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畔，新年钟声已经敲响，2005年也成为了历史。
辞旧迎新之际，对过去一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概述也是学术界的惯例。作为甄选、转刊经济史学研究全文的专业杂志，本刊严格遵循既定的选刊规定和工作流程，经过较为全面的筛辑，全年6期共选登论文113篇。其所占发表论文的比重并不很大，而且不收著作和海外论文，据此似乎不足以全面而精确地反映整体的研究状况与水准；加之收文涵括中外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诸多经济类专史研究，从而其综述不同于学科专史，无法对一年来的各种研究面面俱到。然而，以全国相关刊物为基础，经过层层选文、比较、刊用的过程，决定了本刊独有的观察面和着眼点，所选论文本身就蕴涵着它在同类研究中具有的特色。本文即是立足本刊、观照全局、着力于一年来经济史学研究特色的要点论述，可与学科专史综述相互映证、补充。可以说，研究特色往往不是一年形成的，有些科研新动向或许尚未得到公认，却也是不容忽视的。
应当看到，尽管近年来学风浮躁甚至“学术腐败”冲击着基础研究工作，而且经济史学领域的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等现象也较严重，但“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优良学风依然得到从业者的赓续、拓扬，甚至一些非经济史学研究者也投入到科研中来，可渭“有喜有忧”。总的来看，一年来科研工作的主要趋势是理论探索的深化和学科领域、研究视野的扩展，溯源性考察与创新性研究各具特色，以下就分别择要概述。
一、理论探索的深化与研究者构成的发展
我国经济史学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探索与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的悠久史实相结合，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西方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有选择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进而通过对具体对象进行较为深入的实证考察，不断总结、提炼和丰富经济史学理论，这需要经过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许多学者在理论探索方面做出了努力，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的《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3)①，文中提出“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是对经济史研究宗旨与众不同的精辟阐释。“社会经济史”在一般人看来是近年来兴起的，吴老指出，其实不然“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代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这就提示了经济与其植根的社会具有密不可分性，为经济史学研究提供了经验。在研究方法方面，他重申“实证主义，我以为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认为计量分析有局限性，因为“把历史现象都作为函数关系，与实际不符”，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史学研究中并非都可以用“模型”，正如R．索洛所说，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吴老还认为“经济学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例如新古典主义，勉强可以用于民国经济，不能用于明清；合理预期论，民国也用不上；后来流行的博弈论，研究经济史学更难派用场。他强调“经济理论没有普遍性、永久性。”“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根据需要可以选用这种方法，也可选用那种方法，史无定法。”应当说，“史无定法”正是“吴氏理论”的基点，对学界很有影响。不仅研究方法如此，学术观点也不求一致——这正是经济学出身、年届九旬的吴老给予我们的“经验的”和“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特别是，吴老引用J．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开篇所说，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对于纠正经济学界的“贫史症”倾向非常重要，也对经济史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素养的更高要求。吴老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学两者中前者是“源”而后者是“流”的论述，近年来深得同行的重视与肯定。
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史学理论方法是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熊彼特及其经济分析史理论受到注重，而且希克斯及其《经济史理论》至今为学者们常读常新。罗卫东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与演进：一个经济史的理想类型》(1)、宋士云的《浅谈希克斯的经济史观与研究方法》(5)等，都是通过解读《经济史理论》来认识研究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精读原著是一种很必要的方法。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3)，则以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从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他以此为尺度，考察宋代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基础之上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进而分析这一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动力和社会条件以及制度性缺陷。此研究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提供了新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依然是许多学者较为普遍地借用的分析工具，相关研究很多，如谢元鲁《对唐宋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再思考》(5)，考证唐宋时代产权结构明晰化、社会商业信用完善化、市场交易方式变迁等因素，逐步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国家权力对新兴经济部门控制薄弱，使之得以发展。市场扩大、技术提高以及投资收益在金融业、商业等部门相对增加，吸引了社会资本向这些部门流动，有利于其发展；而国家财政对传统产业收入的依赖，制约着其发展。此外，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的宁立波等撰写的《我国古代水权制度变迁分析》(1)，不仅考察了历代水权制度的变迁，而且运用新制度学派的分析方法，认为古代水权制度以国家正式制度为主，以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为补充，而意识形态成为推进或阻碍变迁的主要力量，技术进步导致要素价格变化，诱致水权制度变迁。此研究凸现了近年来环境、制度以及经济史学研究者构成发展等特色。
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逐步被采用；在坚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学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经济史，成为理论方法探索的热点，体现在中国近代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苏南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等研究中。这种态势2005年继续发展，如刘巍《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1)，对此间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进行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提出经济史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再如赵国杰等《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1)，对林教授提出应当以博弈论的观点解释这次危机，并归因于“一次性博弈”的论点进行定量检验。结果证明，特定的农作政策是危机的主因，同时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因素。此研究表明一些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致力于经济史学，并运用“博弈论”以及经济计量等方法，“总要素生产率”、“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成为其关键词。
