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还原李鸿章派盛宣怀来鄂办矿及其改变初衷，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采煤的区位决策过程，并比较湖北大冶、荆门等地与直隶开平一带的地理条件，揭示了中国内部各种自然－人文因素，如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文化背景等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与发展之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工业区位选择这一新的视角，对光绪初年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之原因作了新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及所呈现出的地理特征错综复杂，尚有赖学术界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
关键词：工业区位 李鸿章 盛宣怀 湖北矿业
近代工矿业的建设离不开特定的地理位置，企业的地理区位对其生存、发展均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遗憾的是，对于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进程中的区位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迄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光绪初年，李鸿章派盛宣怀来湖北兴办矿务。李鸿章初曾对此寄予厚望，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李鸿章却放弃了湖北，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湖北工业化步伐因之停滞了近十年。对李鸿章等人这一区位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揭示与探究，无疑为我们切入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案例。
湖北近代煤铁事业发展受挫的原因何在？主事者盛宣怀本人后来曾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过不同的解释，共有交通不便、“运道艰难”[②]，“经费短绌”[③]，“风气未开”[④]等三种说法。历史学者对此的看法亦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当时洋务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官办或官督商办，存在严重的弊端，这是新式矿业在甲午战前产生之后，一度获得发展旋又趋于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⑤]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当时主事者“在矿址的选择上缺少科学性”；所聘“矿师不佳，浪费资金”；“经营活动偏离办矿宗旨”等因素导致了湖北煤铁矿停办。[⑥]也有学者归因于主事者不曾处理好当时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⑦]
这些说法固有其合理性，但仍不够充分。当我们将当时湖北办矿情况与直隶开平相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二者都是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推动下兴办的，起初李鸿章对湖北煤铁事业的重视程度远在开平之上。开平煤矿在创办过程中所遇到而必须克服的交通困难、社会阻力（包括官方和民间）及其所需投入的资金均较湖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就企业管理体制而言，开平为官督商办，湖北则经历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等不同的阶段，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企业内部均无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二者的命运迥乎不同：开平最终得到了官方和商人支持，不断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并进而带动了当地的铁路、港口和码头建设的近代化进程，而湖北煤铁事业却中途夭折，丧失了这一宝贵的发展机遇。显然，上述各种看法均不足以解释这一结局。
