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有个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于多年来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的体系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较著称的是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的体系；这显然是一种重视资产阶级运动的看法。而在最近一次中国近代史体系讨论会上，则迳提出应以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①
这个讨论势必涉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看法。在早期，根据鸦片战争后新式工业的发展，经济史学界原是以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及其成败为研究的着眼点的，老一辈学者有不少论述中国工业化的著作。[2]②三十年代，人们开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到四十年代，一种定型的看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九一八”以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七七”以后更是半个中国沦陷，国亡无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也是日益凋蔽，谈不上发展。有发展的，如建立新式工厂、修筑铁路等，只是反映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商业、银行的繁荣则是属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虽有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亦必迅即陷入“破产半破产”的境地。直到七十年代，一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述，大都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这种历史观，可称之为沉沦观。
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叫做“不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即中国的不发达的状况是日益加深了。不过这些论著主要是分析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原因，而不是写历史。[3]①更多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是把近代中国看成是一个开始近代化（他们一般称“现代化”）的过程，尽管其道路艰险，以至是失败的。
近二三年，国内也兴起了用近代化理论或者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趋向，还专门召开过这方面的研讨会。[4]②近代化与沉沦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对于近代化有不同理解，社会学的考察和历史学的考察不尽一致。从历史上看，大体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确立等几个方面。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专横，确实是历劫苦难，危机四伏。但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的沉沦，若多难兴邦、生聚教训，反是兴发之兆。在政治史方面，无论是“三次革命高潮”或“四个阶梯”体系，写的都是民主运动逐步提高，最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在文化史方面，也从来不否定“新学”与“旧学”之争，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进人现代思潮之林。唯独在经济史方面采取沉沦观，实属莫解。
这也许是受到一种历史理论模式的影响。好比认为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个顶峰，例如盛唐，过此就走下坡路了，因而写明清史总是暗无光彩。又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个顶峰，过此就丧钟敲响了，写当代资本主义只能强调矛盾。六十年代经济史学界曾有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产生到崩溃”的模式，所论虽不无道理，但终究是个模式。近年来对于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亦展开了讨论，看法颇多，兹不赘。[5]③不过，大家同意的一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它过渡到哪里去？是走向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还是下入深渊？如是前者，不创造一定的生产力和社会条件，又何能过渡？
在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肯定的。但往往侧重于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对于生产力有无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无暇深究。解放后，国家统计局实事求是地把解放前农业和工业的最高产量定在1936年，颇使我们经济史学者汗颜。我想补充一语是，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国外有人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也许失之偏急。[6]④但应当说，导致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了，这以后有了发展。正因为有了发展，中国才能步入社会主义。否则，只能采取“愈穷愈革命”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历史。这种理论虽颇引人入胜，但还难说是社会发展规律。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1／3，但即使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7]⑤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大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在这里开始。无论从人口、移民、农业结构的演变来看，或是从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创建来看，或是从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都没有悲观的理由，而是可以同近代政治史、文化史一样，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中的一章。当然，其道路艰险，关塞重重，前人的奋斗，事半无功，以至失败。但百年遭遇，都给我们留下足迹；研究其成败得失，以至一厂一店的经验，正是近代经济史的任务。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以上所论可说是历史观的问题。再从方法论上说，长期以来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是一种外因论的观点，有人称之为“冲击——反应”模式。[8]①这种研究法是把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归之于19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西方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条约口岸等都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以至是打破中国“传统平衡”（停滞）和“贫困循环”的唯一动力。