非经济史学专业者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开展经济史研究，促进了经济史学研究者构成的发展，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2003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厉以宁教授的著作《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其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构筑出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受到经济史学研究者的重视。本刊2005年收文中，最典型的如著名工业经济专家汪海波先生《中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实践进程(1979—2003)》(2)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进程(1979—2003年)》(6)，全面考察“改革开放”后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的实践进程，总结国企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分析其中的现象与问题，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和结论。这同时也证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从“史”的角度进行总结、分析的时代要求。另外，较有影响的如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的《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史》(4)，可说是作者专著《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透视》的摘要，此书获得“缪尔达尔奖”并被译成多种文版。文章从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出发，提出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曾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发展制度”，“今天的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而富国试图“踢掉梯子”，使穷国的发展更加困难。作者提出从四个方面来改变这种状况：更广泛地公布有关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史事，从根本上改变财政援助发展中国家时的附加条件，重写WTO规则使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政策制度。
此外，颇值重视的是考古学、民族学等一些似乎离经济“较远”的专业学者，也从经济史学视野进行诠释或直接投身研究。如张爱冰《文化与文明：夏鼐农史三题》(4)，论述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人类食物的起源、人类的衣着实物和出行工具等方面所做的深入研究，这在以往较少被谈及。夏先生对稻、粟、桑、丝、马、车马坑等等的研究，论证了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实践，阐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考古发现对于经济史学而言颇具权威，可以证实、修正甚至推翻、改写文献研究。
我国著名两夏学家史金波教授的《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3)是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文，他从新发现的部分草书西夏文租税文书中，发现黑水城地区有以耕地数额缴纳农业税的固定税制。提出西夏的“佣”和有地区特点的“草”，也是根据耕地的多寡来负担的；农户的租、佣、草账逐户登记，并以“迁溜”(类似“里”)为单位统计造册，农户还要负担较重的人头税。西夏实行以耕地为标准的实物地租，并于秋后统一征收入库。以往的西夏经济史研究，或因资料较少难于深入，或因不识西夏文字无法运用史料，而此文的基本史料是难以识别的草书，据此进行的研究颇具学术价值，不仅丰富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而且对国际西夏学的发展是很大贡献。
二、经济思想的科研拓新与比较研究的全球视野
上述趋势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一方面是专业学者改行转向，另一方面则是其他专业的学者努力开展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本刊全年共收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19篇，其中严格意义的非专业学者居其半，主要包括历史各科以及政法等领域的学者。这固然同经济思想史的跨学科性质不无关系，却也反映出研究者构成发展的一些特点，与笔者历时八载搜集整理的相关著述类目所呈现出的学科发展趋势大抵吻合。
先看石文亚《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管理理念的演进》(2)，作者供职于会计学院，针对视中国财务会计落后于西方的偏见，认真考察西周至清中叶的相关史料，论证用于经济管理的会计在中国产生很早，并为适应经济发展而不断变革，使中国在世界会计史上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随的理财理念也不断演进和完善，中国对世界会计史的辉煌贡献应当铭记。再如，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的林刚，发表《中国古代两种经济思想比较论》(5)，对管仲和司马迁为代表的主张国家干预和主张自由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应当注意将宏观调控与适度的自由发展结合起来，注重借鉴两种思想的有益成分。
对以往成论的新认识，是经济思想研究发展与深入的重要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叶世昌先生《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4)，认为明清之际产生启蒙思想的成论难以成立，狭义的启蒙思想即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而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不能产生“市民阶级”，故不可能有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家。指出证明中国存在启蒙思想的主要史料，如王夫之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也”和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等都和启蒙思想无关，他们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予老课题以新视野，也是创新探索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徽商、晋商等研究一直是经济史学的热点之一，叶坦《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1)，提供了相关研究的独特视野。文章立足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思考，以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为例，系统考察中华文化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重点突出中国传统货币理论的发展优势，特别提示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中国因素及其价值，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力图通过民族性、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揭示其对于全球化、普适性理论的意义，希图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
研究领域的拓展，是经济思想史研究深进的重头戏。例如，严清华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3)，强调新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与视角等方面应有拓新，研究领域也应平衡发展，应当大力加强较为薄弱的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这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具有借鉴意义。指出开展研究先要处理好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分期、主线、内容及史料等问题。这一学术倡导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诸如李先伦《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评析》(2)马佩英《民国时期中国工业界的强农思想》(6)等，都可以视作相关研究。
再就是，近年来叶坦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取得初步成果并获好评，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新拓展。中国的“经济学”有所谓“舶来”之说，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只有坚实的证据才具有说服力。夏国祥《清末民初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2)和杨祖义《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2)以及邹进文《清末财政思想的近代转型：以预算和财政分权思想为中心》(6)等均可以视为对中国经济学术史上重要问题的探索。考察西方学术的传人和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探讨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等都是学术创新的尝试。