笔者认为，追溯并还原李鸿章等将发展近代煤铁事业的重点由湖北转向开平的区位决策过程，剖析造成这一区位选择结果的影响因素，不特可以进一步解释此次湖北兴办煤铁事业受挫的原因，而且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及其地理特征大有裨益。遂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 来鄂办矿之初衷
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对华殖民侵略的加深和中西交通的日趋频繁，西方国家来华军舰、商轮日益增多，为了获得廉价的燃料，西方殖民者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攫取在华开采煤炭的权力。西人企图染指的地区，首先是我国台湾鸡笼（今作基隆）等沿海地区煤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内地的煤炭资源也日益受到重视。1868年，西方侵略者趁议定修约的机会，向总理衙门要求开采“京师之西山、长江之两岸、山东、粤东产煤之处”。[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洋务运动日益展开，洋务派兴建的轮船、制造等厂局对煤炭的需求量逐步上升。当时国内土法开采的煤炭质劣量少，并不适用。而进口洋煤价格日昂，漏巵日甚，且一旦中外有事，又恐外人挟制。因此洋务派也开始考虑用西法开采煤铁各矿。
1874年，清廷筹议海防，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煤铁矿以济军需，得到清廷允许，奉旨于直隶磁州、台湾试办。[⑨]不过，李鸿章等的眼光并未局限于磁州、台湾二地。在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中，就曾提到要在南省滨江、近海等处设法试采煤铁。李鸿章还密令盛宣怀访查国内煤铁产区。[⑩]光绪元年（1875）六月间，盛宣怀奉命抵达湖北广济一带察勘。不久，李鸿章、沈葆桢及湖北巡抚翁同爵会奏清廷，派委盛宣怀赴鄂设局，勘采煤铁。自光绪元年（1875）盛氏来鄂办矿至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下令裁撤荆门矿务局，这次办矿活动历时七年，涉及到鄂省长江沿岸许多州县，是湖北有史以来第一次近代自然资源勘探活动，也是湖北发展近代工矿业的第一次宝贵尝试，对湖北后来的工业化运动发生了深远影响。
清廷上谕原本决定在直隶磁州、台湾试采煤铁，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负责。然而，李鸿章、沈葆桢等为何要派委盛宣怀来鄂省开采煤铁矿？
这首先是因为李鸿章等当时对开采磁州、台湾等地煤铁矿的前景并不乐观。在他们看来，“磁州河道行远，煤质累重，转运多艰，大约将来只能舍煤取铁。台湾则重洋运艰资费，尚虑难敌洋煤。似不如先就南省滨江之处择地开采，简便易举。”与之相反，他们对于在鄂办矿的有利条件则有充分的认识，甚至作了过高地估计，并对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认为，“湖北广济县属阳城山一带产煤甚富。……且该山滨江，转运既便，其地属官亦无阻碍”。因此，“拟在阳城山开设煤厂先行试办。”[11]次年正月，李鸿章写信给盛宣怀，勉励盛宣怀“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并说：“大才素精会计，谅必有胜筹妙算，不奢不刻，握定利权，若使四方皆闻风取法，实所企盼。”[12]表明了李鸿章对在鄂办矿的高度重视。盛宣怀十一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得更加透彻。他说：
兴（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引者注）、济（广济县，今湖北武穴市，引者注）两岸随在皆煤，而苦于向未开挖，实非台湾、衡州、乐平等处土法已开挖数十百年，驾轻就熟之可比。职道明知其难而为其难，不过谓武穴一隅，民向不资以为生，则官为开采，不夺其生计，较胜于乐平者一也；民情虽亦浮动，尚堪动之以利，结之以义，用洋匠设机器，不致决裂，较胜于衡州者二也；武穴实为吴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悦远来，相率观法，安知乐平、衡州以及江皖等处不闻风兴起，为海内开风气之先，较胜于台湾者三也；滨江一水可通，轮船径运上海，无须火轮车路，无须开浚河道，较胜于磁州、开平者四也。[13]
有证据表明，李鸿章当时不仅期望在鄂采煤获得成功，他对在鄂开采铁矿，冶炼钢铁亦寄予厚望。他曾告诉盛宣怀，湖北历史上有不少著名铁冶，“阁下所办皆昔人采铁故处，以洋法炼铁必无矿少之患。”[14]
