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人生活之必须品，也是渔、牧用盐及制碱，盐酸、芒硝、玻璃、陶器、纸张等工业产品的重要原料。“盐税”的收入，还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犹为战时，为“惟一重大收入”。“明初用兵，饷不造匮，虽由屯卫合府兵法，亦有赖于‘ 开中法’（注1），以济之。”清初国基普定，军饷繁多仰赖盐利，乾隆起，开报效之例，故每遇皇家大典、大的军需、大的工程，淮盐商便大规模捐输动即数百万两。此外，自雍正十一年至嘉庆九年止，计达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两，每年年税余万两，加上岸税，附加税费则在四万两以上（注2），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始，民国党为了筹备军饷，以资内战，每斤盐征税率达六元，旋即又为每斤七十元，实为“战时唯一之重大收入”，（注3）由此可管窥盐在民生国计上的地位之重要。
由于淮阴地区位于苏北中部的淮河下游介于黄河、长江之间，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其河流纵横。湖面广阔。是 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素有“五水之交，七省咽喉，京师门户”之称，明清时期又为“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之地，是苏北平原的心脏，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历史悠久的海盐生产，就是以此为枢纽，运销至全国大部份省和地区。我国的盐务历史悠久，但大都与历史上的淮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足可以用“举足轻重”予以概括。
据《夏禹•本记》记载，淮阴在夏朝，即有“陆则资车，水则资舟之便”，从吴王夫差下令征调大批军队民工“筑邗沟以通江淮，开通了由江都到淮安北未口为止的邗沟，使长江和淮水相沟通，并北上和济水相沟通。”（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勋传》，即自山东泗水县历曲阜、滋阳、济宁、邹县、鱼台、滕县、沛县、徐州、邳州、宿迁、桃源至清河县入淮（当时清河县属淮南道），而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当时的水中行驶船只，两岸民力牵挽，进行水陆运输。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通了山阳渎（江淮间运河），（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第223页）。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国内的短期和平环境，促进了淮河流域的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又有利于淮阴地区运输业的发展，隋炀帝即位后，出于搜刮和掠奇江南、淮南财物和运输漕粮，并满足其游幸扬州的需要，即位的头一年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即命皇甫议发河南、淮北一百余 万民工开通济渠（河、淮运河、北起洛阳、南至盱眙对岸），并发淮南十余万民工动用种类繁多的陆运工具挖邗沟。广济渠、邗沟都经过现在的淮阴地区，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12月）隋运河全部完成，（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225页），这条运河是流经淮阴境内的我国第一条大运河。这对淮阴地区经济发展、商业的繁荣和道路开拓起到了巨大作用，也是唐宝应年间“于淮北，设置盐场，广牢盆以招商贾”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淮北建场设官招商承运之开始。其间开始，治楚州于山阳，属淮南道，两淮由于南北漕运的兴起和发展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商业都会，是淮北盐业运销上的重要集散地。宋天圣中：通楚州各设七场。泰州设八场、海州设二场、涟水军设一场。其场名不可考。元增至二十九场，其中有庙湾，莞渎、板浦、临洪、徐渎等场，明增淮北同元。清康熙十七年，以徐渎并板浦，雍正五年以临洪并兴庄为临兴场。乾隆六年，设中正场，以莞渎并入。民国元年增设济南场。
民国二十三年，山东、涛雒场归两淮管辖，与临兴场合并。济南（涟水、灌云）、板浦中正（灌云）、涛青（东海、干余、日照）平均年产九百万担，占全国总产的18%。清朝中后期盐产以淮南为盛，之后海势东迁，又有济南场（注4）之开辟，“两淮”产盐重心遂移于淮北（据《两淮盐务与钱庄》）淮北共分三场，（1）板浦场产上中下色每份滩平均约产三千六百七十担，全场共有池滩六百九十八份。（2）临兴场：分普通白色和低次白色平均每份滩年产一千五百四十八担，全场共有池滩二百五十九份。（3）中正场：分上中二色每份滩约产二千七百六十担，全场有二百五十九份池滩，另外济南场（根据49年4月23日中共两淮盐务党委《盐务工作》第5期），至解放时，占两淮盐产80—90%之多。“淮盐销售区域甚广运输便利。更具体轻质佳为优点。销售上专商时代，分岸引盐，专商引岸，某场之盐行销某岸历来都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