另一个可喜现象，是突破国别等界限，开展民族或宗教经济思想研究。前些年经济思想史大家赵靖先生开始研究佛教经济思想，受到同行重视；郭永胜等《早期伊斯兰经济思想析论》(6)则依据《古兰经》和《圣经》的记述，研究早期伊斯兰经济思想，包括财产观、商业观、生产观、消费观等等，指出其扎根于七世纪阿拉伯半岛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具有不同于东方或西方的特色，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嬗变，逐渐渗透到穆斯林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深深影响着广大穆斯林民众。
开展比较研究，尤其是中日经济思想的比较，不仅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深入，而且是开拓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中国学者首倡此研究，迄今在国际上依然居于领先地位。叶坦的长文《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下>(3、6)，获The Sumitomo Foundation“亚洲各国日本关联研究助成”，也是作者系列研究的一个部分。文章考察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作为“町人之哲学”的“石门心学”，阐述其“商人之道”和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中外比较研究无疑是经济史学发展的一个特色。目前单纯外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些亮点但还比较有限，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中外比较研究。本刊第4期集中刊发了4篇论文，即韩琦《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金志霖《试比较中英行会的本质特征》、张维缜等《中美合作开发三峡的构想与实践——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的合作为背景》和周建明《20世纪上半叶中德贸易商品结构分析》，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考察中国与美、英、德等国的经济关联与异同比较。此外，较重要的如张东刚等《近代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总体考察》(1)，从宏观角度运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考察近代日本农村劳动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动和特征。指出近代日本经济增长和国家工业化提升，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各阶层的差异是显著的。此文还比较研究了中国农民的一些情况，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较同期美、日、丹麦诸国农民均为低劣。
再有，立足比较研究，对经济史学重要论题进行重新诠释，如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3)。作者从厘清谈论了数十年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概念出发，提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主要是以西欧中世纪城市为载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式完整基因在内的有机胚胎。并从自由城市与雇佣劳动者、城市政治制度与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市场开拓各方面，论证明清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萌芽”是一个不存在的伪问题。这也发展了仅仅研究本国便下结论的研究方法。
将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区域经济置于世界格局之中，也是研究视野拓展的体现。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3)，重点论述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考察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及其贸易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认为以“十三行”为代表的豪商已成为国际性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延伸到欧美各地，与国际贸易网络交织。另一篇戴一峰《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4)同样既是区域经济研究又涉及海洋商贸，颇具典型性。闽南地区不仅是我国东南地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环南中国海地区的重要构成。这里的社会经济变迁牵动了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一系列变化，并从一张华人跨国贸易网络，演化成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的复合网络，而华人跨国网络的变化，又影响和制约了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势和力度。这些研究也是对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相关研究的发展。
商品博览会也逐渐成为近年一个新视点，而将此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相联系进行研究具有新意。乔兆红《论晚清商品博览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6)提出商品博览会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部分，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而移植中国。晚清商品博览会(也称“商品赛会”)以官商合办方式在湖北首创，此后沿江沿海的都市巨镇也纷纷开设，其中最有声色的是l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而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清末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商品赛会。商品博览会对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还应包括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否则是不全面的——这已受到较为广泛的注重，最典型的如“加州学派”的相关讨论至今依然很“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赵冈教授《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4)认为彭慕兰、黄宗智有关《大分流》的论争，对生产函数等概念没有正确理解。于是从生产函数中边际产量下降的经济含义、劳动生产力增加的源泉以及边际产量之分析对中国小农的适用性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是运用经济学分析经济史学问题的重要案例，也是对有关“加州学派”的讨论给出的一个新方法。较有影响的还有李宪堂的《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3)，此文对弗兰克、彭慕兰等人认为中国直到18世纪中期一直居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的观点进行辨析，肯定其打破“欧洲中心论”的积极意义，认为西方白银的流入尽管促进了中国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但这是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了中国经济的速度，却未能开拓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得整个社会因资源过度耗费而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因此，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不过是编织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另一较尖锐的论点出自王毅《展现经济史真实脉络》(5)，写在梁方仲、王毓铨文集出版之际，阐述他们与“加州学派”的区别。指出国人因“加州学派”的论点满足自尊而喝彩，本土经济史研究的经典性成果却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漠和遗忘。作者列举1939年梁方仲先生就发表长文缜密地研究白银输入诸问题；王毓铨先生据斯密定义阐释近现代赋税的性质，指出其与传统中国赋税制度完全不同，根本的法权体系不动，货币形态的转变不能启动和标志新的经济时代。指出两位先生始终把握“制度”核心，而国人借鉴新制度学派却是晚近之事；“加州学派”从白银输入等入手“悬丝诊脉”，恐怕要贻笑大方。尽管作者的观点尚有讨论的空间，但其提示经济史学研究不可“近来时世轻先辈”等，则是中肯的。这也是对当前经济史学领域一些偏向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