可见李鸿章、盛宣怀等选择在湖北开矿，并非随意之举，而是经过了同直隶磁州、开平、湖南衡州、江西乐平、台湾等当时主要产煤地区的反复比较、权衡之后，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很明显，他们以为，在鄂办矿不仅可以尽快获取成功，解决津、沪等地机械制造厂局及轮船迫在眉睫的燃料供应问题。还可以利用湖北有利的地理位置，“为海内开风气之先”，使得其它地区“相率观法”，“闻风兴起”，促进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他们看来，湖北当时发展近代煤铁事业的地理条件极为有利。
其一，湖北省有长江黄金水道可资利用，交通运输较磁州、台湾等地便利。磁州位于今河北西部，在那里将矿产运到天津须通过陆运，在开平办矿则需修建铁路，均不若湖北利用长江水运便利。当时洋务派所举办的制造、轮船各局主要集中在津、沪地区，台湾鸡笼煤矿虽靠近海峡，运输却极不便。在当时，“基隆煤矿所生产的煤炭，要从八斗煤井运到基隆煤栈，在未建铁路交通之前，只能依靠水运。矿务局又拒绝使用汽船拖拽煤船运往基隆，宁愿承袭当地落后的运输方法，用旧式驳船借助风力行驶，其理由是防止洋商援例在台湾沿海行驶轮船。然而煤港相对于基隆的位置而言，恰好处于逆风地带，一年中约有半年时间因逆风阻挡，使驳船不能顺利航行。”[15]从基隆将煤炭运往津、沪等地也很不容易。
其二，社会阻力相对较小。一方面，当时打算开采的湖北广济县属阳城山煤矿原属官地，不会与民间发生土地纠纷，故较少阻碍。另一方面，就民风而言，湖北民风既不若湖南那么剽悍有力，又不若直隶那么顽固保守，相对而言，湖北民众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不若湖南、直隶那么强烈。
这里有必要联系李氏在直隶磁州办矿失败的经历予以说明。李鸿章中止开采磁州煤铁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的社会阻力太大。不仅在当地激起民变，而且在朝廷也遭到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譬如：当时通政使于凌辰在一份奏折中即称：“兹闻直隶磁州地方用洋人机器并杂用洋人，以致民心积怒，群情汹汹。夫众怒难犯，强为抑遏，必将激成事端，天津前案，足为殷鉴。……请饬下李鸿章，磁州煤窑只可令吾民自行开发，所用洋人机器全行一律停止。”[16]可见：直隶是满清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顽固守旧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兴办近代煤铁事业所受到的阻力之大，远非内地所能相比。当然，盛氏在鄂办矿也难免会遭到当地一些守旧官绅与民众的反对，但反对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都不高，而且李鸿章、盛宣怀曾经在鄂做官、办事，并与现任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翁同爵关系密切，办矿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合作，所以受到的阻力要比在北方小得多。
其三，则是因为湖北位于中国中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兴办近代工矿业,可以凭借湖北有利的地理位置扩大社会影响，“为中土开风气”，“使四方皆闻风取法”（上引李鸿章信中语），促进国内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仅李鸿章这样勉励盛宣怀，盛宣怀当时亦有这样的认识和抱负。
显而易见，李鸿章这次派盛宣怀来鄂办矿，其用意是比较明确的，也是相当深远的。
二 “移南就北”
然而，事情并未按照李鸿章等预先设计的方向发展。
随着各种内外条件的变化，李鸿章等办矿之重点，逐渐从湖北转移到直隶开平一带。最先对于在鄂省办矿发生动摇的，恰是奉命主持鄂省煤铁事务的盛宣怀。
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夏天，盛宣怀在鄂办矿的态度就已开始动摇，而流露出“欲改赴直隶开平举办”的打算，[17]并企图寻觅替人，及早从湖北脱身，以便可以在直隶担任实缺关道。[18]李鸿章对湖北犹寄予厚望，又担心中途而废，遭受清议指责，因此没有应允。七月初八日，李鸿章在给盛的一封回信中极力勉励盛氏“知难而不退，见害而不避”，[19]耐心在鄂开矿。
八月初一，受李鸿章之嘱，李氏的重要幕僚，时任天津海关道的黎兆棠，写信力劝盛宣怀继续坚持在南省办矿。黎氏函中云：
再，早间衙参，谈及易州琉璃河煤矿。伯相（指李鸿章，引者注）以逼近京都，恐滋物议，事难举办。弟因详思北地用洋法开煤颇多窒碍。缘洋法开采每日可取煤数百吨。北地山路固多辽远，河道亦难畅行。即用驳船转运，为数无多，恐难敷运；即能敷运，而冬三月封河，其煤即已滞销。计百日所取数万吨之煤，何处堆存？此河道之难也。即使大有兴作，用铁路直达天津，而海舶已停，即到天津，亦难销售。此海船之难也。若为本地过冬之用，所售无几。若停工不挖，则矿水浸灌，明年举办费用转多。加以北洋三口，不能照台湾减税，而运道之费较南省倍增。万一南省开采有窑，即不能绳商人舍贱而买贵。故历来筹议北地开煤，俱不敢妄赞一词。伯相谓所筹颇为近理。属函致台端酌核。[20]
