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溯源性多种考察与实证性创新探索
“创新”是近年来十分火爆的“关键词”，“源头创新”之说时常为人称道，经济史学的溯源性考察无疑是创新性研究的重要内容。诚如上述夏鼐先生创新性溯源研究引起重视一样，一年来，经济史学研究中溯源性考察呈现鲜明特色，这与古代研究依然是科研重头分不开。
“三农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农业的溯源研究引人注目。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一万两千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推前了三千年，这也鼓舞人们的农业溯源热望。陈淳等《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6)，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与考古学实例分析，提出稻作农业在良渚阶段成为主要经济形态，到马桥文化又退回到狩猎采集经济；而农业经济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由于野生资源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特别提示，研究农业起源要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粒来确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模式，应当从人地关系及其互动等来了解农业起源的潜在因素和具体过程。
从事会计学长期科研与教学的李孝林教授，在其《会计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说》(2)文中，针对会计产生时间的两种论点即旧石器中晚期说和奴隶社会初期说，依据较充分的史料考证，论证原始账簿是会计产生的主要标志，提出会计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溯源性考察中出土资料的准确释读与合理运用十分重要，叶玉英《论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经济史料价值》(4)，考察这本与《九章算术》性质相同却早约三个世纪的数学书，对其中涉及的经济史料包括物价、关税、合资、贷息、利润率、亩产、地租等内容深入研究。此书所反映的时代为战国至汉初，而此间相关资料十分罕见，其经济史料对研究相关问题尤其是考证渊源是弥足珍贵的。
运用出土资料进行经济法规等方面的溯源考察，如李天石《从睡虎地秦简看秦朝奴隶与唐代奴婢的异同》(6)，比较秦简与唐律，看出后者中若干良贱身份制度的律文源自前者有关奴隶的规定，证明史书记载的唐律源自魏晋，而魏晋之律则源自秦汉的记载与出土实物吻合；但唐与秦社会变化很大，身份等级系统也有很大差异。另一个案例，是李翠丽《云梦秦简市场贸易和货币管理法规试析》(2)，其同样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对象，着重于其中“类似于单行的经济法规”，包括市场贸易和货币管理的内容，提出当时秦统治者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特别是对市场贸易和货币管理进行强制性管理干预。此文出自硕士生之手，确有不成熟，但据出土资料分析中国经济法规的早期实践当予鼓励，这也是本刊收文以励后学的典型之例。
溯源性考察并非局限于古代研究，因其也当包括源流的爬梳与规律性考辨。例如高俊《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商”》(3)，在对传统的“商”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近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商”的经济和社会内涵得以渐次更新，使之从“四民之末”变为“四民之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并具有政治群体的性质。近代“商”观念的历史嬗变，则体现了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性的变动。另如张宁《论我国现代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的确立》(3)，对我国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的形成、多元化发展、“两”“元”之争直到“元、角、分”体系的确立与沿用，进行了源流的爬梳考辨。认为18世纪中叶以降，中国货币制度的近代化渐次展开，新的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随之出现，并在与传统货币单位的竞争中不断发展，1910年成为法定货币单位。后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努力该体系得以确立，且为新中国沿用至今。再如曲彦斌《中国拍卖业的源流轨迹探析》(4)，则以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视点，探析中国拍卖业的源流轨迹，即发端于古代寺院，辗转于唱卖、估衣，创始于穗、沪外商，式微于计划经济，复出于经济改革，发展于商品经济时代。
近年企业史研究成为重点，而进行规律性的考察总结也是颇具特色的。魏明孔《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1)基于作者常年的相关研究，系统追溯我国前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比较国外相关情况以及同近代企业的差别，提出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主要特点：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活跃、官府手工业始终发达、前店后坊式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较为普遍、合伙制具有近代企业的萌芽特征、民间手工业者有土地投资偏好、工匠身份变化较大、工匠技术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继。
实证性创新探索方面的一个亮点，是以往较为薄弱的少数民族及其统治时代的经济研究。在上述史金波有关西夏农业租税的研究以外，较多地集中于元代，并呈现出区域经济研究与出土资料运用等特色。李倩《元代汉水流域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初探》(1)，指出元代汉水流域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农业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庞大的水陆交通网促进了全国性的商品流转和经济全面发展。这些与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分不开，元世祖用汉人、行汉法，诏谕士农工商“各安己业”，成为汉水流域社会稳定民众安居的保障。中国计量学院何兆泉的《论元代浙江的商品经济》(2)，立足区域社会经济考察，认为浙江的商品经济在元代仍有较好发展，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城市以及众多市镇商贸活动的频繁和海外贸易的发达等方面。