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经济学存在无法割裂的中国渊源[1]，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在今天带给我们的许多困惑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源流中去寻求解释。当今社会，一边是经济总量的急剧增长，另一边是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显著退变；一边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明显富足，另一边是人类精神上的压抑和情感上的空虚。而老子站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高度创立了意蕴丰厚的道家学说，其包含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经济思想既是对上述矛盾的一种解读，更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的必要借鉴。
【摘 要 题】经济思想史
【关 键 词】西方传统经济理论/道学思想/道法自然/天地境界
【正 文】
今天，伴随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传统西方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减少，相反，同一次次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的是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危机”（注：罗宾逊夫人认为，她一生经历了两次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参见注解[2]。）[2]，以及“危机”过后并无多大实质性改进的理论“革命”或“综合”[3]。
一、西方传统经济理论谜点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困惑(puzzle)根源于它的逻辑路径。西方经济学以“稀缺性”(scarcity)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注：据认为，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参见注解[4](P59)。）[4]，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无不是也理应是为了弥合有限资源同无限欲望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稀缺性”概念的实质。其次，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名的“经济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则”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原则”两层含义，而“拥有完全信息和具备完全理性”是该项假定的核心。由此，传统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在于鼓励经济人按照“利己以利他”的原则活动—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就应当加紧索取和利用。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今天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同保护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本应平衡和谐的天人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被显著打破而嬗变为一种天人对抗或人地冲突。而且，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掠夺性的资源大开发所带来的“吃不完”的问题似乎比从前的“吃不饱”更为棘手，这种由“稀缺性”假设出发到“过剩性”矛盾结束的状况同样使众多的学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个体效用最大化—也越来越与客观现实相矛盾。“效用”(utility)一词被定义为“物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内在地包含了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一价值取向，作为测量人们心理满足程度的数量指标，其曝露无疑的“精确化”数理倾向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背离[5](P50)。为什么在物质生活最贫乏的年代出了雷锋这样的时代英雄？为什么今天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后形形色色的精神疾患却反而层出不穷？为什么今天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自杀率往往也是最高的？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经济学仅凭效用理论所不能阐释和解答的谜点。“吃得苦中苦，争做人上人”的“雄心壮志”从长期来看不能不说已构成对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折磨。此外，基于传统西方经济学而搭建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尚存悬疑的谜题也有很多，比如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到底谁更接近于所谓的帕累托效率便为一例，这二者之间的分歧虽历经几个世纪现在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到凯恩斯主张的相机而动的积极干预政策，再到新自由主义者的完全放任自流的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背景下各派学说总会轮流拥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随从，但“现实的市场经济”同“理想的市场经济”之间似乎始终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6]，以至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成为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的市场失灵的三大表征（加尔布雷思，1977）。[7](P15)
在某些欧洲中心主义者那里，“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是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形成的”（哈耶克，《不幸的观念》）[8](P29)，因而（包括国内的）许多学者都主张前述的经济理论谜点仍然应该从西方的经济理论范式中去寻求解释，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一工作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9]。这告诉了一个事实，我们应当站在一个摒弃偏见的全新立场上，运用历史分析的眼光和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考察，才有可能获得更为全面和崭新的认识。正如宋承先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新经济学“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重又踏上一条“回到古典”之路[10]。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重返古典的道路上追溯得更远，因为有学者研究提出[1]，西方经济学原理存在难以割裂的中国渊源（注：西方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与斯密曾密切接触了游历东方后归国的传教士，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多种学说，并对各自的观点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早已用更为含蓄、更为优美的语言表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系统论证过的核心思想，甚至给出了前述几个理论谜点的朴素解释与初步对策。所以，我们有理由在当前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作一番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比较分析，而老子的道家学说则是这种跨越时空的比较研究应该加以重视的理论基础之一。被誉为“西方孔子”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曾著有《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实行自然法的崇尚之情，而这种自然法思想不能不说就是肇始于老子的“道法自然”理念[11](P110)，他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小国寡民”等一系列观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经济理论内涵的认识。