八月初二，李鸿章本人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
荆、宜、施所属矿产极富，若由矿师查勘明确，耐心在彼开采，当不致又无把握。直隶开平矿产，去岁景星履勘，煤质中等，陆运价昂，现尚未经筹办，欲俟阁下在鄂开采有效，庶开平仿办亦易。若湖北奏办数年，竟以毫无成效，改而他徙，则多谋少成，适足以贻局外之口实也。……易州陵寝所在，固未便妄议。开采西山，切近京师，其称第二煤层，距琉璃河四十里，即是房山县境，为西陵龙脉来源。土人自开供京外之需，相习已久，若用洋法，必骇物听。开平之矿陆运一百数十里，骡价车脚每墩需银二、三两，又由芦台下船来津，统计约四两之谱，津关出口税亦重。西法取煤每日所得必旺，橐驼、驴、骡载运有限，大概必需铁路，次则马车路。昨与景星核计，利益无多，尚在迟疑。若果鄂中无可开采，尊处洋师、机器并欲移办开平，即由执事自与景星函商定议可耳。[21]
显然，李鸿章等此时对开采直隶开平一带煤矿的态度仍相当谨慎。其原因有三：第一，北方等地靠近京都，社会阻力太大；第二，运输不及南省方便，必须修筑铁路。这不仅成本过巨，在当时还易遭受守旧势力的阻挠。第三，北洋三口，运煤出口厘税颇重，不若湖北，业经奏准照台湾例减税。[22]第四，湖北勘察尚在进行，李氏仍以为“荆、宜、施所属矿产极富”，在鄂办矿成算较大。
不过，盛宣怀移南就北之企图并未因李鸿章的反对而消失，有迹象表明，他反而加强了这方面的活动。十二月初八日，有人从上海给盛宣怀写信，力劝盛氏“弃鄂省而北行”。信中说：“据来信并景星谈及开矿一事，维有北省多且美，且有伯相可靠，弟思之亦以为然。老兄若弃鄂省而北行，易于成功，况吾兄系直省之官，地方断无掣肘之理，未识高明以为何如？”信中还向盛透露唐廷枢在上海招商股的情况，“现在光景总以广帮、丝帮为最殷实，而粤人信洋法者尤多，故唐景星开平招股一到沪时，招之即来，此地已集十余万矣。”[23]显然，此人已看出了在北方办矿的三个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一，煤矿储量大，质量佳。第二，政治上有李鸿章作靠山。第三，筹集资金方面，得到了粤商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盛氏寻找替人，从鄂省脱身以便担任实缺关道的秘密策划也在进行之中。[24]
此后，随着开平煤矿的近代勘探和筹备工作日益取得进展。而湖北煤矿的勘探结果却不太令人满意。加之盛宣怀的积极活动，李鸿章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
光绪四年三月下旬，盛氏根据郭师敦的进一步勘探结果及其建议，向李鸿章提出了在鄂开办煤铁矿，冶炼生铁的方案。”[25]结果未被李接受。四月，由李鸿章奏明，盛宣怀被委“驰赴河间府会督妥筹赈务”，[26]此后盛进一步筹划所谓“脱身之计”。八月上旬，盛禀报李鸿章，一方面声称 “职道时有别项差委事件，南北纷驰，未能专顾矿务。……事关富强大局，亟应遴派干员坐驻矿场，专心总理。”并建议李鸿章另派李金镛、周锐等为该局总办、会办等职。[27]这一建议很快被李鸿章采纳。盛宣怀自己则趁机待在天津，不顾洋矿师郭师敦的反复敦促，迟迟不肯回鄂。[28]
光绪五年正月间，李鸿章在致盛宣怀的函中指出，“荆煤单炼生铁恐无销路，兼炼熟铁难筹巨本。……但虑煤铁相去过远，水脚成本既重，未必获利。”并说，“荆门煤矿第一、第三签煤层仅二尺许，究嫌单薄。郭师敦言煤路广坦亦可开挖，惟煤质虽佳，轮船不甚合用，终虑未能畅销耳。”[29]显示出其对在鄂办矿的前景已不再乐观。二月份，他向盛宣怀进一步表示，鄂中矿务“煤层甚薄，运道甚难。尊意须俟该矿师与委员等将出矿煤本与运沪水脚银包定，始决计专开煤矿，暂缓冶铁；若竟无把握，恐贻后悔，拟即禀请撤退洋人。审度情势，只有如此办理。”[30]表明李之态度已基本上与盛宣怀一致。四月，李鸿章以经费困难，拒绝拨款开办鄂省煤铁矿，建议盛氏“招商开办”。[31]
光绪五年十月，盛氏经李鸿章奏准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随即架设津沽电线，开始筹办电报事业，[32]终于如愿以偿地从湖北脱了身，并成为大权在握的实缺官员。
由于李鸿章已不再支持鄂省矿务，后来盛宣怀等又不曾招集到充足的商人资本。矿局只好用土法采煤，所须成本虽少，其难度却更大。首先是交通运输困难无法解决，煤炭转运维艰，造成成本过重。[33]其次是税收变得更加繁重。[34]最后，办矿在地方所受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光绪七年七月，该局因税收事与荆州知府蒋铭勋结怨，[35]蒋氏禀告李瀚章，指责矿局在沙市垄断煤炭市场，“专利困民，大有窒碍”。[36]李瀚章在致李鸿章的函中又进一步指责其“上损国税，下碍民生，而于洋煤无毫末之损，于公亏无涓滴之益”。[37]李鸿章遂严令盛宣怀“即将该局裁撤，免再糜费”。[38]
