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扩大农民就业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本文重点探讨了推进农业市场化、社会分工与农民增收的内在关系，并分析了社会分工、农业市场化与农民增收的体制性障碍，通过分析指出，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损害了农业本身的分工和市场化进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在于它阻碍了整个社会分工的演进，影响了整个经济效率，最终影响了社会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进而提出：为提高全社会分工水平、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进行制度变迁的基本主张。
关键词：农民增收 分工 市场 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非农就业。农民现在缺的不是粮食，而是钱。农民的现金收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将农产品经过市场交换成手中的钱；二是农业人口通过在非农领域就业取得工资或经营收入。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市场并帮助和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他们驾驭市场的能力；加快城乡就业体制的一体化，大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就业率。加快农业市场化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根本途径在于促进农民分工分业，既要促进农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又要为农民参与整个社会分工创造条件。
一、市场化与社会分工的内在关系
（一） 分工扩大了市场。分工的发展扩大了市场规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一方面，发展社会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市场商品的供给总量。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生产在增加市场供给总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市场需求总量。首先，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提高，从而购买力得到提高，市场需求规模扩大。其次，社会分工使得人们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需求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即人们不得不从交易中获得更多样化、更大量的商品才能满足自身需求，从而市场规模得以扩大。“社会分工使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 第三，杨格认为真正的市场扩张还必须用“迂回生产法”、“分工链”的加长来解释。“迂回生产”是一种间接地获取物品的生产方法，在获得物品之前，先获得制造物品的能力。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普遍的迂回性，而社会分工作为生产整体的一个环节必然是迂回生产法，是从生产链上不同节点上分化出来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表明在分工链上增加了节点，会使有经济性的规模得到级数倍增。假设把市场看作分工链的函数并假定市场的初始规模能保证专业化分工有最低的经济性，那么边际分工（分工深化）就会带来边际市场的几何级数扩张。
（二） 分工需要市场。分工依赖于市场。分工与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交易的分工是不存在的。斯密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的同时认为“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 市场交易的范围越广，交易对象就会相应增加，就可更好地支撑人们专务一业，分工程度就会越高。
市场需求容量制约社会分工程度。杨格认为只有当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生产这种产品的中间环节（操作）才可能被分离出来。市场不断扩大的前景，促使产业更精细的分工，产业链加长。
分工使得生产者对市场的依赖性更强，并因此加大了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如果专业化程度加深，人们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需求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即人们不得不从交易中获得更多样化、更大量的商品才能满足自身需求，同时又必须依靠交易来让渡自己与其他人协作劳动的产品，因此交易依赖度越来越多。“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 （马克思，资本论）。商品的交易将是“惊险的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资本论）
（三） 分工演化和市场扩大的核心：交易费用
分工与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交易的分工是不存在的。分工深化在取得分工经济的同时，增加了分工协调的费用——交易费用。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归根结底是由交易费用——更准确地说——交易效率高低决定的。
所谓“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进行交易、讨价还价、谈判签约、解决纠纷……等等）的费用。交易费用分为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中人们争夺分工利益，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应得的利益，这种由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腐败、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引起的事先无法度量的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人们能够在作决策之前看到大小的（如税收、运输费用等）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意义更大。内生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制度的创设、习惯的形成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减少。
（四） 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一般来说，市场交换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的收益，同时通过价格机制诱导分工结构的演变。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生产者可能对价格信号不能或不会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得价格失灵。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认为，正是与交易费用有关的价格失灵导致了各种旨在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和制度安排的出现。交易费用的高低，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 康芒斯把交易活动分为三类：即市场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配额的交易。与其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中三种基本制度安排，即市场、企业(产业组织)和政府。
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节约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造成国家贫富差别的主要根源就是是否有一套好的制度有效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分工不断深化的同时，交易费用不断提高。人们为获取分工利益，在深化专业化分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制度创新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而具有节约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在减少交易费用的所有制度中，市场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企业（产业组织） 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节约交易费用。政府的基本作用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内生交易费用，使市场得以正常运行；同时政府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交易降低外生交易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