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发展的封建社会，在晚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许多民族历史的共同现象。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在三十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经涉及。1936年，吕振羽同志在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首先提到“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出现。[1]①1939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但长时间内，学术界对却少专门研究。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以讨论《红楼梦》一书的时代北景为契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十年动乱时期，正常研究中断，但一些同志仍在艰难条件下努力发掘新的资料，探讨新的问题。1977年以后，又深入一步，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在本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对资本主义萌芽及其产生条件的理解不同，对不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不同，结论自异。作为一个研究集体，下面即提出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探讨的大概情形，以求教于读者。
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我们是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一种趋势与可能性。萌芽，总要有可以捉摸的经济实体。但是，萌芽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衰亡；因而，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就不能不具有过渡的两重性。
这就是说，在考察萌芽的存在时，不能要求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必然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封建性的东西；也不能要求它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机能，而只是主要机能。我们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常见的不完备性有：工人并未脱离土地，保留封建地租和封建垄断，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机能，商人支配，存在着行会和行帮等等。
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中以长期地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它的出现，并不以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为条件，也不必借助于暴力，不必以所谓原始积累为前提。[3]①在萌芽范围内，其发展也不表现为革命性的突变萌芽 的历史是平淡的、默默无闻的，而这了正是我们考察的难处。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进化的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在此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已经开始。
这就是说，对于萌芽的事物，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来考察，才能定性。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有的同志以《太平广记》记有张守珪的茶园“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和《朝野佥载》记有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认为唐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我们看来，即使所记属实，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估计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它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则留有记载即可，不必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而是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我们的考察，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在瞻前顾后。对于明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要研究它在清代的发展变化；对于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要研究它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变化，并探讨它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这才是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目的。
如象北宋苏轼所述徐州利国监的三十六冶，元末徐一夔在《织工对》中记述的丝织工场，不少同志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但它们都是后无来者，在我们看来，还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因而我们的考察是自明代开始。当然，并不排除对这类事例进行个别研究，本文下面还将提及。
二 生产力发展水平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马克思说：“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世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4]①
话虽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考察，却是十分困难的。限于史料，对于明清两代的农来生产力，我们只能从(1)农业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2)单位面积产量——代表土地利用效果这两方面进行量的比较，再推论(3)“一夫产量”——代表劳动生产率，并从生产结构上探讨其经济效益。这些分析，多是依靠间接估计方法，当然是粗糙的。
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约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这主要是由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经营引起的。江南虽早开发，但涝和沼泽地的处理始终是个困难，这在当时，只能依靠双手。两宋人口大量南迁，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加以可锻铸铁(俗称熟铁)应用于农具，耕犁的多用途化和手耕铁农具的出现，具有早熟和抗旱性的占城稻(后来的籼稻)的引进和推广，矮株桑和植桑园林化，以及农艺学的进步；这就出现了一次“绿色革命”，使我国的传统农业达于成熟。宋以来几个世纪内，我国食物供给状况优于欧洲；我国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开始于十一世纪(北宋)，而欧洲要到十八世纪才真正开始。
明清两代，农具和排灌工具都绝少革新，农田水利亦不及唐宋之规模，水力能源的利用反不如前代。但不是说农业生产力就没有增进。我们估计，粮食的生产，明盛世比宋盛世约增长百分之五十，而清盛世比明盛世增长二倍以上。如果说，明代农产品的增长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来，即单纯量的增加，那么，清代的发展就只有百分之二十强是由于开垦新地(尽管清代拓垦区很大)因素，而更多的是由于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清代苏、浙、皖、赣的水稻亩产量一般还高于近代水平。这种提高，主要是由于农艺学的进步而来的，包括深耕、早播、选种、施肥、人工灌溉、推广复种等。在生产结构上也有一定的变化。清代北方的开发，使稻麦比例略趋合理；高粱、玉米、番薯高产作物的推广，有利于充裕民食。又经济作物的发展比较突出，这不仅调整生产结构，并通过市场，有利于提高整个农业的经济效益。正是农业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前提。
但是，明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终究是有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耕作的集约化。在技术设备没有什么革新的情况下，农业集约化只是意味着每亩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清代农学家提出的“多种不如少种好”、“垦田不如粪田”以及成为一个学派的“区田法”理论，都反映这种情况。事实上，随着清中叶人口的急剧增长，每户的可耕地日渐小了，耕作单位更加分散，则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比例增加的。水田一亩，增加一个工只能增产约三十分之一；种两季稻不过比种单季多收百分之二三十，而劳动力和费用支出增加近一倍。据一些资料测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清代，尽管亩产量有了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即“一夫产量”却下降了。这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也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微不足道的根本原因。
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要以整个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但逐一考察每个手工行业的生产力甚为重要。这是因为，手工业生产结构大多是并联型的，不是串联型的，各行业有较大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最大的，也往往不是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
我国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些在汉、唐已颇发达，但总的说也是宋代达于高峰。用铁是工业的技术基础，有人估计，宋元丰时(十一世纪后期)铁的年产量约达十二万五千吨，平均每人三点一磅，年增长率百分之二点七；整个欧洲的铁产量，在十七世纪末才达到这个水平，而增长率还不到百人之零点五。[5]①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宋代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科学史家李约瑟说：宋王朝“屡为弱蛮诸邦所困，但帝国的文化和科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为现实。”[6]②
这种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在元以后就逐渐停滞了。但是，在我们考察明清以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约二十个行业中，它们的生产技术，却大都在宋代水平上有所改进。并且改进愈多的，萌芽也愈完整。如四川井盐业，在宋代著名的卓筒井的基础上，革新凿井、造井和汲卤技术，并创造管道运输系统和利用天然气做燃料，达到手工业生产所可能有的技术高度；这个行业中，也出现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中最完备的工场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力的发，不秒也只是在量的方面，如冶炉加大容积，榨车加大滚轴，矿道加深进尺等。但和农业不同，这种量的增大不一定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往往还能减轻总人力，或代以畜力。这手工业的改进，又很少是在生产工具方面，而主要是在工艺学方面。但对于手工业来说，工艺学方面的改进是很重要的。例如丝织业，直到清代，所用织机大约仍不外宋末薛景石的《梓人遗制》。但是，织机专用化了，织造工艺大有进步，品种多样化，有的趋向坚实耐用，有的增强艺术效果，有的适用于特殊用途，这就能增大产品的市场价值，推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又如有的改进是扩大原料的使用范围，有的是能降低损耗，有的是缩短工艺流程，也都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果。生产力毕竟是最活泼的因素。
然而，总的说来，明清两代我国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并且已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乾隆中叶，西欧已开始使用蒸汽动力；我国矿产的利用，这时仍严重受到人工排水的限制，而水力动力的使用，似乎反不如往昔。尤其是当时最重要的、也是其产品在市场上占最大比重的工业部门，即棉纺织业，在关键环节即纺织的环节上受到技术落后的限制，妨碍了纺和织的专业化。当西欧出现十六锭纺车时，我国还是单锭。仅有的改进三锭脚车，也受到家庭劳动力结构的限制，不能推广。这样，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棉纺织业还基本上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并且成为“男耕女织”的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石。在当时以至近代，棉纺织业是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我国棉纺织业生产方式的落后，成为整个社会新生产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也使得全部资本主义萌芽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