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清苏州城市的人口变化
道光《苏州府志》卷10说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亦即城市人口占到全府人口的十分之八九。虽然这个说法无疑有夸大，但城市人口在苏州府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高则是可以肯定的。苏州府本是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最高之处，而苏州地区（即吴、长、元三县）又是苏州府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仔细来看，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人口有很大变化。对于这个变化，我们也从府城与郊区市镇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府城的人口变化
明代后期苏州府城（城内及城厢附郭）人口的数量，以往学人的估计颇为悬殊，但近来渐趋一致。例如刘石吉估计16世纪末府城人口有50万人（86）。曹树基在其较近的研究中，也估计明代后期的苏州城居民可能超过50万人（87）。清代的府城人口，王卫平估计在康熙时应在70万左右（88）；嘉、道时，据时人所言，已达百万以上（89），这个估数在学界已无多争议。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府城的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从50万左右增加到100多万。
（二）郊区市镇的人口变化
由于史籍中所保存的市镇人口数字非常有限而且不很明确，因此要依据这些人口数字的零星记载来重建明清苏州郊区市镇的人口数量并以此为据观察人口的变化，自然非常困难。这里我们将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考察。
1、使用现存明清记载推测市镇人口及其变化
史籍中保存着一些关于明清苏州郊区市镇人口数字的记载，其数量虽然不多，而且大多不很明确，但毕竟是比较直接的记录，应当认真加以分析，然后充分利用。据刘石吉统计，居民户数在1，000户以上的苏州郊区市镇有2个，即吴县的光福镇（居民“聚于镇者千余户”）和元和县的周庄镇（居民“不及五千户”），时代都是清代中期（前者是道光时，后者是嘉庆、道光时）。此外刘氏还指出：吴县枫桥镇在民国初年有1，890户。该镇在清代中期是江南最大的米谷贸易中心，因此其极盛时代的人口应当多于民国数字。还有些大聚落虽名称不叫作市镇（例如同治时吴县的徐墅村，有居民3，000余户），但事实上也属于市镇（90）。除了刘氏所谈及的情况外，还可从明清史籍中发现一些史料，表明苏州郊区市镇人口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有明显的增加。例如唯亭镇，在乾隆时代已是“比屋万家”。浒墅镇，在万历时居民已达数千家，入清之后更趋繁荣，因而镇上居民数量肯定更多（91）。甫里（又名*[上为撇下为用]直、六直）在明末才发展成镇，但到了康熙中期，镇上居民已有1-2万户（92）。因此仅只是上面提到的光福、周庄、枫桥、唯亭、浒墅、甫里等6个市镇，清代中期盛时的总户数就应当在3-5万户之间，居民人数则在15-25万之间，从其他关于苏州郊区市镇的记载来看，许多市镇如虎丘、木渎、甫里、陆墓、陈墓等，到了清代中期工商业都十分繁荣，拥有颇大数量的工商业人口，因此其市镇人口数量应当不在少数。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上有关苏州郊区市镇的人口数字，基本上都是清代中期的。以前的数字未有记载，原因大概是以前居民较少，因此未能引起时人的注意。这也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市镇人口确有明显的增加。
2、从城市化水平推算市镇人口及其变化
虽然上述记载表明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郊区市镇人口有迅速的增长，但是仅仅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仍然不可能全面了解市镇人口的变化情况。因此这里我们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探讨。这种方法即：以除去苏、杭、宁三个大城市后的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下限，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为上限，来推算苏州地区（吴、长、元三县）的城市化水平。这样做的理由是：即使除去府城居民后，苏州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属于江南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份之列，其城市化水平肯定高于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93）。之所以选择吴江县作为参照的原因，一是据现有的材料，只有吴江可以作这样的数量估计；二是吴江也是苏州府属县，又毗邻吴、长、元三县，各方面的情况彼此相差不甚远。但是由于吴、长、元三县的城市人口有很大一部分住在府城内，因此除去府城居民后，这三县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吴江县（94）。因此，这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水平，应当在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与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之间。下面就此进行分析。
（1）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按照我的估计，除去苏、杭、宁三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总水平，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分别约为9％和15％（95）。