二、老子道家学说的经济思想
流传至今的《道德经》是老子道家学说的经典著作[11]（注：传统上，取九九归一之意，《道德经》被分为八十一章，但内容难免支离。本文依据的《道德经》由陈忠译评（参见注解[11]），按照清代魏源的理解分其为六十八章，保持了每章的相对完整性。），依其记载可反映出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经济已取得的长足进步。例如，畜力耕种的普遍运用（注：《道德经》（第39章）中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一句。）和冶炼业的兴盛（注：《道德经》第5章提到冶炼用的风箱—“橐籥。”）构成了春秋时期手工业及商业繁荣的基础，因此，后人能从《道德经》中窥见道学理论隐含的（市场）经济思想当不足为奇。
（一）老子道学与可持续发展
终《道德经》一书，“先天地生”（《道德经》第21章，以下引文只注明章数）的“道”作为立论之本贯穿其中，“道”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1章）。而什么是“道”，老子所谓的“非常道”（1章）的“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人们行为处世务必要遵守的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种客观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先于世间万物而存在并统辖人的知与行，是区别于“实际自然”的“真际本然”[12](P116)。老子指出，“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1章），就是说居于天地万物之主体地位的是人，人与天、地、道同为“大”，但人对“道”的遵循逻辑地展开为如下之阶序：即人应按照地的法则发展变化，地应按照天的法则发展变化，天应按照道的法则发展变化，而道的真谛则是顺其自然、由之任之。因此，“道法自然”构成老子道学的思想内核，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乃宏观宇宙的一部分，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人的发展应与天道循环相谐相一，与自然演化相谐相一，从而体现一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意念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老子不提“资源稀缺”，因为他实际上把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地球）先驱性的视为一个“大全”（宇宙）范围内的开放体系，宏观宇宙的无限决定了天、地、人的发展本应无际，然囿于对“道”之理解的局狭与偏误，人们往往为追求一己之私而使“人欲”同“天道”激烈相抗，导致天人分离和天人俱损局面的出现。他认为发展过了头就走向反面，即“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反对“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46章），这些都是“非道”的过分的要求，因而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7章），主张“无以人灭天”[12](P121)。事实上，今天已有学者提出，宇宙域内的广义自然资源实为无限，所谓的稀缺性本质上是指人力资源（包括人的体力、智力、知识技能尤其是认知能力）的不足和有限，“人力资源稀缺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总根源”[5](P106)。如果人们不能充分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满足物质需求而过度耗费自然资源，为眼前的短期利益所累而损害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那么就会加剧稀缺性矛盾而越发远离可持续发展的向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大气污染，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长江水患，以及威胁北方数省市的荒漠化危机，细想起来莫不是经济发展中偏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逆天之行”所造成的。有道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50章），当人们穷尽财力、体力、脑力掠夺性地开发资源的同时也正遭受着自然界的无情惩罚。
老子生活的年代，诸侯争霸、征伐连连，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平民百姓辛苦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不息不止的战争中消耗怠尽，使老子发出“有无相生”（2章）的良多感慨，因此在天人协调发展的问题上他最终提出“侯王若能自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27章）的劝告，希冀终有一日能“由人之天回归天之天”[12](P121)。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领导者而言，这也是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的，因为如果今天的“有”是以牺牲生态环境、破坏自然合谐为代价而实现的话，那么必然意味着后世子孙将来的“无”，这就得不偿失了。
（二）老子道学与自由经济
如果说“道”是统帅老子学说的灵魂，那么“无为”即是体现其政治理想的主线，整个《道德经》一书即在告诫世人当以“道”义为根本，从于“德”之感化，最终达至“无为而无不为”（41章）的最高境界。
老子认为，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均守“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6章），而“道”的本性之一即在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6章）。他举例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5章），言下之意是讲天地之间就象一架大风箱，虽然中空但万物有序，反而是人们在其中的活动会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就如风箱的活塞使空气外泄一样的道理。老子的主张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0章），只要施政者不过多的朝令夕改，不过于的“勤政”、多“事”和多“欲”，则民德“自化”，民行“自正”，民生“自富”，民风“自朴”。显而易见，这与今天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意图具有何等的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在亚当·斯密那里借用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暗喻，而老子更加精炼地称为“道常无名”（27章），并更为形象地提出“治大国者若烹小鲜”（52章）。一方面，“烹小鲜”（小鱼）之喻展现了老子那种自比经天纬地之才的宽阔胸襟，另一方面，他也借烹调小鱼不可过度翻炒之意劝诫执政者不应折腾民生太过。
此外，斯密曾有一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论断，即经济人追求自利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公利最佳的甚至唯一的途径，也就是中国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所形容的那种意境。可以大胆推测，斯密的这一观点也许多多少少地受启于老子道家学说。老子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6章）。对此章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关键在于如何解读“以其不自生”句。这一句实际上是说天地为什么能寿命长久的原因在于其本身并不谋求寿命的长久，也就是不刻意去追求某一目标反而能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意思。由此不难理解“圣人后其身而身先”的含义在于圣人把对人生目标的追求置于遵循自然法则（道）之后而能先于别人实现自身目标，圣人“外其身而身存”的含义在于圣人把自己置于纷乱的迷局之外而切实感悟“道”之真谛，使自我永存于世。可见，斯密提出前述论点的逻辑同老子“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31章）的思路如出一辙，只不过，斯密是以“自利”而达“公利”，老子则“以其无私”而“成其私（拥有）”。
