数目交纳捐税。 但是最近机匠都只报一架织机，尽管有人不止自有一架。几天以后，苏州牙厘总局[25] 决定增加课税的机织数，结果是管理织务的主要监工立即停止工作。他们平时购买丝料进行染色，雇佣女工绞制，最后交付机匠织造。有的织机，织了一次要闲好几个月。织业的突然停止，造成上千的机匠失去就业的机会。”[26] 很清楚，这里的监工，实际上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机户的发展。他们和机户不同之处， 在于他们更加直接地组织生产。报导中还说：“监工通常是织机的所有者，但是税捐由机匠交纳。监工从付给机匠的工资中扣下20％，这一笔钱监工留下用于支付税捐。”[27] 如果这条报导确实，那么机匠的独立地位，就肯定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因为，此时他不仅丧失了原料的全部，而且最终丧失了生产工具的全部。[28] 丧失了全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机匠，以后就经常受到失业的光顾。当时间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报导。其中，1900年的一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此可于以下三则报导中见之：
一、苏州“绸缎织工最为可怜，亦最为可虑。当人心惶惑之时，各绸庄停止进货，各放料机坊，以织出之货，无处销售，相率停工，以致机工失业者数千人。该数千人，向恃织机以为事畜之资，一旦停工，则别无谋生之术，即别无谋食之方。倘以饥寒而起盗心，岂不可虑。幸本地官绅富商各捐银米，设法救济，俾数千织工有饱暖之庆，无冻馁之忧。[29]
二、苏州“机业职工，从来有缎纱机一万余个，其所关联职工，实不下十万余人,” “然现罢其职者，机织职工，约七八千人而已。”“其依然在旧职者，亦非敢必有定业，皆空手坐食。”失业者“多转业于大道上贩粥野菜食物，或为团勇及营兵。其竟无为之民，典当家财，以待复业之日。其最困穷者，被官粥局给养。[30]
三、“苏垣官场自机匠肇事，惩前毖后，恐若辈再生争端，而适有某绅献招集机匠重修金鸡河堤之策。当道极为采纳，已饬员另编机户详册，均须报明年岁。如有年富力强，愿承斯役者，准其报名注册，听候给工兴役。其大略章程，闻将城中瓦砾装运出外，从事筑堤，以为一举两得之计。”[31]
失业机匠的出路何在？“饭粥野菜食物，”充当“团勇及营兵”和筑堤苦工，再有就是“典当家财”或进施粥厂。
很清楚，一极已经形成一支数量不小的失业手工丝织机匠，另一极却没有形成吸收这支失业队伍的资本主义现代丝织工厂。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资本家，这是不移的客观事实。在资本主义萌芽“停滞”的踹布业如此，在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丝织业中，同样如此。
那么，苏州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中的第一代资本家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找到了确切的具体根据，但是却可以寻出一些有轨迹可循的蛛丝马迹。
苏州出现的第一批现代工厂，是1896年苏州开埠后同时筹办的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在这两家工厂出现的同时，我们从当时的新闻媒体中，看到一则这样的报道：1896年9月，有一位浙江湖州籍的丝商，正在从他的同行中筹集资本， 打算在苏州设立一家按照“外国原则”经营的中国银行。[32] 我们还知道，上海的第一家华商丝厂，它的创办人，也是一位经营生丝出口的湖州丝商。[33] 我们又知道，苏州第一家丝厂——苏经丝厂，是在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之下，由苏州商务局出面主办的。然而，开工不久，就出租招商承办。[34] 因此，这个丝厂的承租者，即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之中，有来自经营生丝出口的商人，也许是一个有几分根据的假设。[35] 我们还知道，苏州第一家纱厂——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有着同样的历史。而承租纱厂的人，正是苏经丝厂的承租者。[26] 如果上面的假设，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真正现代意义的第一代资本家，从苏州这个地区来说，是来自和对外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商人。我们又知道苏经、苏纶两厂出租不久，就因经营亏损，曾经计划“转包洋商办理。”[37] 其后又积欠德商瑞记洋行之款，“轇轕不清。”[38] 从这些蛛丝马迹看来，这些真正意义的资本家，不但是和对外贸易有联系的商人，而且是和外国洋行有交往的商人。
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上，有这样一种意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也就上文所引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导向性。然而，从苏州一个地区看，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最先出现在棉纺和缫丝这两个部门之中，也就是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怎么显著的丝棉纺织工业的第一道工序上。而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部门，却是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丝织和踹布，也就是丝棉纺织的最后一道工序上。这可以说是苏州本身的一个纵向的比较，它证明了这个导向性是不存在的。
我们还可以拿苏州和邻近的无锡作一个横向比较，得出同样的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苏州是一个闻名的传统手工业城市，有着悠久的手工业历史。在明清时期,相传即已有三十多个手工行业，每个行业又有众多的铺户作坊。[39] 根据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苏州也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较早的地区。如果按照通常的、一般规律，苏州这个城市，应该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提供了更适宜的土壤。然而，实际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到1896年，也就是苏州对外开埠以前，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以后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和邻近的无锡加以对照，反差就更加刺目。在1895年以前，无锡除有小量的手工作坊以外，别无其他工业。它的第一家现代工厂，是1895年成立的业勤纱厂，和苏州的苏纶纱厂比较：不过早了两年。但是在以后的年代中，无锡现代工业发展的脚步，显然大大超过了苏州。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无锡已经拥有大小工厂151家，单是大型纱厂就有6家，而在同一时期，出现在苏州的工厂，则不足30家，其中纺纱厂，始终只有苏纶一家。[40] 20年代中期以后，无锡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城市，”在全国工业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而名列第五。[41] 而苏州则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座以手工业闻名的古老城市。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是由许多不同的条件所造成。这里不可能也毋需进行全面的分析。但是有一点看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锡不像苏州，它原来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手工业城市，从而也没有壁垒森严的手工业行会。在苏州那里，历史上存在过的手工业行会，至少在70个以上，[42] 而在无锡那里，到1911年为止，人们还没有见过手工业行会的历史记载[43] 。如果说，苏州手工业是处在行会的封建行规的统治下，难以向现代工业转化，那么，在无锡那里，手工业却存在着自由向前发展的天地。由此可见，苏州的行会统治，不但对苏州手工业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利的因素，而且对苏州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