这就为长期以来学界评价元代经济发展状况的论争，提供了一个区域研究的案例。再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党宝海《一组珍贵的元代社会经济史资料——读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文书》(5)，依据2004年第5期《文物》所刊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的窖藏文书的考古报告，研究其中三件有关社会经济的文书，认为其广泛涉及元代的炭户制度、土地典卖、实物交易和货币、通货膨胀以及官员俸禄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为澄清相关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上述学者研究颇具难度的元代经济问题值得注意。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各种研究如雨后春笋，但深入考证史实并取得有说服力的成果，尤其是区域个案的实证研究还不太多。周伟洲《两汉时期新疆的经济开发》(3)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两汉时期西域诸城郭国人口、城镇和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以及汉政权开发西域的一系列具体措施进行了深入的实证考察，揭示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开发的概貌与成就，指出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开发高潮，成为较具系统性的区域个案研究。另外，也有从经济思想角度进行的相关分析。杨才林《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比较论纲》(4)，经过较充分的论证，作者得出三点结论，即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的核心是推进该地区的经济现代化，从西北开发到西部大开发是20世纪中国发展的必然，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是20世纪西北开发思想的总结和升华。
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闭塞，但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1)通过实证考察提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经济引进有过三次高潮——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70年代初引进西方国家成套技术设备的“43方案”，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22项重点工程的“78计划”。作者认为国际国内背景的巨大变化，是三次引进的指导思想、对象规模等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提示开放方式应根据国际环境与国内需求的不同而与时俱进，中国的富强离不开与国际接轨，但引进需要学习和消化，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此研究添补了一些文献空白，厘清了一些旧说。
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呈现诸多实证性新探索，如定光平等《清以降乡村绅商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功能——以湖北羊楼洞雷氏等家族为例》(3)，以中国青砖茶的故乡羊楼洞为例，动态考察清代以来当地茶叶商品经济发展，刺激了传统士人弃儒经商，在羊楼洞形成了一个以业茶为主的绅商群体，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类似研究还有易惠莉《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4)，作者以家谱和方志等资料为主，研究上海沙船业主王氏家族在19世纪经历五代变迁，从沙船业主变为官绅和文化人的过程，展现出一个商人家族终至消亡的家族变迁史。研究证明传统政治经济条件下，牟利成为商业经营者的唯一追求，获利之后则投资于捐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传统商业经营家族难以长久延续。
江南市镇、城市经济等研究中的理论性探索与实证性新见亦当注意。包伟民等《“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以浙江乌青镇个案研究为基础》(1)，作者基于翔实的史料，以浙江乌青镇为个案，从理论上检讨以往的江南市镇研究范式，认为蚕桑业固然是这里农业经济中粮食作物外最重要的部分，但并未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以之规定市镇经济的“专业性”有夸大之嫌。这一研究有利于矫正以往相关研究中一些范式先行的倾向。王毅《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2)，该文质疑半个多世纪以来讨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依据，对于以明代嘉靖朝前后太湖流域城市经济的一度发展，来判定传统制度框架中能够自发孕育近现代社会形态的论点进行重新阐释。认为在权力结构及其法权形态没有发生变革的前提下，中国城市经济的某些“繁荣”非但不能预示新的制度前景，相反却体现着专制威权对国民经济的操控，并由此而使社会的发展悖逆于近现代制度的方向。国际上对相关研究也较重视，2005年6月韩国中国史学会召开“通过城市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探讨城市研究诸问题。
经济史学的研究领域和重点随着社会经济和学术发展而演进拓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研究特色。与此同时，必须力倡坚持根基性的史料整理和学科教育等，这是经济史学自身特性决定的，也是创新与发展的基础前提。2005年10月北京大学召开“《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出版学术研讨会”，充分肯定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先生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主持此项整理工作，课题组成员已均是高龄学者。历经沧桑到2002年课题重新启动，预计2008年全部完成，这是振兴北大经济学院重视史学良好学风的重要举措。同时，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史学会于2005年10月举办“理论经济学科经济史教学研讨会”，研讨经济史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应有地位，经济史学科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与对策，以及经济史教材编写等问题。相信这些根基性的举措，是促进经济史学研究更大发展的基础动力。
注释：
①标注数字为本刊2005年所刊之期，以下均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