在中国，人们则常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演变都视为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或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化的产物；以至把一些好事“推其根源”也变成了坏事。但是，西方的冲击是世界性的，而受冲击各民族的结局迥异。近年来中日对比和中国与印度等国对比的研究尤启人深思。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一原理好象才受到重视。人们开始寻求中国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以至有人提出要找到一个历史线索，从中国本身来解释中国近代发生的事情。[9]②不过，迄今的研究还多半偏重在政治史、文化史方面；例如，已不再把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完全归之于西方思想的传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更是属于中国的。经济史方面尚待深入，但突破“冲击——反应”模式总是近年来史学界研究中国的一个贡献。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西欧中心主义），而是走它自己的时代的道路。这是晚近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成果。熊彼特把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结束在1842年，而把自此至1897年作为“蒸汽和钢铁时代”。由于这两个年份恰好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我曾利用这种巧合写了一篇短文，论述中国近代产业萌发时期的一些特征。[10]③这个时期，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批机器制适厂、机械采矿业、钢铁联合企业、实用化的铁路，都是中国人创办的。外国资本投资于这些事业，是在中国人创业20至30年以后的事情。只有“船”是例外，英国人早在上海开设大造船厂，与中国的福州、江南船厂竞争。但两者造船的路线完全不同。外商船厂造船照例是进口轮机，在上海装配船体。中国人造船则自始就力求自造轮机，所谓“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我在该文中还提出：以“机”和“船”而论，当时不仅是进口替代工业，而且是“追赶时代”的工业。因为那时是以造兵器和战舰为主。这期间，中国造枪的水平与国外的差距由落后37年缩短到20年，再缩短到13年，最后为6年；在造舰上的差距，由落后16年缩短为8年，再缩短为6年。
这些新式产业的出现，自然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但是，“机船矿路”路线的形成，以及上述每项产业的创办，却不是西方的意愿。以钢铁为例：当时西方是钢铁输出国，1881年到1891年它们输华的钢铁增长了10倍，它们自然不要在中国设钢铁厂来自我替代。而创办汉阳铁厂的张之洞可说是个钢铁迷，他在1889年给李鸿章的电报说；“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间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这种创业精神，以及上述技术上的时代追赶，如不归功于某个人，都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见诸实践。即以“机船矿路”路线而论，以及当时更为普遍的一求强”一求富”要求，也不就是“冲击一反应”模式，它不仅是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为基础，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之解放”（梁启超语），以至可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想。
然而，洋务派的“机船矿路”路线最后终于失败。后来，中国新工业中唯一略有发展的反而是棉纺织工业。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的近代化步履蹒跚的原因之一。“机船矿路”路线的失败有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有待史学家去总结。不过，我想至少原因之一是它与中国传统的经济脱节，不能发挥经济效益。而后来棉纺织业之所以略有发展，则恰是因为当时的纺织厂都是以纺纱为主，纺纱卖给农村织布户，充分利用了传统手工业的能动因素。棉纺织以外，他业也有类似情况，下面再详述。
这就又产生了一个传统经济与近代经济的关系问题。本来，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经过马克思所说的“三阶段”的过渡，走上机器大工业的。在这里，传统与近代犹如母与子，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而在中国，这两者却变成完全对立的东西。长期以来，人们是把传统的东西都看成是落后的、封建的、阻碍近代化的东西，好象非统统打倒不可。这是因为，中国开始建立新式产业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人侵以后，传统与近代的关系变成了东方与西方、土与洋的矛盾。西方资产阶级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①他们所遇到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就应当都在打倒之例。
除了以救世主自居的种族主义偏见外，近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停滞的、永恒不变的社会，只有靠西方文明来唤醒它，才能得到解脱。这种停滞不变的理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把中国置于人类历史辩证法之外。以至马克思也受其影响，把两千年来封建的中国比作木乃伊式的社会。加以韦伯主义对中国儒学的宗教观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就失掉了任何能动的因素。
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的文明也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直到最近才有了改变。这一方面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中国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侯，正值革命高潮，从“驱逐鞑虏”到后来的反封建，对传统的东西都重在批判，很难说一句好话。不过，六十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在国外，已基本上突破了中国社会停滞不变的理论，对于宋代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人口、价格的变动，地区经济的演进颇多研究。中国学者作了更多的工作，尤其是对于明清经济的发展，地制、租佃、雇佣关系的演进有深入的探讨，而1955年以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尤有成绩。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孕育出来的，任何人不能割断历史。这在政治史上，尚可有外族入侵，或宫廷政变，立即改变政权。经济史则不能这样。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传统经济和近代经济的关系也是这样。象封建文学有精华也有糟粕那样，传统经济中也有积极的、能动的因素，或在改造过程中仍须加以利用或暂时利用的部分。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就是高度集约化经营，以至亩产量达到世界的高峰，到今天还高于美国和欧洲；这个特点，到今天我们还在利用。不过，与本文所谈工业化关系更密切的是传统手工业，下面就专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