（2）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曹树基用明初吴工人口数字和3.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出崇祯三年（1630）前后时吴江县城市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11％，略低于他对扣除府城人口后苏州全府县城及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11.5％）的估计（96）。到了清代中期，依照刘石吉对乾隆九年吴江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所作的估计，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5％（97）。换言之，在这三个世纪中，吴江县的城市化程度提高了1.7倍。
（3）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以除去苏、杭、宁三个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为下限，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为上限，那么可以得知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即吴、长、元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水平），明代后期应在9-11％之间，在清代中期应当在15-35％之间。如果取其中数，那么明代后期当约为10％，清代中期则当约为25％，即分别约为吴江县相应水平的90％和70％。这个估计距离实际情况应当不会太远。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估计，那么在这三个世纪中，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1.5倍。
（4）苏州郊区市镇人口估计：明代后期吴、长、元三县的人口总数不详。曹树基估计明初人口约为60-66万口（98），按照明代江南的人口增长率，到了1620年时应为86-94万（99）。而从当时的一般描述来看，苏州人口应当偏于曹氏估数的上限，再考虑到这三县有不少外来人口居住，姑以100万计。除去府城人口约50万，尚余约50万。依照上述10％的城市化水平，市镇人口总数大约5万。道光20年这三县共有居民300余万（100），其中府城居民为100余万，郊区人口约200万。依上述25％的比例计，可知市镇居民总数约50万，亦即比明代后期猛增了9倍。
（三）苏州新增城市人口的来源
在研究明清苏州城市人口变化的时候，一个重要问题是增加的城市人口来自何处。依靠现有的人口史料，我们无法得知明清苏州城乡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方面究竟有多大差别。如果没有很大差别，那么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就是因为外来人口移入城市所致（101）。因此是否有大量外来人口移入，就成为判定明清苏州城市人口是否真有明显增加的关键。
明清苏州府城人口的增加，颇大程度上是依靠从较远地方来的移民。据可靠的记载，康熙末年“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102）。这些工匠主要来自数百里外的江宁、丹阳，“孑身赤汉，一无携带”，“食力糊口，俱系愚民”（103）。到了雍正初，苏州府城的“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104）。府城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乾隆时府城有纸匠800人，都来自江宁、镇江；冶坊工匠则多为无锡、金匮两县人（105）。玉器工匠原来主要是本地人（后称“苏帮”），但清代中期有大批南京玉工迁入，称为“京帮”。其人数颇多，与“苏帮”不相上下（106）。而苏州府城的制烛业，则几乎完全由绍兴人把持。外地商人侨居苏州府城的人数，其数也很大。明代后期人郑若曾说当时在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107）。而乾隆《吴县志》更说“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燕齐楚晋百货之所聚，则杂处 闠者，半行旅也”（108）。府城的阊门一带，更是外地商人集中的地方。《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说：“吾苏阊门一带，堪称客帮林立……如鲜帮、京庄、山东、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温台州帮……长江帮等等，不下十余帮。”（109）其中仅是聚居于南濠一带的福建客商，人数就多达万人以上（110）。因此在府城中各种外地移民的总数，当然很大。
郊区市镇的情况可能与府城有所不同。从江南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不少工商业市镇中也有很大数量的外地劳工和商人（111）。但是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尚不能得出苏州郊区市镇的情况也如此的结论。对于苏州郊区市镇而言，更可能的情况应当是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周围农村。如后所述，苏州府城工业与郊区市镇工业形成了一个产业分工体系，而市镇工业处于这个体系的下层。由于这种分工，市镇工业可以主要依靠本地的人力资源，而无需引入具有更高技能的外地劳工（112）。
由上可见，在本文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人口数量增加颇大。首先，郊区市镇人口与府城人口合计，明代后期这三县的城市人口总数55万以上，占总人口的一半略多；清代中期增至150万以上，也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两个比例虽然相近，但是城市人口的总数却增加了近两倍。其次，虽然从绝对数字来说，府城人口增加了50余万而郊区市镇人口只增加了约45万，似乎二者增加相差不多而府城还略占上风；但从增加幅度来说，市镇人口增加了9倍而府城人口只增加了1倍，亦即前者的增加速度远快于后者。在此意义上而言，郊区市镇人口的增加对苏州城市人口的增加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