虽然老子主张“无为”，但与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政府回复“守夜人”角色而完全放任自流观点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同。老子并不反对所有的“为”，而是主张依据客观规律有“道”而为。老子云：“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15章），即是说，天下万物都合于规律（常），懂得规律叫做贤明，否则，若不懂规律妄自作为必将导致凶险厄难。另一方面，他也劝导万事不可强求，认为容器盛物过甚反而外溢，不如适可而止，即“持而盈之，不如其已”（8章）；认为把金属物品锤打得又尖又利反而容易折断，即“揣而锐之，不可长保”（8章）；认为钱财过多不仅无法长守而且遭致祸患，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8章）。这些论述均表明，老子反对违反客观规律的“乱作”和“妄为”，反对过犹不及的苛求。他所憧憬和描绘的理想是一幅“为无为，事无事”（55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55章）、“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的美好图景，他所定义的自由是与秩序完美结合的自由；他主张欲有所“为”当以“无为”为指导，欲处理应做之“事”须以“无事”为指南，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从而“无不治”。
与老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理念比较起来，凯恩斯主义者依据“需求创造供给”法则而提出的“相机抉择”之见解则显得如此的片面和肤浅。所谓“相机”，就是根据宏观经济运行中业已出现的一系列指征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采取的是一种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原则，因而终有“滞胀”恶果的产生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没落。正如萨缪尔森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评论的那样，“（市场经济）现在反复地闹滞胀病，有利于滞胀中的‘滞’的部分的政策导致‘胀’的部分恶化，而有利于‘胀’的部分的政策导致‘滞’的部分恶化。因此，可以看到，我们仍然处于进退维谷之中”[13]。
（三）老子道学与现代幸福观
对于什么叫作幸福，对于什么是现代经济条件下正确的生活态度，这些都是现在争论颇多而又仁智互见的热点问题。老子站在“道法自然”的高度，用“天乃道，道乃久”（15章）的哲学眼光观察世界，他的一些看法值得今人的深思。
老子提倡厉行节俭，视节俭为治国理事的基本原则，呼吁理性的人（圣人）当“去甚，去奢，去泰”（25章）。他说，“吾有三宝，……俭故能广”，即认为节俭反而成为他一定富有（广）的法宝，这一观点同现代经济学中较高储蓄率益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原理十分近似。今天，储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我们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理论之一，而经济周期的不可捉摸性及其造成的贫富转化恰恰是引起人们焦虑、困顿与痛苦的原因之一。老子认为幸福的人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6章），因为如果“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为盗”，如果“不见可欲”则“民心不乱”（3章）；世人的欲望尺度应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0章），即把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作为行动的最高要求，如此“知足之足，常足矣”（39章）。否则的话，“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37章）。老子一方面反对过度享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1章），另一方面，老子也承认做到“少私寡欲”的困难。他反问世人，“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言下之意，人们耳眼口鼻开闭张阖之间接触到世俗中的花花世界，有谁能不为之心动而甘心雌伏呢？老子的理念，既有别于佛家所谓的“绝欲以绝苦”的极端之论点，也不同于现代传统经济理论以极力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需求为责任。可以推论老子的逻辑是：人们无边的物欲、贪婪的心魔是造成诸侯国战乱不眠不休的根本原因，是造成民生疾苦的根源，因此要限制而非禁绝人们的欲望，使“合于道”，然后“可以长久”（37章）。尽管这种思路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借此推及今世，我们能够体悟，经济发展的盛衰间替，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刀兵相向都可归结为过分的贪欲使然。
老子同时指出，道生出万物，德养育万物，即“道生之，德蓄之”（44章），并且“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44章），即提出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已有、哺育万物而不居功自傲、万物长成而不屠之食之方为真正的有道之德。在今天看来，老子倡导的“大小多少，抱怨以德”（55章）尤为难能可贵，雷锋式的助人为乐精神现在离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远。除此之外，老子的幸福观还在于与世无争和贫富自均。他一则曰：“夫唯不争，故无尤（灾祸）”（7章），“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9章），二则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64章）。前一句是讲消除天灾人祸的根本原则在于消除人的争斗之欲，后一句是讲取长补短、以多补少乃天之法则，因此，那些为了某种私欲而“损不足以奉有余”（64章）的人是不会感到心安理得的。
老子最终为我们设计的理想境界是社会回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31章）的“小国寡民”（67章）之状态，“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67章），人们纵使“邻国相望”，然“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7章）。过去，这一主张是老子受后人批判挞伐最甚之处，后世学者往往斥之为“反动”、“倒退”。但是，设想在一个“国大民众”但金钱至上、见利忘义、暴力横行的社会里，在一个“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50章）的环境中，即使一个人腰缠万贯、前呼后拥，如果失去亲情、友情和爱情，失去诚信，失去健康，那么何乐之有？换句话说，在老子生活的年代，他在自己切身感受的基础之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乐其俗”（67章）的自得其乐的理想国，何罪之有？比之今时今日，科学技术的飞速更新，经济总量的突飞猛进，在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在极度地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声色之闻的同时，也为人类的未来演进埋下了危险的隐患。就以“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来讲，先进的技术、新奇的发明如果应用得当、役之有度，带给人们的会是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反之，若失控滥用，则带给人类的或许是灭顶之灾。例如克隆人和核技术，说它们可能丧尽人伦、毁灭众生绝非耸人听闻，“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人间将陷入万劫不复。若是那样，一切的肉体灵魂、民生幸福、思想理论、主义学说都归于灰飞烟灭，何谈经世济民？有学者调侃，“我不敢预言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进行，但我知道人类的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是石头与棍棒的战争”，此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由此可见，老子的预见性多么敏锐，他的观点具备了“有限生命成本约束下的快乐最大化”的人本思想萌芽，哪怕忠言逆耳，也要著书立说，警醒后人。诚如其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68章），老子的道学思想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