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政治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自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工业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专业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企业，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内容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